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文版序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在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再版此书，我深感荣幸。在此，我对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陈意新教授对于该课题的一贯支持深表感谢。

任何一本书如果能够在其首印二十多年之后再版，可能更多的是因其主题的重要性，而非该书本身的水准。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再版呢？

如果读者所寻求的是关于中德关系史的最新研究，那么他们就找错地方了。自从这本书的手稿完成后，我们对于中德关系的理解已经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开放而大大丰富了，尤其是从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档案馆得到的资料，以及从苏联，特别是从前民主德国档案馆新近获得的材料。自1984年该书第一版发行以来，已经有三十多本关于中德关系史的中文及德文论著出版，但这本书仍保持了其独特性——也许它是唯一的一本最先由中德关系的“局外人”编著，而且最初以英文写作的书吧。不过这并不是这本书的要义，并且这也不是其再版的一个充足理由。然而，我以为——当然是很愉快地以为——自从本人最先致力于中德关系研究以来，尽管围绕这一主题发掘了大量的新原始档案，产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但本书的基本叙述和重要论点仍旧可以“岿然不动”。

如果本书仍然还值得一读的话（这个要交给读者来评判），那么与其说是因其对于我们理解中德双边关系方面的贡献，不如说是它抓住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的国际化。本书源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我给这本书最初拟订的书名是《外国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在导言部分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清朝和民国（正如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当时中国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多可供选择并且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时以“主义”的形式出现，“主义”是指公认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或哲学概念。但这些主义（共和主义、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甚或是列宁主义）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脱离于其各自不同的国家渊源。概念不是光有纯粹抽象的包装，而是同时包含于个体和国家的经验中。我认为在国民党的南京十年统治时期，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没有一个单独的孤立的“德国模式”，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受到人（从“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冒险家马克斯·鲍尔到其雇佣者——墨守成规的信奉儒家学说的军阀蒋介石）和机构（从中国研究学社到同济大学，再到国民党自身）这两方面的制约。

《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里，包含着我一直试图将其明确表达清楚的观点，即现代中国一个本质的，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我认为，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史简直无法理解。本书第三章指出，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当然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它又是极为国际性的，更不要提它的军备武器，那些武器早期基本上完全从国外进口。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革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影响。

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到20世纪为止（如果不会更早的话），国际的或全球的或国外的事情作为一方面，而“中国”的事情作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进行划分了。如果我们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的和国外的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这并非是要暗示在这个阶段国际化的影响是施加给中国的。比如，如果195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目前的研究课题）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主张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张性的话，（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者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领导人的革命生涯既是国际性的又是民族性的。在中国国内，就这些政治活动、经济组织、法律和监狱系统或者无论什么而言，我们都不该用“施加”这个词，而该用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并且，我们至少必须假定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国际影响这两者应该具有相同的作用力。本书第六章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理解，充分说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我必须指出，这一关于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当不为西方史学界所认可，尽管我相信这种状况目前正在改变。本书的编撰，是有意识地遵循费正清教授的多国、多档案的国际史研究传统来进行的，并寻求从多种角度和多个正式或非正式参与者的观点来理解国际关系，因为我恰好是费正清的最后一名弟子。在费正清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现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还是处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那时在中国北京，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制定了现代国际史的撰写标准。然而，关于中国国际史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当时中国和一些西方学者批判费正清等学者所持的是很大程度上从外部来看待中国的“帝国主义”观点，因此不能明白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内部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据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动因。后来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之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发展当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也阻碍了这个领域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而且还妨碍了我们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被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伟大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同时它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从1912年起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它的形成，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所起的作用一样。

关于中国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复苏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归功于中国在世界上持续迅速增长的地位，以及中国国内的更加迅速的国际化步伐，还有中国及海外档案资料的日益开放。中国的国际化最近一直是由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以及哈佛大学我本人所主持的跨国研究项目的课题，对此我深感荣幸。

当从事这个课题时，我们寻求在中国国际化的研究中设定两个新的议题：其一，是我在上文中所提的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某些分支的耐久生命力？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仍然相当重要的列宁主义。当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时候，又能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研究中学到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早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已在与外国的联系过程中成熟了，而后又在中国东亚沿海外围地区繁荣壮大。中国20世纪的三波法律改革浪潮在何种程度上“内卷化”了国际上的法律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中国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眼前及将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中国在一个农业、工业和工程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世纪中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

第二个宽广的目标（同时也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相对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世界和地区的背景环境下去看待中国，该环境下中国的国际成员资格已经重新定义了全球社会及其惯例。除去众多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中国一些个人也拥有这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外，中国作为共产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国联和联合国等众多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其影响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民国时期（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主流看起来颇为显眼的文化国际主义对于中外伙伴关系以及中外敌对状态性质的定义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首先还需要解释，尽管存在着关于中国“孤立主义”的诸多历史论述，20世纪中国真正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的时期，仅仅是从大约1962至1970年的这段时间，而且这种孤立状态的例外情形正好可以证明中国国际化这一规律。

在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国际化维度时，较之于“全球化”我更愿意使用“国际化”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和政府对于20世纪中外关系无论是从私人还是公众的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在国家之间、跨越公认（尽管有时存在争议的）国界的不可避免的背景环境中发生的。而且国家和政府对非国家的参与者的许多活动还进行调停斡旋（以及监督）。此外，“全球化”这一概念的预设是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不断趋同。全球化没有考虑如下的事实，即文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及运输、通信和贸易方面的革命所产生的变化快，后者的变化促使人们相互联系，又往往使彼此间发生冲突。

这把我们带回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描述中去。我对这段历史着迷，正是因为这段国际关系是发生在世界大战前夕而且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涉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诸多方面，比如合资企业、经济和教育方面，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国界传播等，而且还因为政府及领袖对于这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开始时至关重要但到最后却是悲剧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于本书最后的分析。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而正是人类自身往往由于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并且时常戴着无法改变的意识形态的眼罩影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柯伟林
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