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本书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来自三大洲的许多个人与机构的慷慨相助。

剑桥、圣路易斯、中国台湾以及德国的师长和朋友们的建议与鼓励使我受益匪浅。费正清（John K.Fairbank）对我涉足中国史领域最先给予了鼓励，此后并不断地给予惠助。汉斯·莫森（Hans Mommsen）给了我最初的指点。伯恩·马丁（Bernd Martin）在档案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易劳逸（Lloyd E.Eastman）审阅了全部的手稿，盖博坚（Kent Guy）、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石约翰（John E.Schrecker）对几个章节发表过意见。尤其要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导师福兰克林·L.福特（Franklin L.Ford）和孔飞力（Philip A.Kuhn），他们的教诲与支持是本项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许多人慷慨地让我分享他们的私人经历与文件，我将这些都收入附录中了。在此我要对路德维希·维尔讷（Ludwig Werner）、弗里德里希·布塞（Friedrich Busse）、赫尔曼·吕特尔（Hermann Noether）、关德懋、王洽南、齐熨诸先生及蒋纬国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同时，也很感激已故的齐焌先生所给予的协助。

谨向下列机构的职员致谢，他们与我通力合作并在各自的专业上给了我帮助：弗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馆、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波恩的外交部政治档案室、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台北的档案部门、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德文化协会，以及在台北的美国教育基金会，我也要向哈佛燕京图书馆和瓦登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富布赖特委员会，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和欧洲研究中心，及惠廷基金会的资助。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协助完成了原稿的准备工作，梁锡辉（音）、弗里德里希·布塞和格达·勒宁-魏采尔（Gerda Loehnning-Wetzell）友好地为本书提供了图片。我十分感谢多丽丝·休斯（Doris Suits）和贝基·G.布赖恩（Becky　G.Bryan）为原稿打字所做出的特殊奉献。

没有谁能比我的太太伊维塔·施汉恩·柯尔比（Yvette Sheahan Kirby）所提供的帮助更直接更经常了，她是我史学研究的同伴。她为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并始终如一地给予精神支持。对我的妹妹和已故的父母双亲大人，我是永远也难以报答的。

柯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