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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建构为核心内容的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日益成为推进中非全方位发展合作关系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新动力，其对保障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日显突出。应该说，相对于政治交往与经贸合作，普遍性的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全方位的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在推进对非合作与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机构与专家学者，可以发挥特殊的功能与作用，成为推进中非共享知识体系建构与人文交流互动的重要力量，这要求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管理参与者、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从战略的高度深入研究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推进路径，并努力付诸具体可见的实践过程。
关键词： 人文交流 中非关系 战略价值 实践案例
2020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20年来，伴随着中非政治往来与经贸合作的深化，中非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体育、旅游、民间组织等各个领域的交往合作也不断推进。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其中明确将实施人文交流行动计划列为八大行动计划之一，提出中方将与非方深化文明互鉴，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等。这些创新性举措，具有面向新时代推进中非战略合作走深走实的特殊意义。而事实上，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双方在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都获得了意义重大而有力的推进，它为中非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动力与平台，也开拓和引领了中非合作的新方向。
推进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是一项系统长期而复杂的战略工程，需要宏观性的战略引领、务实性的政策支持、超越性的理论支撑、针对性的实践操作等各方面的通力配合。从目前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上来看，中非双方要实质性地推进这一知识与思想的交流进程，我们必须从一个开阔的世界史视野来深入把握中非双方各自文明或文化的民族特质与演进模式，而提升中非双方学术界与智库界的交流与理论合作和研究水平，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前提与基础性工作。
知识与思想的意义，文明与文化的价值，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是不言而喻的。文明与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体系与情感世界，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价值理念、精神遗产与思想体系，承载着各民族的心灵生命及其延续发展的精神根基。国家之为国家，民族之为民族，不仅是因其有疆域国土需予守护开发，更因其有自身的文明、文化与历史传统需传承光大。那些经久流传的本土知识与悠久思想、文化传统与文明精神，因保留了国家与民族的古老情感与遥远记忆，而得以让每个国家和民族虽历无数风雨而能命脉不断，经重重磨难而可复兴再生。
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文明或文化，因其有地域之属性、民族之精神而会有明显的差异与个性。唯因存在差异性与个性，也就有了各国各民族进行知识共享、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必要与可能。透过与他族他国的接触与交流，人类方得在“我与他”之关系对比中发现自我、认知他者，并由此汲取他者文化文明之精华，丰富自身文化文明。因而，历史纵向上的传承光大，地域横向上的吸收扩散，构成了古往今来人类文化或文明演进的基本形态。可以说，文化文明既是人类相异相别的原因，也是人类相通相联的基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漫长演进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因在地理上天各一方，历史上形成的文明或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巨大差异。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都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皆以自己的方式创造过特定时空内的区域文明，产生过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并在许多时候与许多领域影响过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演进走向。由于地理上相距遥远，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在历史上的直接交往与相互认知并不容易，较之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历程，中非双方间的文化文明交往的发生发展相对晚近，然而，从世界文明交往史的角度上看，整体形态与精神气质具有巨大差异的中非两大区域性文明，一旦相遇并开启跨越大洋的对话交流，必然会带来特殊成果，引发深远影响。
回顾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交往史，古代中非间的往来也曾一度繁荣。公元10—16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兴盛并与东亚中华文明相遇后，形成了一个“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处于这一商贸文化圈东中西广阔地带的传承了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东非阿克苏姆文明与斯瓦希里文明的众多国家与民族等，都程度不等地参与其中。
事实上，中非人文交流早在唐宋时期已出现，元明时达相当规模，14世纪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抵达东非桑给巴尔岛
，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考察
。15世纪初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四次抵达东非沿海，至今桑给巴尔王宫博物馆仍藏有郑和远航图。
历史上，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因保留众多中国瓷器而被称为“瓷器海岸”，明代彩绘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已对非洲地理做出绘制。
可见，中非的交往在早期就将彼此纳入各自的域外知识体系，尝试建构关于人类世界的真实图景，这在世界文明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兴起并在全球殖民扩张，中非间直接的人文往来逐渐沉寂，在被迫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后，双方在外部支配下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间接交往。进入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后，中国与非洲面对西方的殖民压迫，互相发现对方具有相似的身份与时代角色，怀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发展主题：反抗殖民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构新兴国家、复兴传统文明、推进国家建设等。这些历史使命赋予中国与非洲相通的现代政治属性，从而跨越原有文明形态差异而建立起一种现代意义的文明交往关系，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总体格局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
一百多年来，中非双方的人民在承受现代变革压力的同时，也在努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加强交流互鉴，探索自身现代发展，而逐渐参与全球现代文明的塑造过程，开拓出人类现代性的新内涵与外延。
与此同时，中非探寻各自文明现代复兴与合作的持续努力，也在改变世界文明交往的基本格局与国家关系基本形态，从“单向度的”“中心支配边缘的”不平等世界文明体系，逐渐转向“多向度的”“网状平等的”多元文明平等交往、合作发展的新世界体系。今天，世界历史的变革动力日益来自人口更为众多、地域更为广阔、文化更为多样的非西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推进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的开阔世界背景与时代基础。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思想引领。”
从开阔的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非人文交流的意义是寓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之中的。它将不仅促进中非文明复兴，加强中非合作发展，还将从思想源头上推进中非人民更积极主动而自信地参与人类现代性的二次建构，诠释人类现代性发展的文明史意义，丰富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构与基础。
进入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标志着中非文明交往进入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的内容快速扩展、影响日益扩大、前景更趋广阔，双方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非人文交流由此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其广度与深度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为中非合作与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非合作关系包含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这三者的关系，多年前笔者就以“鱼塘”喻之。
形象而言，政治互信如池塘，经贸往来如塘中之鱼，人文交流就如池中之水；若无稳固池塘，若无源头活水，鱼就长不好、长不大。池中之水虽不能卖钱，却是滋养鱼长大成活之关键。可见，政治、经济、人文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支撑，中非合作关系才能在稳固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
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复兴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更充分发挥了善于吸收外部世界先进文化的传统优势，在许多领域主动汲取外部世界的先进知识与思想，获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40年多，未来一二十年，中国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规模的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将对全球既存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已高度融合于外部世界，这使得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与外部世界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结构，在此背景下，观念与文化、思想与知识的内外互动交流也将日益频繁、紧密而重要。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时代的变革更要求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创新性地重新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思考中华文明如何在往昔基础上开创新的发展前景并进而影响外部世界的未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非双方努力以文明和文化的力量，突破现有国际环境的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打开知识共享与文明交往的新局面，将为中非双方开辟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不仅推进中非双方现实发展合作，也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发展资源、发展平台与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与努力方向。
第一，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应该努力创造中非发展合作所需的人文环境与社会基础，为当代中国构建更具政治合法性、道德感召力与文化魅力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提供特殊的国际舞台。当今各国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通过由中非文明内核驱动的中非人文交流，中国可以在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活动平台上，更主动地树立一个文明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积极形象，以此缓和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外部压力与冲突。
第二，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应该努力推进当代中华文明的世界化进程，使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形成更开阔的全球视野、更包容的文明胸襟、更多元的文化欣赏力。今日的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历史上，南亚印度文明、中东阿拉伯文明和欧洲西方文明，先后进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之进程与结构产生影响，今天热带非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也必将产生重彩华章。中非人文交流可使当代中国人能更好观察和欣赏非洲文化艺术的天然品质与本真美感，形成更全面的世界文明眼光、更均衡的全球文化视野，培养出对人类多元文化的普适性关爱情怀。
第三，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应该努力激发当代非洲知识精英群体的民族理想与文化情感，使其重新审视非洲与中国、非洲与西方、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对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与非洲发展道路选择做出更独立的思考与自主判断。当代非洲知识精英群体大多接受过比较多的西方教育，对当代非洲问题的看法也曾深受西方主流观念影响。
加强与中国在发展减贫、治国理政等人文领域的交流，能促进其更多地反思西方主流理论，探索非洲本土文化与知识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转化和提升，获得非洲发展与现代化的内源性动力与积极力量。
第四，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应该努力增强中非人民的文化自信与知识自立。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文交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领域，它将带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系列发展变化。了解和认知对方文化的过程，将会带动学术、智库、媒体各界在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利于民生改善的新领域发展，有助于双方从文明演进背景上来理解对方的发展道路选择，并据此更好地制定符合双方真实发展需要的中非合作战略。
今天，中非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新型合作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特殊观察窗口与最佳实验平台。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从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个方面，提出了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时代内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在我们看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平等对话、多元交流，汇通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范畴的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与文化体系。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我们认为中非双方的知识界与学术界应跟上时代节奏，创新学科建设，返本开新，立足中非，融通全球，双向建构“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
这两大学科的创新建构过程，必将孕育出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包括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存在一些短板
，目前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当代中非学术界应当以建设“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为契机，携手共进，有所作为，突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话语垄断，产生原创性理论与全球性思想，构建中非乃至全球共通共享的知识、话语、文化体系。
习近平指出，研究人类文明，激发创新灵感，“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
。研究非洲文明尤其应当如此，研究者只有走入非洲，置身于非洲文化场景与生活环境，才能真切感受和理解非洲文化的个性特征。虽然深入非洲大陆，领略其文明、学习其文化殊为不易，但舍此别无捷径。因此，非洲研究是一门行走的学问，当代中国学人只有长期行走非洲、扎根非洲、观察非洲，才能做好非洲研究。
区域国别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性探索活动，我们以这样的学术为志业，总该有一番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寻得一安身立命的信念并努力践行，方能向深走远。
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提道：“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
从事非洲研究，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也是如此：需怀揣温情，心怀敬意，点滴积累，持久努力。
我们知道，所谓人文交流，浅近言之，则所谓人者，仁也，爱人；文者，纹也，风采
；交者，交汇，融通；流者，流动，往来。知识与思想的共享，人文与艺术的交流，就是要实现通过丰富多彩的交往过程，推进国家间与民族间的民心相通、平等往来、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学术界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自然需知其层次丰富、领域广阔、形式多样，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将理念付诸实践。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可以说，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要义是行动与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尤其是“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10年3月30日正式启动）、“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2013年10月20日正式启动）等合作项目的出台，中非人文交流内容愈加丰富，形式愈加多元，遂呈现新特点。
下面我们以浙江师范大学创建的首个实体性非洲研究院过去十多年建设探索为例，加以具体的阐释与说明。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自2007年成立以来，以“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的“五位一体”建设发展思路，服务中非发展合作，在推进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方面主要做了十件大事
，包括构建了本硕博连贯的“非洲学”学位体系，迄今已培养了100多名中非的博士、硕士留学生，培训了4 000多人次的非洲大学校长、学术带头人等，为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人才队伍；创建了“中非智库论坛”，连续在中国和非洲举办十次大型高端论坛，提升了中国对非事务学术话语权；
形成了一支能讲好中非合作故事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的中非学者队伍，他们广泛活跃在中国和非洲学术界、媒体界、智库界；建立了“教育部中南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非影视研究中心、中非人类学研究中心、中非教育合作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出版《中国南非人文交流年度报告》，并先后策划拍摄纪录片《携手》（三集纪录片）、《我从非洲来》（六集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多语种纪录片），举办“中非影视媒体论坛”等；成立了国内首个非洲翻译馆，开展中非文献互译工程，在非洲推出英法文“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在中国推出“百部非洲人文经典译丛”“非洲儿童绘本”等经典图书；指导金华市秋滨小学建成国内首个中非基础教育艺术教育项目“活力非洲园”，编纂非洲文化艺术校本教材五种，这一成果获得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创办了国内首个综合性的“非洲博物馆”，成为面向大众传播非洲文化的立体教科书和科普基地；在金华琐园村建成“非洲国际研学村”，建立了国内首个乡村非洲文化沙龙，提升了中非民间对彼此文化的认知能力。
通过上述努力，作为研究型智库
，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积累了丰富的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的实践案例与理论成果，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在职培训、智库交往的系统化中非教育与学术合作体制，等等。这些创新活动皆是实践探索之举，虽然总体上还是初步的，仍需在行动中不断完善，持续聚力前行，但它代表了中非新时代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的新方向。
2020年8月27日，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此次完成交叉学科备案的包括全国160所学校的549个学科。其中，浙江师范大学报送的“非洲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两个交叉学科正式获批设立。“非洲学”和“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以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为建设主体，分别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前者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世界史四个一级学科，后者涉及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三个一级学科。
至此，浙江师范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经教育部认可和批准设立“非洲学”交叉学科、“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教学培养单位，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直接冠以“非洲”名称的学科获得建立，由此开创了中国非洲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历史。
“非洲学”是浙江师范大学最具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得到国家认可的交叉学科，也是学校学科建设创新的成功典范。浙江师范大学自2012年设立“非洲学”交叉学科硕士点，2015年设立“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点，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了“多元化课程体系，多类型教学体系、多平台实践体系”的“非洲学”硕博人才培养体系。至2020年，浙江师范大学已经培养毕业“非洲学”硕士与博士110人，目前还有在读硕士博士81人，此外，还先后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非洲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智库领袖、媒体负责人等，包括现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坦等非洲政要。
在此基础上，以“非洲学”和“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为核心支撑的“服务国家战略的‘非洲学’人才培养体系理论与实践创新”，于2016年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获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教育成果一等奖。2018年“非洲学”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首批“黄大年式教学团队”。2020年，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完成的“五位一体构建中国特色非洲学成果”，获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别与区域研究”独创性理论成果。
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重在人民性，重在人民的普遍参与，而人民间可共享知识的支撑与先进思想的引领，则是人文交流的基础保障。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与思想高速流转与激烈竞逐的时代，观念与思想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的影响复杂而多样。适宜的思想交流与知识共享可以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贸合作与投资贸易关系的背后也多少隐含着观念的互动与思想的融合，影响着人们对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与意义的认知。
同样的，非洲大陆要实现发展，要从世界发展的边缘地带摆脱出来，也有赖于非洲文化自尊自立自信精神的重建。只有去除近代以来由西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施加在非洲人民头上的文化歧视与精神压迫，树立非洲文化和历史的尊严，非洲的现代复兴与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从中非交往的民间层面上看，今天中非关系对于中非双方普通百姓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关注也在持续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非合作关系要能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更好地造福于中非双方的人民，就必须努力将双方的关系更多地聚焦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聚焦于普通百姓对于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让这一双方的合作关系更接地气，更深入中非双方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让双方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参与途径和分享机会，从而对于中非合作的成就与意义，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和认同感。
因此，在努力推进面向普通百姓的中非知识共享与人文交流、教育合作与科技交流、思想沟通和知识对话等方面，中非双方需要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平台建设与资源投入，推进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进程，建设更多更好的真正扎根非洲、理解非洲、热爱非洲的学术研究机构，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与专家学者，并就此来推进中非学术界、知识界的紧密合作与联合研究，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也需要更加努力。
作者简介：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18级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