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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那些对中国抱有兴趣的德国人面对的是“被毁工厂的废墟，对未来希望的幻灭”。
德国人如果想再在中国充任重要角色，那它也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一部分了，因为德国已被剥夺了殖民地，德国侨民在华的特权被取消，本章所要探讨的是德国1927年后在华确立新地位的前期准备。
三种同期出现的进展为中德关系未来的拓展奠定了基础。第一种进展与德国的一项协调一致的全球性探寻计划有关，该计划旨在为战后的德国军队及其工业伙伴寻找军事与工业设备的出口市场，且为德国重整军备寻找足够的原材料来源。德国人为此与苏联、近东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努力，为其后在中国的开拓工作提供了经验。
这些努力最初并未以任何有组织的方式推展到中国，也许是因为中国1920至1927年间的国内战乱，使对华的大规模投资变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冒险。尽管如此，正像本章第二部分将要谈到的，德国在华的商业立足点，在1920年代的初期就以出人意料的快速方式得到了重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进程得益于德国丧失治外法权及当时遍及中国的战乱。“特权”的丧失，使德国企业家意想不到地得到了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更为有利的位置。同时，连年的战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这也就刺激起德国的军火商和一批军火贩子寻求冒险与利润的欲望。
在“军阀时代”内所有寻求德国军备及帮助的众多中国政治领导人中，孙中山是最执着、最富远见的。如第三部分所示，孙试图使德国军工界的兴趣直接集中于中国，他意识到全球性的对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有助于中德合作的形成，这种合作将首先能帮他走出政治窘境，以后还将有助于中国在他的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重建。尽管孙争取德国广泛支持的努力在他死后方有结果。但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它们都和孙中山紧密相连，正是他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明确表述及“国际开发中国”的设想，才使德国能在他的继承者主政的南京十年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它是饥饿与战败的恶果。德皇被赶下了台，宣布建立共和国，但帝国时代的精英们仍在新国家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军队曾被共和国用来镇压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而这个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堡垒中，仍残留着反共和主义的顽强势力。当1920年3月由军国主义分子组成的“自由军团”在卡普（Kapp）的率领下危及共和国的安全时，新建的德国国防队却保持“中立”。德国重工业的巨头们——克虏伯、施汀纳斯（Stinnes）、柯道夫（Kirdorf）等人——也对民主持近乎敌意的态度，他们还借1919年组建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之手，资助了一大批由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共和主义分子建立的组织。
军队和重工业界都与魏玛共和国的理想保持着距离，在共和国中确保独立的地位。德国国防军被称为“国中之国”，这再恰当不过了。它所追求的是：保持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创造一个德国再度成为强权的时代，继续拥有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工业界通过德意志帝国工业协会也显示出同样的追求，尽管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及军队。军队和工业界的命运被漠视它们的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联在了一起。为防止德国的重新武装，条约中制定了有关剥夺德国大型企业在战争中所获取的暴利，缩减了德军编制的条款。
凡尔赛条约废除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将军队总数限制在10万人（包括4000名军官）以内，缩小了海军规模，禁止拥有坦克、潜水艇和空军。更有一大批工厂企业被勒令摧毁。
但是，从条约生效的1920年1月1日起，许多条款的实施就遭到抵制。条约宣布德军的参谋总部为“非法”，它的工作便由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 Seeckt）领导的新“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承担。军队则悄悄地由东部的“劳动大军”来补充，后者以“黑色德国国防军”而闻名。军队规模的压缩有利于其重建，它清洗了“不需要”的成员，促成了一支继承传统的职业化精锐军队的建立。
德国未来军事扩张的计划，要求工业界的协作以发挥战时经济动员的潜力。塞克特提出，即使没有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该项工作也不能通过大量储备物资来完成，“由于原料的自然时效性”，在任何情况下那样做都是荒谬的。
相反，通过如克虏伯公司那样保留着“军用产品研究部”，通过连同生产设备一道购买外国的子公司，通过在海外寻找那些不准在德国境内合法使用的战争物资的市场等多种方式，德国的专门技术仍被应用在一系列新式武器的研究和开发上了。
在此，我们更应该对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后两种加以注意。外国生产设备的获得，既可以由德国公司取得外国公司的控股权，也可以通过德国与他国政府的直接合作来实现。在为确保军事工业装备市场的最广泛的努力中，有一个由当年曾经活跃于德国战时经济中的军事技术专家组成的群体，他们在那些潜在的消费国里既充任德国工业界的代表，又常常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开展工作。
致力于战后德国军事复兴的人们，采取行动迅速建立了重整武备所必需的国际联系。冯·塞克特将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曾担任土耳其恩佛（Enver）帕夏的总参谋长，战败后被派往俄国组织德军的撤退工作。对后来的政府而言，塞克特通过恩佛帕夏的优秀官员做出了他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贡献。
关于德国与俄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谈判开始于1919年末，到1922年初取得了结果，它意味着西方国家组织国际合作对付俄国计划的破产。
容克斯飞机制造公司接受了1.4亿德国马克的资助，以在苏联建造一家飞机制造厂，苏方将其婉转地称为“技术租借”。其后不久，克虏伯公司签订了一项“农业租借”合同，胡·果施汀纳新公司和奥托·沃尔夫公司也纷纷效仿。
最初，即使在德国政府方面来说，也保守着协议的秘密。塞克特以地缘政治的观点来为那些协定辩解，说是要加强一个“未来可能的盟友”。
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通过协助俄国创立军事工业来加强我们自己，以便在需要时能为我们所用”。
德国在苏联投资形式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其他地方，尤其是1930年代在中国，进行类似努力的样板。1922年末，德国在俄国的企业全都划归一个名为“经济企业促进公司”（Gesellschaft zur Foerderung gewerblicher Unternehmungen）的影子公司管理。该公司简称“盖福”（Gefu），由德国国防军资助，在柏林和莫斯科都设总部，它管理着莫斯科附近年产600架飞机和发动机的容克斯分厂，设在萨马拉的特罗特斯克地区的一家生产毒气的德—苏合资公司，公司名为“贝塞尔”，在列宁格勒、图拉、施卢塞尔贝格和斯特图斯特的年产30万枚炮弹的数家工厂联合体。1926年“盖福”的秘密活动被披露后，其业务被一家名称看似清白的“经济办事处”（Wirtschaftskontor），简称“维克”（Wiko）全部接管。
在中国，类似的公司被叫做“合步楼”（Hapro），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苏联对德国投资的偿付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据“盖福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称，六年中德国输往苏联的机器和工业设备的价值为40亿德国马克。而俄国人基本上是以输出“基本的原材料”为支付手段的，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些原材料很可能与德国重整军备的需要有关。
“盖福公司”在苏联的活动，与简称为“施塔玛格”（Stamag）“钢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Stahl-und Maschinengese-llschaft mbh）在土耳其的活动相同。这一隐蔽的公司在1925至1926年间被德国军队用做土耳其采购德式武器的伪装，后来又被用来遮掩德军在德国境内从事的非法武器交易。一家以德国国防军为背景建于1926年的容克斯飞机制造厂很有可能也在“施塔玛格”的管辖范围之内。
德国人也借助于外国分公司从事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1925年克虏伯公司获得了对瑞典堡斯福工厂的控股权，在此之前，克虏伯早已将生产重型步枪、坦克和机枪的专利和特许证先转卖给该厂了。克虏伯也利用它在荷兰及西班牙所拥有的公司进行制造鱼雷和潜水艇的实验，这些公司同时也作为德国武器的出口处，以及发往德国埃森的进口原料的指定交货地点。至少还有另一家名为“西门子—舒克特”的公司也是通过其在荷兰的控股公司开展工作的。
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德国军工企业，想要赚钱的话，亟须开发国外的市场。因为它们在欧洲的“忠实主顾”——西班牙、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
——都是些小客户，有必要向欧洲以外的市场渗透。德国工业界和国防军恰好拥有一个供他们支配的、开展这项工作所必需的特殊的职员群体。
对德国军队的强制裁军，曾一度使数百名具有军事技术技能的军官们提前退休。德国国防军通过其经济参谋部雇佣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出任“经济军官”，充当军队和国内工业界之间的联络员，帮助协调军事和经济规划的制定。
同时又通过专为前军官设立的德国“军官就业咨询处”，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德国企业在境外代理人，这都体现了德国式的关心。还有一些人，则通过充当外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来自寻出路，他们仍与德国私人企业和国防军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
军工企业聘用海外代理人在本质上并非属新创，它是重新夺回战前用类似手段赢得的市场尝试的一部分，当时，德国的顾问们训练着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日本的军队，当然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军队。
让我们先来看看拉丁美洲的情况吧。
根据存于法国的原始资料，阿根廷是德国武器在南美洲“最重要的主顾”。德国为“重新夺回阿根廷全部或部分的军需品市场”，费了很大的力气。
战前，德国公司几乎垄断了阿根廷军队的装备，这支军队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到1920年代，一个新的、由前德国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再次抵达时，受到了一个受过其前任训练的当地军官团的欢迎。
在玻利维亚，汉斯·孔特（Hans Kundt）将军恢复了自己战前作为玻利维亚总参谋部顾问的职务，并升任了玻利维亚的总参谋长。他利用职权谈成了几笔与维克尔斯公司有关的大宗武器购买生意。他的顾问空缺由一位德军退役上校继任。
智利聘请前德国军官担任军事装备方面的文职顾问，是经莱茵金属公司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同时，秘鲁也雇佣了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
巴西尽管在1920年还不是德国武器的大主顾，但在此后的十年中也加入了购买者的行列。
严格说来，大多数这类行为是非法的。因为凡尔赛条约的第170条明令禁止德国战略物资的出口，第179条也禁止德国公民以军事资格受聘于外国。因而，德国顾问们通常是以“平民”身份受聘，德国政府则宣称无权阻止他们。
许多被视为“欠发达的国家”寻求德国军事工业技术的事实，反映了战后德国在军事训练和战争经济方面继续享有盛誉。同样，从政治上看，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也优于那些在该地区有直接政治利益的大国（这里是指美国）。
尽最大可能去扩大这一声誉，符合德国国防军、工业界及外派军官团体的共同利益。
最后，一些后来在中德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人物，在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对外冒险活动中已经十分活跃。1928年成为蒋介石首任德国顾问的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曾经同时既为德国的公司又为一些外国政府工作，他在外国的经历包括：匈牙利（1920年）、奥地利（1921—1923年）、俄国（1923—1924年）、西班牙（1924年）、阿根廷（1925—1926年），他也曾在荷兰、瑞典，也可能还有土耳其做过短期的逗留。他做顾问的范围极广，从指导军事飞行（这是接受容克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委托）到扑灭蝗虫灾害。
在1930年代中一德易货贸易协定中扮演要角的汉斯·克兰（Hans Klein），也在秘密重建军备的过程中积极活动。他用“在船与船之间交易”的手法为德军偷运禁运货物，以逃避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的监视，他参加了俄国的建设项目。他还一直领导着“施塔玛格”处理与土耳其有关的事务。1930年代初，克兰根据“盖福公司”和“施塔玛格”的模式，将“施塔玛格”改组为简称“合步楼”的“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egellschaft fuer Industrielle Produkte）来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1920年代初期，中国在德国国防军遍及全球各地的活动中，并不占什么突出的地位。1927年前，德国官方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几乎为外交部所垄断，外交部将与中国和平解决重要的外交问题及为德国企业重返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非帝国主义的基础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在重新获得对华贸易的立足点方面，德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中德新的贸易关系主要侧重于军备物资交易，逐渐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兴趣，同时也以令人困惑而又时常自相矛盾的方式，吸引了更具冒险精神的代理商们的注意。
1914年，德国在华投资总额是2.636亿美元，到1921年只剩下不到0.4亿美元了。1913年在华的德国商行达296家，到1919年只有两家还在营业。战前，有近3000德国侨民居住在中国，到1921年这一数字减至1255人。同一时间内，德国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7%下降至1.3%，在外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02至1904年间20%狂跌至1921年的谷底——不到2.7%。
除此而外，德国丧失了战前中国商人所害怕的在华治外法权，这被视为其削弱与衰落的象征。
可是，仅用了六年时间，德国就以其蓬勃的势头恢复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中国不断的内战激起了对武器无休止的需求，有迹象表明它将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市场。
192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定对德国在华商务活动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德国在协定中放弃了“所有的特权、利益和优惠”，放弃了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并付给中国一大笔钱（以支付战争中被扣德国人的费用）。到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数都已略为超过了1913年，中德双方均将此归功于新型的平等关系。德国出现了敦促德国商人以“新的”、更好的方法学习中国语言及风俗的文学作品，它指出，中国人更愿意与抛弃了“落伍的英国式帝国主义方式”的德国人打交道。在中国方面，徐世昌总统1920年曾预估，在新形势下对德贸易将会迅猛回升。有位中国外交官在1930年写道，治外法权的丧失使德国的商务活动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炮艇和使馆卫队保护的情况下”，德国重新获得了商业的据点。
这是战后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遵从平等互惠原则的条约，它所表现的“同情心”不能仅从经济的范畴来理解。在1925至1926年中国人抵制英货期间，德国商行在华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德国商行受到广东政府和商家两方面给予的格外优待，从英国的危机中获利匪浅。
当然，商业不能仅靠良好的愿望。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警告说，尽管德国人得到的待遇“比起其他国家来稍显友善”，可与中国人签订合同依然是“施压、讨价和艰苦谈判的结果，世界上任何的友谊也不能改变它”。
理想主义色彩甚少的军队也证明了重返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伴随着1923年的德国马克大贬值，德国主要的工业和贸易公司成功地以最低廉的价格在远东市场倾销商品。1923—1925年I.G.法本公司（主营化工颜料）、联合钢铁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等都打开了在中国的销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却被一批新涌来的德国企业家所挤满，这些人在国内通货膨胀中破了产，而转到亚洲来寻找新出路。
促使德国对华贸易迅速复兴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人自从1916年进入军阀时期后对武器渴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国内只能生产较原始的武器，且数量有限。根据齐锡生的研究，1920年代初期，中国的每个省几乎都有一家兵工厂，但只有三家生产的武器能够满足当地军阀的需要。这些厂的产品无统一的规格，且绝大部分不能更换零部件，导致许多军队装备的是型号杂乱的枪支弹药。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每年生产步枪的总数从来未超过20万支，“难以补充战场的损失”。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人数却从1916年的50万剧增至1928年的200多万。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中国地方军阀们对外国供应的需求就再清楚不过了。军阀们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武器能由一个固定的国家来供应。
在1918年和1919年，日本是训练和供应中国军队的唯一强国，然而，日本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一样，是1919年5月5日武器禁运协议的签字国，签约诸强国允诺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武器供应，希望以此来制止中国内战。不幸的是，协议上存在的漏洞削弱了它的效力，而且，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德国在内的几个武器生产大国并不是协议的成员国。到1924年，该协议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中国战场使用的武器中，大多数是外国提供的。据估计，截至1927年，运往中国的外国武器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美国军事专家1926年的报告指称：“事实上，正在使用的武器，不是外国产品，就是在外国监督下生产的产品。”
德国在这宗交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巨大的。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进的武器的总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官方统计并未把猖獗的走私及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数字包括在内。虽然德国官方辩解说，其中有些武器是在其他国家生产而由德国船来运输的，但德国的贸易和航运公司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武器交易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多数运到中国的德制武器明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的，德国躲避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收缴，并在各种欺骗手段下得到资助、装载和运出。当然，也有一些是新近出厂的，是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产物。例如，东北的“大帅”暨中国北方主要势力之一的张作霖所购买的武器中，大部分是克虏伯公司1923—1924年间制造的，他还得到了德华银行的资助。
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局的不稳定，或是因为忙于其他的事务，德国官方与推动武器出口有关的机构几乎没有直接插手这一贸易。但至少有一次，德国国防军曾考虑过直接参与的可行性。1920年3月，德国国防军“出于技术上的目的”，倾向于接受徐树铮将军通过几位前德国参谋本部的军官转达的请求，徐当时任西北边防军的总司令，正密谋推翻自己的上司段祺瑞。但徐的计划在6月份受到挫败
，意味着一名德国军官所说的那项确保战略物资出口的“美妙计划”寿终正寝。
然而，借助于军事和文职专家为地方军阀服务，德国工业界成功地恢复了战前能直接与中国当局交往的局面。到1925年，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中山都聘任了德国公司的顾问或工程师。整顿兵工厂和供应武器是顾问们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业务。
直到此时，德国工业界在中国仍然是缺乏协调，无计划的。德国企业家们对中国的军阀保持相当狐疑的态度，像克虏伯公司就向敌对的双方都提供武器。卷入武器买卖的危险性是明摆着的，例如，当德华银行驻北京代表资助张作霖购买克虏伯武器的阴谋被公布于众后，他不得不在1924年逃出北京以保全性命。
扩而言之，既要维持武器买卖，又要确保中国军阀的亲善这一使命就落在了那些勇敢无畏的人肩上。对那些勇敢的企业家和幸运之士来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块高风险，但能迅速获利的土地。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在众多千方百计与中国军队或政府建立联系，并借此获得了在其母国不可能达到的显赫地位的外国人中，没有谁能比自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冒险家”的J.T.特雷比奇-林肯（Trebitsch-Lincoln）更具色彩了。
匈牙利籍的犹太裔人特雷比奇-林肯年轻时移居加拿大，他在那儿皈依英国圣公会，潜心研究教义，并成了一名牧师。他移居英国时，仍是一介布衣平民，他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竞选议员成功，从此开始涉足包括罗马尼亚石油在内的各种“黑色事业”。从1914年至1916年间，他为英国充当间谍，却又因间谍活动遭英国当局逮捕。他逃了出来，飞到美国，却又被引渡回国，蹲了三年大牢，直到1919年出狱。是年，他在匈牙利刚一露面时，就与一项皇权主义分子的阴谋有牵连。1920年他在柏林现身，自封为“非常总司令”来对付短命的“卡普”叛乱。
抱着要“报复英国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心，特雷比奇一林肯在1921年带着“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组建中国，将中国建成第一流的军事与海军强国”的计划前往中国。他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杨森将军，杨是四川刘湘部队的第二号人物。1923年，特雷比奇一林肯作为杨的顾问帮他打赢了对刘存厚的战争。同年，他成了杨森盟友吴佩孚的“总顾问”，通过吴佩孚，他又开始效力于齐燮元将军，控制着江苏、江西和安徽的齐将军是华东地区的主要军阀之一。
1923年8月，特雷比奇-林肯为齐燮元带着一个考察团赴德国，他希望能签订在江苏从事工业投资的合同，并招募巡回军事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为齐将军服务，他们两人曾在“卡普”叛乱时有过接触。他与德国工业界的谈判成果寥寥，但却与奥地利的科诺尔工业公司达成了资助江苏铁路、公路和港口设备的初步合同。然而，科诺尔公司却要视鲍尔的参与程度再决定能否最后签约。
鲍尔承认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并初步同意1924年2月前往中国。但是，对齐燮元，也许还包括对特雷比奇一林肯本人，地位稳定性的怀疑（这是为事后证明了的预感），促使鲍尔最终接受了访问苏联的邀请，而没有到中国。
当鲍尔1927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时，特雷比奇-林肯，这位犹太裔的英国圣公教冒险家已经变成了一名笃信佛教的和尚，他取法名“超空”（Ch'ao Kung的音译），隐居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此后的十年中，他数次重返欧洲，以佛教传道士的身份为庙宇和寺院化缘，他还曾因此以“诈骗”的罪名遭逮捕。
德国重返中国市场，一方面是快速的，另一方面又带有偶然性，还有点传奇色彩。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认为，新贸易虽然大多是“我国部分卑鄙商人从事可疑的武器非法买卖”，
但这却是个赢利丰厚的领域，开发它，特别是有组织地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中德关系在南京十年时期将会有组织地进行，这既是德国重整武备的需要，又与下面将论及的孙中山将此与其近期和长期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努力相吻合。
20世纪末与整个30年代中德关系的性质和范围，绝不仅仅取决于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的利益要向世界上这一角落的扩张，而且也取决于国民党政府对于外国（特别是对于德国）参与中国发展的接纳程度，这种参与的基础是由孙中山奠定的，孙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延及后世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者。
中国在1916年袁世凯总统去世后，陷入长达十年的分裂时期，即著名的“军阀时代”。当时许多人对处于真空状态的中央政权抱有企图心，孙中山也是其中之一。从其身后的事业来看，他是最成功的一位。国民党在1927年统一了中国后，将孙中山奉为“国父”，即国家的创始人，他留下来的遗训和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1916年到1925年逝世，孙中山在争取外国援助的同时，形成了自己“国家重建”的思想体系，在该思想体系中，德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袁世凯因帝制主张的崩溃而死，使中国出现了稳定发展的曙光。在副总统黎元洪和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的领导下，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重新生效，1913年选出的国会重新召开。这一形势鼓舞了孙中山，他是中华民国受人尊敬的首任大总统（1912年），其他流亡日本的革命者也返回祖国，他们公开声明要与新政权合作，但蜜月是短暂的，双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陷入破裂。等到问题最终以对德宣战作为解决的时候，中国已经步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这一争论与德国的关系微乎其微。中国人不赞成对德宣战，与其说表明了他们在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对德国人有更大的同情，不如说是对日本强占胶州的愤恨。
1916年底，日本开始向北洋的将军们施加压力，以使中国结束中立，加入协约国行列。日本并许诺向军阀提供贷款，帮助组建“欧战参战军”作为回报。事实上，参战军在其国内的作用远在它的国际作用之上，日本企图以此扩大自己在北京政府及其重要军事派系内的影响力。
美国在1917年2月3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许多中立国随后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由此引发了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彻底分裂。到6月，北京发生了数次的政变，其中还包括了为期两周的帝制复辟。黎元洪被迫出走，段祺瑞开进北京，北京政府落入他的控制之中。
孙中山反对参加欧洲战争，并希望利用由此引起的政争使自己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导力量。1917年6月，他召集了大约200名在南方的国会议员和中国大部分的海军，在广州建立了一个自任“大元帅”的独立政府。有史料显示，孙中山在组建新政府期间，曾通过外交渠道收到了德国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帮助，德国人想阻止中国宣战。
据德国方面的资料，德国官员曾于3月间在上海会晤了孙，“诱使他推翻段祺瑞”。一个月后，孙宣称已准备好，并“要求两百万美元来运动陆军和海军”。德国官员如数支付了这笔款子，以作为孙建立独立政府和煽动“全国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费用。
这次合作似乎是由孙中山主动倡议的，
这是他为实现其革命目标不懈地寻求外国帮助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并非只从德国一方得到好处，下列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北京政府1917年8月14日宣战后仅一个月，孙的政府就“承认”中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方面的资料进一步显示，孙曾以他的政府正式对德宣战作为争取美国援助的条件。
整个战争期间，孙中山不断地打德国牌。1917年底之前，他制定了一项中一德军事经济合作的计划，此计划包括：10万名德国军队将在俄国人协助下攻击他在北京的政敌，进而与在华南的中国领导人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德国将因此获得食品和原材料，通过俄国的铁路运回，来补充其日渐衰微的战争能力。战后，德国将对中国修筑铁路，加速教育现代化，给予那些用于对德出口的原材料开发项目财政援助。孙在1918年5月前的某个时候，派他的代表曹亚伯携带着这一惊人的建议前往柏林。但等到曹于1918年11月底抵达柏林时，德国已经战败，而且孙本人也早已在当地军阀的压迫下离开了广州。
将孙中山1917年采取的亲德政策描绘成“为某种目的而行贿”，可以说并无不公之处。孙回到广州后曾广泛寻求各国支持，包括日本人。
恰巧只有德国政府发现援助他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孙寻求外国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庞大计划中，完全不存在对任何国家的偏见，他1918—1919年离开广州后所著的《实业计划》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那个计划。虽然他没有排斥任何国家的参与（实际情况是，他从未获得过阔绰的援助），但仍可显示出德国在他的梦想中享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在孙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设想中，中国因能提供全球经济问题的出路，而成为国际中心之所在。他坚信中国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市场，这一观点与最乐观的西方人不谋而合。孙相信，战争结束后，战时工业需转向民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产品将大大超过其自身消费市场的容纳能力。这就有赖于能够消耗不可估量工业进口品的中国。这些产品一部分将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上，而自然资源又是中国用以偿付借贷的主要手段。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的项目包括：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的碎石公路，运河的开掘与改建，新国际港口的兴建，都市的现代化，工业重型化（铁、钢、水泥），矿业，及中国在东北、蒙古、新疆的移民和发展事业。
这就是孙的目标，即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他所提出的履行这些庞大项目的方式体现了两分法。他强调，“所有能由私人企业做更好的事业，应由私人兴办”，但他又明确表示，主要项目应由“国有企业来实施”，
“各种方法”都将被采纳，外国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将归中国国家所有，并“为全民族谋利益”。外国专家们将伴随资金一同来中国，“管理和监督”设备的安装，并训练中国人最终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孙中山并未特别提及他希望谁来为其计划投资，但从所涉及的范围看，它们需要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在他要求那些“资金供应大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对华投资的建议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但是，在孙设想吸引私人资本时，出现在他脑海的可能不是那些决定中外贸易的进出口公司，而是欧洲大的工业公司和卡特尔，孙对于它们走向集中与垄断的趋势很欣赏。在孙看来，进出口公司之间的竞争具有“浪费和毁灭性”，而大公司及卡特尔之间的竞争则是最现代化，最有效的。孙对西方垄断资本的钦佩是如此强烈（尽管不是出于利润的动机），以致他提出，要将“中国全部的国有工厂”改建成一个由国际资本“出于共同的利益”而资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大型托拉斯”。
这就是孙对一个现代工业化中国的梦想。它雄心勃勃却无法实现，尤其他出台时正是孙中山政治上相对失意的1918至1923年间。在此时期，孙最需要且最迫切寻求的是外国帮助他推翻政敌。他那对外国控制中国工业的慷慨分配计划，很有可能是要从国外吸引更直接的军事资助。例如，当他于1920年4月向摩根公司的托马斯·A·拉蒙特（Thomas A.Lamont）展示该计划时，孙首先要求的是2500万美元，以组建“两个军的部队”来统一中国。
但孙的发展战略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富有预见性。正如侯继明所说，它强调重工业、社会基本资本的积累（或形成整体系统的各个部分：港口、铁路、公共事业），承认从事这些工作要求资本，这一战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是相似的。
其次，孙的基本纲领在他死后成了国民党工业发展的纲领，这一点对本课题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他那明确而详细的计划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他“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主张基本被忽视了，而且当孙成为崇拜对象后，他的计划被用口号拙劣地夸大了。然而，他的诸如将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利用国际资本和顾问，有选择地强调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的原则——是国民党工业化的最基本成分。在这些与南京十年有关的范围中，人们会同意阿瑟·扬格（Arthur Young）的结论：“孙中山是中国发展规划之父。”
撰写完《实业计划》后，孙中山再作努力，以图获取德国在工业项目与军事帮助两方面的援助。他在1921年后坚持不懈地寻求与德国合作有若干理由。美国对援助他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府明显的不热心，而英国则更充满了日益增长的敌视。只剩下苏联和德国还有可能性。但在1921年与莫斯科的联络不易，且苏联当局正为国内的重重困难所困扰。孙在1917年与德国人有过成功的接触，此时，德国在华已经不再拥有帝国主义强国的特权了。
或许，德国本身也对孙产生了吸引力，因为德国战败后的状况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符合孙对战后西方工业变化的描绘。凡尔赛条约加剧了德国处理剩余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及市场萎缩的困难，但它可以在中国找到新出路。正如孙坦率地对德国官员说的，“你们德国人已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也深受其对西方认识的影响，他从德国人那里找到了推动自己军事统一和物质发展的动力。孙在战前曾数次访问过德国，他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权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他钦佩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及通过“各州不断增强的支持与社会福利的增加”来巩固帝国的手段。
孙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时，曾研究过德国的经验，后来将其心得融会到了“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理念中去了。在他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演讲中，孙赞成“社会主义”和“实用的共产主义”，但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他以西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为理由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预言，这些发展包括：社会和经济改革、运输和通信系统的公共占有、直接税及“社会化了的分配”等。这是一条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道路。在孙看来，德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走在了前头。它已经实行了保障工业的健康与安全规则的“社会进步政策”，“最先了解”国家控制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优越性”，是有效地执行直接税收计划的先行者。孙钦佩俾斯麦不顾资本家们的反对，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济金和工人保险，“用国家权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根据张其昀的记载，孙中山就此发挥道：“俾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就是我所说的民生主义”。
最后，孙中山对德国的信任并未因德国战败而有所改变。德国的战时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德国达到了其最佳状态”。它使得德国能够“通过社会化和细致的利用”来应用其珍贵的资源。孙的结论是，德国人知道“如何行动”。
他更愿相信德国人的失败“只能暂时地阻碍其发展”
，因而，孙在1921年重新转向德国就很容易理解了。
孙中山为他在广州建立的第二个政府寻求支持，以向德国提供在华南的经济特权，来换取德方的军事帮助和对其政权的官方承认。他曾试图劝诱德国驻广州领事与他的政府单独媾和，但未获成功。与此同时，他再派密使朱和中前往柏林。
1921年末至1922年7月，朱和中在德国与大量的工业企业有所接触，其中包括克虏伯和胡果·施丁纳斯公司，希望为广州政府招募私人顾问。然而，当他尝试着通过官方渠道向德国外交部转达孙的最新构想：缔结中—德—俄三国联盟时，他的努力却大打了折扣。德国外交部对此十分勉强。而且，孙中山1922年6月再次被迫离开广州，他与朱和中的通信也在《香港电讯》上披露，德国外交部便公开否认有任何与孙合作的意图。
1922年夏，孙又派邓家彦赴柏林继续朱和中未完成的工作。邓拥有“总统顾问”的头衔，这个“总统”当然是指孙，邓告诉德国当局，中国是德国“最好的朋友”，潜在的“工业产品消费国和原料供应者”，中国的开发需要德国的工程师。
德国外交部原则上允诺了经济合作的可能，只是再次排除了军事问题。然而，对邓（还有孙）来说，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邓家彦试图招募鲁登道夫（Ludendorf）、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
甚至冯·塞克特等数位将军做孙的顾问，但均未成功。
朱和中与邓家彦在寻求孙最需要的领域——军事领域——支持努力的失败，无疑使他更迫切地转向俄国，孙中山对1923年苏联援助到来的感受是至为深刻的。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即使在米歇尔·鲍罗廷作为孙第三个广州政府的苏联顾问于1923年10月抵达后，孙仍在要求德国的帮助。
也许是钟情于德—苏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关系，孙再次努力使中国也进入这一合作圈。他在1923年11月26日经由邓家彦转交给德国官员的信中写道：“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那时，让中国为你们说话……你们须在远东预先准备一支无形的军队，以备在任何情况下，响应你们求援的召唤。”
孙将此建议同一些经济合作项目联在一起，希望引起德国官员的注意。它们包括了德国人有权开发广西富川、贺县等地区的煤矿，在广西聘用德国的农业专家，运用德国专家在广州政府拥有的地区内实现国家对贸易的控制，还有将德国的投资“用来建设起以德国为榜样的，庞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工业”。
但是，这些主动行动的结果仍近乎为零。孙明显地夸张说，在他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包括了中国华南的6个省（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人口有1.5亿。德国的官员指出，孙甚至还未能对广东全境实施完全的统治。
孙中山在1924年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这次，他没有再犯与德国外交部打交道的错误，站在德国官方立场看，外交部要力图避免卷入中国各派系的政治纷争，以免触犯了凡尔赛条约。孙雇请西门子公司驻广州的工程师古斯塔夫·阿曼（Gustav Amann）博士做他的顾问。孙委任阿曼为“全权密使”，派他回德国雇佣退役的军事人员，并直接和德国的公司谈判在广东的投资事宜。阿曼成功地聘到了海军上校瓦尔特·哈罗腾堡（Walter harlottenburg）、3名空军军官和10名步兵顾问。这批人于1924年秋季到达广州，似乎受聘于黄埔军校。在与德国“通信业”及“采矿业”的谈判中，阿曼显然也有些进展。然而，随着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突然逝世的消息传来，他的这些努力也被迫中断了。
孙中山对外国援助的寻求范围广泛。但是环境和他个人的倾向，使他在1920年代早期的实际选择仅限制在苏联和德国，而且只有前者愿意提供帮助。我们无法知道，在国民党根据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广州建立之后，他继续追寻德国的意图何在，是不是出于用另一个强国来制衡苏联的在华影响的深谋远虑。我们也不知道，给广州政府更多的是顾问而非资金的俄国人，在多深的层次上了解（如果有些了解的话），抑或鼓励他的对德谈判。然而，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孙中山要将德国人拉入其事业的决心至死不渝。在广州的最后日子里，孙仍对他的追随者们重申其信念，即德国是个能帮助中国进步的强国，而且中国无须担心它会带来帝国主义压迫。
孙中山在1921至1925年间与德国人交往中，几乎次次受挫。他准确地预言了德国的工业品需要出口，并大胆宣称武装中国是德国的“唯一出路”。如本章前面已经提及的，一船又一船的德国武器确实被运到了中国，但大部分都送到了那些能支付现金而不是承诺将来的孙的敌人手中。其次，孙意识到，德国的战败意味着“它那因战争结束而闲置下来的组织天赋”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的资助下，此种天赋事实上为全世界所广泛运用，尽管在中国尚未见到，孙缺乏一个足够强大而又稳固的地位来激发德国军方和工业界的兴趣。
尽管如此，孙依然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许多早年签订的合同将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开花结果。对他的后继者来说，孙将其中国物质发展计划与德国经验中有益的要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他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即《实业计划》）中制定了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外国（尤其是德国人）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刻正在悄悄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