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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中心，是中国实现全球性崛起的基础也是结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其中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大有可为。建好高校区域国别智库，恰当的评估体系是重要一环。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首要身份是智库，必须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区域国别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工作要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应与外国语言、世界历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等领域有适当区分，突出“精深”。高校是其存在和发展的语境，其运转应与高校的主要任务相衔接，把人才培养与智库工作统筹起来。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智库 高校 评估
16世纪以来，西方无论是在殖民主义阶段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直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研究世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当时来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商船，运载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知识和情报。”
他们也正是用这种知识和信息的落差，奠定了此后五百年“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二战”后，美国一改“孤立主义”的做派，开始尝试主导世界格局，区域国别研究也同步开展。当今许多耳熟能详的美国学者的知名著作，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查尔斯·曼恩的《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等，许多都可以归为区域国别研究。在拉美研究、东亚研究等许多领域，美国至今依然保持着优势。从以上历史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与大国崛起密切相关，越是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它越是活跃——这是一门“大国学术”。
日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自然也需要这样的“大国学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变革，是以‘求知识于世界’为一项前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获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多次在党中央重要的文献中出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中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这既是对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宣言，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与意涵。
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来看，大学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据不完全统计，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9月成立俄国研究所，耶鲁大学1947年组建东南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1948年2月成立俄国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1948年创办南亚研究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48年成立斯拉夫研究所，康奈尔大学1950年组建东南亚研究中心。
自2011年以来，教育部多次从高等教育顶层设计方面支持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十年来成效显著。
从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来看，科学的评估，对于教育工作不断完善自身和持续创新，都是大有裨益的。从学科评估、“双一流”评估等工作的成效来看，“评价”不仅为“建设”提供了标准，客观上也是“建设”的推动力。
“评价”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从以“评价”推进“建设”的目的出发，评价指标如何构建很重要但不是根本，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评价能否围绕最初的设计目的，即评价是否能帮助特定某项工作守“初心”。当前各类评价工作的常见问题是，指标设计高度“内卷”，精力分配方面对“初心所向”关照不足。非但未能守“初心”，反而使工作“分心”。智库工作的评价，国内还处在探索阶段。一些高校智库的评价工作借鉴了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的思路和模式，但是智库工作与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差别比较大，评价模式必然不能套用——如此评价非但不会推动“建设”，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高校的智库评价体系，需要“从头开始、有所借鉴”。所谓“从头开始”，就是评价体系的设计要有问题意识，应回到智库设立“初始之问”。智库与智库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各有特色，特色智库的评估体系不仅要回答作为智库的“初始之问”，也要回答作为专门智库的“特色之问”。所谓“有所借鉴”，是指可以吸收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工作的经验，有选择地“搭建”在智库评价体系之中。具体到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其评价体系不妨从以下三方面思考。
智库是知识界服务国家决策的重要平台和主要形式。党中央很早就提出，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智库就是为中央决策汇集意见、提出建议的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示智库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专门的意见。“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已经超出了传统经验甚至传统理论的解释能力。同时，中国正日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角色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本身。“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入调整期，这是世界历史近五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新趋势。”
在变动的时代，经验的效能大为衰减，新知的需求明显提升——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智库来提供决策建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在美国当代历史中，许多重大决策的背后都有知名智库的影子。从内在的发展需要和外部的发展经验两方面来看，智库的评价，必须坚持“决策导向”。智库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其研究解决的是不是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各级党政机关急需问诊的问题，当然更要看研究成果最终转化为决策的效果如何。
坚持“决策导向”不意味着“唯报告论”。咨政报告的实践属性鲜明，但是文章深处还是要有比较强大的基础研究提供思想保障。智库评价当然应把决策支持摆在第一位，但是并不能忽视学术成果和基础研究的分量，也应给予适当的权重。智库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这是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的工作，需要问题导向，也需要学术支撑。正所谓，智库汇聚着问题，学术蕴藏了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坚持“决策导向”也不意味着“唯批示论”。从决策的过程来看，获得批示的报告当然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但是同主题的其他报告也有丰富情报、延伸思考、完善决策等方面的价值，不能忽视。而且，批示的形成，也有酝酿和思考的过程，这可能就来自其他报告。从内参的工作机制来看，能够直接原文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少之又少，大多数成为部委综述型报告和内参的一部分。能直接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当然非常有价值，为部委综述型报告、内参提供素材也很光荣、有意义，都是服务中央决策的工作，不应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中央某内参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业务交流时曾说，欢迎报送高校学者有助于决策的观察和思考，虽然不一定能直接报中央，但是对于提升决策支持报告的整体质量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智库是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从美国战略研究的经验来看，注重论证的学术风气与偏向咨询的技术性建议，一直共存。
从智库工作的实践来看，学术与咨政，二者统一在智库工作之中。从中央的要求和工作的实际来看，智库要写好咨政文章、学术文章、媒体文章，分别对应决策支持、学术研究、交流传播三项职能，咨政是其中为首的一篇大文章。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深刻理解扑面而来的外部未知世界。区域国别研究致力于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与我有关的重要情况和发展趋势，特别是涉及战略和交往的关键问题，是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基础。如何使中国获得关于世界的充分知识，并成为世界的知识生产中心，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任务。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近亲是外国语言、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不可否认，语言提供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工具，历史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从研究议题的覆盖面上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政治及其相关学科的关系最为紧密。关于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已有不少文献做了分析，普遍认为二者存在交集但是又有显著不同。有的观点指出，国际关系研究旨在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旨在对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强调“个性”。
有的观点认为，区域研究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学术、政策和社会的认可，首先要融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
有观点提出，区域研究更关注特定空间内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而比较政治学更倾向于超越特定的区域而得出一般的归纳，这种共通和差异之处决定了两者互鉴和融合的必要性。
笔者基本赞同以上观点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政治相关学科关系的论述，认为它们之间应该多对话、多融合、多借鉴。但是笔者从国家决策需求的角度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对一国一地区的全描式研究，更能适应当前我国日益精准化对外交往需要，这是国际关系、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等学科不能比肩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对于国际关系面上的知识和世界主要大国的知识已经比较充足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成机制。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国际影响力不高，但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甚至能够影响中国的战略。对于这些国家的深度知识，我们还比较欠缺。换言之，说中国关于区域国别的知识“绝对匮乏”是言过其实，但是不够精细、不够精深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必然要求对一国一地区的了解要全面，不局限于文化、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主要关注政治和经济，拓展外延时也会关照文化。但是这些知识不能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等深入的国际合作，例如我国对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需要关照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纠葛、地理风貌等更细致的问题。这是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
其次，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必然要求对一国一地区的分析要横纵结合，既关照当前，也了解历史。历史研究的意义毋庸多言，它不只是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更提示了当下的由来和未来的线索。事实上，关于一国一地区当下的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此有颇多建树；关于其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则比较关注。只不过，关于当下的研究和关于历史的研究，分散在两个学科，没有在学术和咨政方面形成协同效应。区域国别研究则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交叉地带，自然相较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对一国一地区的研究更加精深。
最后，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必然要求对一国一地区的调研要兼顾巨细，善于见微知著，做出预测性判断。笔者在社交媒体的跨国使用研究中发现，2010年前后北非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如果从社交媒体动员机制的中观层面来看，“革命行动”带有偶然性。许多关于“茉莉花革命”的叙事中，也在强调这种近似于“蝴蝶效应”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扎根于当地文化国情和社情民意，也许就能看到动乱必然性的“青萍之末”。突尼斯长期的政治腐败问题、被限制的宗教自由、经济垄断导致的就业问题以及外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虽然都不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原因，但是综合起来预言了“茉莉花革命”的发生。
国际关系学早已走出了靠《参考消息》上课的早期阶段，已经拥有了较为独立的问题意识、学术范式、思维方式和学科体系。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更为精深的研究，当然不能仅依靠阅读英文书或英文报纸，必须有实地体验作为支撑。“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
区域与国别研究，要做好扎根研究、交叉研究、历史研究三个方面，即扎根当地风土、交叉多学科思考、关注历史传统，以中国的立场、当地的视角，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储备和学术基础。所谓扎根研究，既是说在方法上借鉴社会学的扎根理论，从实践经验中发展理论，也是说要有扎根当地、抽丝剥茧的精神。“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
所谓田野研究，强调通过研究他国问题来反观“本国问题”，即研究外国也要有中国立场。所谓历史研究，是指打通区域与国别的横截面与纵切面，从历史文化与当前社会结构两方面寻找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
对于区域与国别智库质量的评价，必须要看关于区域与国别的研究是否精深，而不是浮于表面、单纯以量取胜。换言之，各类数据指标的重要性，应适当让位于影响力、咨政价值等不易量化的评估维度。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在做智库，必然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高校从事智库工作，资料方面不如政府部门新、全，研究力量的总体实力不如专门的科研机构，但是在人才接续性方面的优势也是政府和科研机构难以比拟的。发挥好高校智库这一优势的关键，在于坚持“育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总书记围绕这一使命任务在北大向全国大学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三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在智库成为国家发展重要需求的今天，高校智库工作也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更要涵育学生的国家立场和爱国情怀。
一方面，应把高校区域国别智库与育人工作融合情况纳入评估。智库连接着理论与实践，以坚持问题导向为特色，是学以致用的得天独厚平台。同时，智库工作必然要求关注前沿问题与热点现象，区域国别智库关注的问题涉及国家发展和民族凝聚，若立场正确、方法得当，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可以通过探索和试点，建立“学-研-智”一体的教学改革方案，在教学中引入智库所关注的问题，鼓励学生围绕问题开展研究，通过智库渠道报送高质量的成果，以成果反馈作为教学激励，实现课程育人、科研育人、智库育人三者相统一。也可以推进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开设通识性课程，介绍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性知识，在其中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激发学生投身区域国别研究与对外文化交往的兴趣。以上工作成果，或者哪怕仅仅是探索，也应视为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成绩。
另一方面，应把高校区域国别智库人才培养质量纳入评估。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研究成果，也在于培养能够参与各种形式国际交往的人才。有观点将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归纳为“三个一”：一手资料、一线人才、一手人脉。
美国的区域国别智库主要分布在高校，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前，中国教育部正在大力推进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高校区域国别智库正好可以借此机缘发挥综合优势，拿出一流成果的同时培养一流的国际交往人才。有鉴于此，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评估体系，应对高校这一语境予以充分的重视，在教言教。在这方面，教育部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已有比较成熟的做法，为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工作成效评估提供了更高的起点。
当前中国急迫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恰当的评估体系的意义，不亚于区域国别研究本身。评估是推动建设的重要力量，评估本身也需要不断根据实践的需要调整和发展。这是评估之所以为一门科学的原因。不能苛求高校区域国别智库评估甫一登台就是不可挑剔的，这必然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无论是指标的调整还是重点的变化，高校区域国别智库评估还是要紧扣高校、智库、区域国别研究这三个关键词，以这三方面的特质为导向，方能不离以评估促建设的初衷。
作者简介：靳戈，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办公室主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