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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教育部确定了42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涉及28所高校，到2017年12月，又确定了395个备案中心，包括了267所高校。教育部的这一措施，直接适应了国家的需要。由于教育部要求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发挥智库的作用，因而相关高校都在争取成为国家智库，在用房、经费、人员等各方面做了不少投入，乃至出台高额奖励办法，以鼓励获得各种级别的“批示”，显示智库的水平。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可以看出，虽然基地和中心所开展的大量工作明显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但涉及区域和国别基础研究的工作并不多。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区域和国别研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外延或补充。这一情况，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下面，就区域和国别研究及高校智库的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说明一点，以下所谈内容，仅涉及国际领域。
第一，实际上，这几年区域和国别智库膨胀式的发展不是学科需要和高校自身发展推动的，而是由政府决定推动的，这一点需要清楚。而且，是境外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是国外研究。这一点强调一下。其实，以前国际问题的智库工作一些高校就在做，如我们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就在做，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人在做。高校专门从事智库工作的人很少。整体来说，高校对这次推动没有做好准备。从几次相关会议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对不少基本问题还不清楚，各种意见都有，分歧很大。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有相当程度的脱节，学术界对国家目标并不清楚，政府部门对学术界的很多研究内容也不了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目前中国的智库从管理体制上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类。民办智库在这里就不说了。公办智库主要在政府机构、社科院系统和高校，也恰可以划成这样三类。这三类从学科和人才培养来说，有很大不同。政府的研究机构就是做智库的，社科院原来是基础研究和智库工作兼做，但是这些年我认为很不好的一点，是他们基本不做基础研究了。我给社科院国际片几位所长当面讲过：再这样下去你们所干脆关门算了。以前，社科院系统的基础研究做得很好，抛开这个优点搞发展会造成很多问题。如此一来出现了一个结果，即基础研究只有在高校智库还在做。所以我特别强调，这是高校的长处和特点，绝对不能丢，如果你模仿政府智库去做，高校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高校智库存在价值是什么？对此，高校应该形成共识。急功近利的做法、短视的行为要不得。
第三，高校智库的目标定位。对此，政府的要求和我们自身的定位似乎很不一致，至少和我们中亚研究所定位不一致。我认为，教育部的要求并不是很清楚，强调了为政府决策服务，但是决策服务是分层次的，这里是指内容的层次，不是政府级别的层次，大致可分为基础知识、理论、时政这几个层次。举个例子，我最早写的一份为决策服务的报告国家领导人做了长篇批示，报告的内容是关于里海的法律地位。20世纪90年代，里海的划分和归属问题争论得很激烈。由于它关系到我国在里海-中亚地区的能源政策，所以相关部门很重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里海的划分及其法律基础，属于国际法的范畴，而不是国际关系。报告从里海是“湖”还是“海”、里海底地质情况、里海地区石油储量、领水划分的国际法、关于里海的争议起源以及里海沿岸国家的利益等方面做了分析，之后才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做出判断、提出对策。里海问题是国家利益这个内因引发的国家间的争议。所以，如果不首先了解内因，是无法进行分析的。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说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仅从国际关系方面去分析，往往一些基础研究的成果更重要。
我想强调，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它的内部问题，而非国际关系。我们国家有很多人研究美国，但我认为，上次在清华的一次会上也说过，中国现在中美关系专家不少，但美国问题专家大概一个都没有。国内哪一位是美国问题专家？国内有达到费正清那样水平的美国问题专家吗？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智库中的美国问题研究是需要大大补课的，这样，在研究中美关系时才能做到预测，不是去猜，而是判断。对一个国家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对组成这个国家的“人”的认识，这就需要了解其历史和文化。否则，无法回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了解历史文化要困难得多。
说几句现在热门的事。近几个月来，美国大选成了国内的头等新闻。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竟然有那么多人关心，令人不解。我认为，这两个人谁当美国总统真值得老百姓如此操心吗？中国虽然有14亿人，但一票都投不了，你操那么多心有用吗？至于他上台以后政策怎么变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应该关心的。我们现在关心大选，不过是把一些真的、假的新闻传来传去，有水平的研究很少。再说一点与美国大选有关的地理学。一些美国高校开设了一门叫“选区地理学”的课程，把选举纳入教学和科研领域，这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但它至少说明，选举在美国并非某些人说的那样是政治游戏。
举这几个例子，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等，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从区域和国别来讲，它是以“内”为主的研究，而我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则是以“外”为主的研究。如果这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分工就比较清楚了。当然，这中间也有一少部分是交叉的，没有关系。如果不把这个界限划清，那么，两者什么关系？怎么处理？是重叠、竞争、合作，还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一个大前提，要不然区域与国别研究都涌到国际关系圈里面，区域与国别研究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建立这样的学科还有无必要？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从各高校的做法来看，与区域国别研究联系最多的似乎是政治学。具体讲，是政治学下面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二级学科。造成这种联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是研究国外问题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也是研究国外问题的，它们在空间上是重叠的。当前，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还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而是接受国外学界的一些定义，但国外学界的定义也不统一，比如美国学界和俄罗斯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就有差异。所以，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不清，学科归属不明。目前的状况是把区域国别研究当作一个交叉二级学科，放在外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那么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门类算什么？事实上并不清楚，也还没有结论。此外，区域国别研究到底研究哪些问题，与已有学科的关系是什么也需要明确。
在设立和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国际关系学界的情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问题研究的空间和学科范围在不断扩大，对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知道的事。实际上就是说国际问题研究因为其范围和深度的扩展，使我们很多学术领域都要介入其中。比如我们中亚研究所在前几年研究“伊斯兰国”的时候，就对宗教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基础性的了解，否则你没有办法研究“伊斯兰国”。
国际问题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如宗教、能源、资源、民族、经济、金融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些补课式的研究，原来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课程里面没有。而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根据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拓展国际问题研究的空间和内容。这种情况造成了和区域国别研究多方面的交集，那么在学科建设上究竟应该怎么办，在学科关系上怎么处理，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如何安排课程，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当前的疫情，特别是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也在扩大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公共卫生问题史无前例地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关系，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被明确回答的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下，大家也提到，政府对一些冷门和一些小语种的支持能不能持续？这个确实不是学校单方面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水平、有实力的高校都是公办的，高水平学校中没有私立高校。这造成了区域和国别研究与政府支持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政府的决策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发展。举个例子，20年前一位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告诉我说，印第安纳大学的外语课可以开出132种语言。我说有那么多吗？他说不是同时开出的，是可以开出的。我问开课的条件是什么？他说，只要有5个本科生注册就开。它一个学校的语种超过我们全国高校加起来的语种了，一个学校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支持这么多小语种存在，发展不发展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到？这需要考虑。对一些小国的研究人才是否需要做专门培养，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培养，这也不是高校可以决定的。
刚才有老师讲到在非洲学里，对非洲人文和自然的研究亟待加强，这确实是我们基础研究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去年在北大开会时我也说到这个问题，我原来是搞地质-地理的，多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想就此多说两句。现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组合里面都没有地理，我觉得首先应该选进来就是地理学。地理学的二级学科有多个，大的划分如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又有交通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等，自然地理里面有地貌学、植物地理、动物地理等，很多内容实际上和区域与国别研究是重合的，但是学科关系怎么处理，怎么组合，我就不好说了。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基本的区域单位是依据地理划分，如七大洲四大洋是地理学的划分，而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划分。另外包括能源、资源这些问题，和地质、地理这类自然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大学组建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组建了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都已经招了研究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交叉学科究竟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组合？应该怎么变动，变动的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系统的论证。
前不久我在一个会议上曾提出一个“砖头”模式。意思是说，在进行学科组合时，现有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和某些研究方向，可以看作是“砖头”，是大小不一、规格不同的砖头。对不同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来说，要拿这些不同的“砖头”去搭建不同的房子。根据不同区域或国家，取的“砖头”不一样，取的“砖头”多少也不一样，最后搭的“房子”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大的区域或国家，“砖头”需要得多，反之就少。
例如，对于俄罗斯研究来说，地理学是必须有的。俄罗斯是世界上陆地积最大的国家，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又是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不了解它的地理特征，就缺乏对这个国家最起码的认识，不可能对其内外政策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而对于像梵蒂冈这样的国家，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把地理学放进去就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像朝鲜、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把民族学放进去可做的事很少，因此不需要。而研究一些中东国家，石油地质学就是必需的。这个方法目前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不是理想的还不好说。拿北大来说，它的地理学很强。现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说到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词，其实从溯源的角度看，这个概念起源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来的。北大地理系的王恩涌先生，是中国第一本政治地理学教材的作者。顺便提一下这个例子，是说北大的区域与国别的教学和研究，会有很好的地理学支撑。不仅是地理学，作为综合大学，北大显然在课程组合与学科交叉方面具有更多优势，理应多做研究，多做贡献。区域和国别教学的学科组合究竟应该怎么做？对此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学校也应在区域和国别研究方面有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高校现有的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些区域的分工。那么，相关高校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是否要和这种分工建立一定的联系，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我给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上过课。我觉得他们的课程组合至少从我接触到的来说，是综合面最宽的一个。现在区域和国别研究招生的主要标准是由一个地域的通行语种来决定。北大去年那一期招的都是俄语生，今年都是英语生，上外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值得肯定的经验。比如说使用阿拉伯语的有几十个国家，俄语现在还有大约6—7个国家把它列为官方语言，在一个地域之内语言是最基础的。但是在具体课程上怎么安排还需要认真研究。如果把北大和上外做一个比较，我个人的感觉是北大的课程更接近于区域学，而上外更接近国际关系。这里还涉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据我了解，上外去年的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就业时用人单位都不知道“区域和国别研究”这个专业，招聘时没有一个单位招这个专业的人。这些毕业生找到工作不是因为其专业，而是由于其他的优点。尽管涉及的毕业生只有不到10个人，但这个问题亟待关注，否则会影响招生及队伍和学科建设。
另外，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它的学科边界和学科方法问题，如果我们边界不清，又没有独立的方法，这里用这个学科的方法，那里用那个学科的方法，那自己的学科特征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最后想强调一下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基础和多学科综合是高校智库的特长，应该发挥特长做出自己的特色，要创新而不是模仿；要求真务实而不是哗众取宠。目前在高校智库建设中，绩效的评价是一个大问题。原来是看论文、著作，把期刊分成核心和非核心，核心又分了几个等级；出版社也被分成权威、一般几个等级。现在智库建设是用批示做导向，拿官员的级别，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省部级等作为报告质量的判定标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基础学科领域不能这样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球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我认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点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做咨询工作，不是都挤到现状问题上才能做咨询。
我前面举了里海问题的例子，在那以后我们中亚所提交的咨询报告不少，但很多不是国际关系专业的问题，不是时政问题。比如说对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政局分析，我们在2005年吉尔吉斯第一次发生所谓“颜色革命”之前就做了南方和北方的部族差异问题，这不是国际关系问题，跟国际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它对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权力分配和国内局势有很大影响，一旦局势有变，它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类问题，不能出了事再研究。这也说明，咨询工作具有不同的层次。国外问题，并不等于国际关系问题。在基础研究方面，不能急功近利。今天看新闻报道，明天出一篇报告，这里面有多少好东西我很怀疑。现在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学者跟着媒体跑，不是媒体跟着学者跑，这是本末倒置，不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今后在国际舞台上会承担更多的责任，遇到更多的问题。作为大国的研究，在区域和国别研究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东西需要研究，许多要补课。但如果一开始就走偏了路，就提弯道超车的口号，是很不妥的。弯道超车比较容易，但翻车也容易。一开始就想走捷径，盲目讲超过某某，这样不好，希望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很多老师、学校特别是高校领导层面，对建立一级学科的热情非常高。从学理的角度来讲有它的合理性。现在我们很多的评估和资源分配是按一级学科来做的，这就造成学校，包括老师们，都不得不在一级学科的建设上投入很大的精力。很多人提出要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建成一级学科，我们国际关系学界也有许多人想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几个二级学科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拿出来，建立独立的一级学科，这些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觉得目前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因为很多问题都是由行政部门最终拍板的。我始终认为，除了个别大学，一般高校要搞创新、要突出特色、要提高水平，重点应该放在二级学科和某些研究方向上，而不是整体发展一级学科，因为能力和条件不足。即使是北大这样的学校，也不是每个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都做得很好，水平都很高，其他高校一级学科之内二级学科的差别就更大了，甚至有的二级学科根本就没有，更谈不上水平了。
现在区域国别研究建立一级学科，我觉得条件不足，经验不足，人才更不足，最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师资队伍。目前区域国别研究的毕业生还很少，那么按照既有的方法和课程安排，我们培养的学生水平怎么样还不好说，社会认可度更难判断。前面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例。在目前情况下，要多做探索，多做讨论，重点放在人才培养上，人才培养需要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内容，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把学科建设的目标置于人才培养这个目标之上。我觉得人才培养至少从一些培养方式和课程内容方面，跟学科建设——一级学科也好，二级学科也好——联系并不很大。毕业后的学生怎么样、是否适应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是评价学科建设的核心指标之一。但是现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毕业生还很少，即使几年以后有所增加，在数量太少的情况下，也不好做评价。
对于交叉学科，我认为相关学科要大度一些，要包容一些，不要特别强调自己的学科边界。有人在学科交叉问题上有顾虑，担心会造成学术资源分散影响自身的发展，既不想参与其他学科，也不愿意让其他学科与自己交叉，我觉得这两种倾向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都不好。关于我们现在双一流的评审制度，如何鼓励学科交叉，也需要认真考虑。因为双一流学科在分了几个等级以后，实际上把它的边界确定得越来越清楚，学科边界越清楚，就越不利于学科交叉，特别是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更不利。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前面谈了“砖头”模式，说的是课程的组合，并不等于学科交叉。是否能先尝试编一本《区域和国别通论》，作为区域和国别的学科引论？其中，对学科交叉和课程组合的问题给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或许是有益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还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综合以上，我认为，大学的学科建设，不能以建设智库为目的，更不能用建设智库的方法去建设学科。大学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人。学科建设、智库建设、人才培养这三者的关系在大学如何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行政决策可以解决的，大学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去研究和探索合理、有效、可行的途径。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坦率地和大家交流，谢谢。
作者简介：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