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历史便与全球经济、政治和思想的进步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尽管清王朝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它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却不得不以西方人的条件为基础，甚至是在它企图在不损害自己文化与制度独特性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国家得以强盛的几个最主要的因素时，也是如此。对于1911年在清王朝崩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来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国际激流的漩涡，是一种危险与希望同在的现实。

危险是要被更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所征服。希望则在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后来者”身份，如果中国并非是一张可以任意写上新方向的“白纸”，那它确实拥有学习那些相对“现代化”国家经验的优势。由于中国旧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随着清王朝覆亡而同时崩溃，也由于它的社会结构在20世纪逐渐变得陈腐不堪，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面前竖立着许多潜在的、可供从中选出适合本国环境的外国模式。如果终极目标是恢复中国往日的富裕与强盛，其学习外国模式的方法往往就是对他国经验简单的模仿与抄袭。

中国人引入外国模式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作为“主义”，即作为普遍适用的政治或哲学框架而引进的。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吸引中国的一代革命者，在于它既是当时最现代的政治形式，又是防止旧秩序死灰复燃的最佳手段。在从事戊戌变法的改革者看来，君主立宪制度是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恢复联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1916年以后北洋政府的政客们则把它当成了解决分歧，建立有序社会结构的妙方。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的早期领导人1905至1907年间所以要研究欧洲的社会主义，并非是要治愈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病，而是考虑要如何在中国预防它。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年轻创业者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既能推翻现存的社会关系，又能将帝国主义的影响逐出国门，不失为民族复兴的良方。而在20世纪30年代某些国民党领袖的眼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动员和训导民众的好方法，因而它成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主义”。

然而，在中国人信奉的诸多“主义”中，没有哪一种是直接取自于它们各自的民族渊源。如果说立宪主义是一条通往现代化政府的捷径，那部分要归因于某些强国，如英国或日本，原先就拥有宪法。在中国那些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奉日本为老师之时，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信仰者通过日本了解了社会主义，并在一段时间里研究了德国社会主义的诸多流派。另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并非直接从德国或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通过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正是苏联人帮助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实践手段。最后，1930年代在中国一度盛行的法西斯主义，也与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几乎毫无关系，而是中国与德国密切联系的产物。

外国政治制度或观念在中国的运用，并不总可以用限定性很强的“主义”来描述，在不少情况下必须用更普遍的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在中国近代史的某些特定时期，有一些民族曾在中国享有特别大的影响或声望，并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留下了烙印。这就不能用某种抽象的外国“模式”来考察了，而要把它看成一个更加捉摸不定的影响过程，这一过程从中外交流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19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在华拥有领先群伦的影响力，它目睹了中国西学的兴起和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英国的超强影响力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这确立了英国在华的西方列强中近乎垄断的地位。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成千上万试图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留学日本，与其说是因为日本短期内的进步——这一进步部分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能够轻易地使中国找到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不如说它提供了易于接触西方技术与思想的机会，而且日本似乎已经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国，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里，美国成为自由中国的头号伙伴并发挥影响，是以它对这个战时盟友实施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基础的，而且它们还有共同的目标——抗日战争。 1950年代苏联在中国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其中的确包括一个具体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但仍然它只是中苏在意识形态，军事战略及经济领域全方位伙伴关系中的一部分。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中外交流十分频繁的另一个十年，即1928至193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十年。对蒋介石政府来说，这是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

国民党的执政被视为是民国时期最有希望与抱负的政府。它曾为自己确定了如下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完全统一，将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处理对外关系，引导中国国民成为现代国家尽责任的忠实公民。在所有这些方面，德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1928至1938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德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改组了蒋的军队，代表团的领导人还充当了蒋的政治和经济顾问。在30年代，德国通过一系列易货协议为中国提供了其所获外国贷款的大部分，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军事装备、铁路器材和整座的工厂，而这些工厂日后奠定了中国国有工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德国一些工业界领袖大胆地资助中国的杰出管理人才接受德式教育，从德国返回的留学生们大多在直接控制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机构中任职。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众多的国民党领袖从德国法西斯主义中寻到了一种潜在的、可以效仿的模式，即使效仿是有问题的。蒋介石在中国努力鼓吹他的“新生活”时便利用了普鲁士的军事体系。

1930年代中德间密切的关系有其渊源。德国工业界早就对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梦寐以求，就中国方面而言，孙中山赞成“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然而，只有当德国重整军备的要求导致了必须为其工业和军用品寻找新的市场及需要确保其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时，也只有当中国根据其“国防经济”的需要重新修订工业发展战略时，德国和中国的利益才真正趋向一致。

国民党接受德国的投资，采纳德国的建议，可以部分地用如下简单的事实加以解释，即它是在中国请求投资的要求被其他列强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实现的。此外，由于中国所能通过银行、卫生保健和乡村重建等渠道获得的有限援助，也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方能到手。民国南京政府在国内有着武装的敌人，1931年后又面临着日本的全面威胁，与德国的合作有迅速地取得成效的希望，因为德国的投资是在不威胁民国南京政府对其国内事务控制的前提下，被有意识地用来加强南京政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直抱有与那些在他们看来发展体系和自己一致的外国合作的愿望。1927年清除了共产党分子以后，丧失了社会革命动力的国民党领导层要寻找一种发展模式，它要既能够稳健地解决社会问题，又能应付因国内外形势刺激而出现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要求。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一个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实现了统一并成为世界性强国，接着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中迅速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国家用非革命的方式快速发展的典范。

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德国“模式”，而是德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内不尽相同的影响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常常对多样化的，有时也自相矛盾的德国经验，均表现出虔诚的倾慕。同时也由于德意志帝国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里，执行了多样的对华政策，在中国显示出不同的面孔。

在19世纪，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曾经一度是其海上帝国主义及世界政策的展示场，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登峰造极，导致了普鲁士——德意志王朝的覆灭。当德国在1920年代重返中国时，它不再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这正是德中关系热络起来的基础。从德国方面看，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首先是通过德国军事和工业的骄子——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the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携手努力而培植起来的，到1936年，它在中国军事和工业现代化领域内已经形成了确保德国利益的非官方“势力范围”。但它已不再属于旧的帝国主义式的势力范畴，而是一种建立在投资、对进入市场可行性的周密研究、与中国政界领袖和经济计划制定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及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留在中国人手中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方式。

这些努力可能被看做是联邦德国近年来成功地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的先驱。其实，它们和德国的其他在华利益是相冲突的。它们损害了汉堡—不来梅地区的贸易商行传统上对贸易的垄断权，使得德国外交部在东亚贯彻“战后中立政策”的努力复杂起来，该政策的基本要旨是要限制德国在东亚的权益。最后，德国在华的军工政策，也逐渐地被希特勒领导下德国重新奉行的帝国主义和世界政策所削弱。

对中国和德国双边关系的研究，是对这两个国家研究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它们各自所获得的成功和所面临的困难支配着东亚和欧洲地区。本研究也将论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这是个目睹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灭亡的“列强转换”时代，它展现出一种新的（如果说最终并不成熟的话）中外交流的模式。它也能显示出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发展的方向。

正如费正清所写的那样：“许多外族都曾改变过这个中央帝国，但都只是昙花一现。” 南京十年的中德关系是短暂而又深刻的。这是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努力跻身于现代化工业史上的重要一章。同时，当中国为努力实现现代化而再次求助于世界时，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也许要超出历史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