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对一位外国作者来说，看到自己撰写的关于中华民国史的学术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无疑感到十分荣幸。我非常感激陈红民教授、陈谦平教授以及申晓云、武菁女士所做的杰出工作以及他们的耐性，感谢钱乘旦教授的校译工作，也感谢陈意新先生最初对这个翻译计划所给予的鼓励。我特别要对张宪文教授给予的支持表示谢忱，他已使得南京大学成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心。

自本书英文原著1984年出版以来，关于这一课题又有许多著作相继问世。弗朗索瓦兹·克赖斯莱尔（Francoise Kreissler）对多方位的中德文化关系进行了出色的探考。在柏林，费路（Roland Felber），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尤其是郭恒钰，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台湾，早期的中德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新的注意。奇怪的是，恰恰是在中国大陆，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还很薄弱，论著甚少。

这或许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因为中德关系就某种程度来讲，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既重要又独特。这里，我仅就一个方面的内容试加评论，即：文化关系在构造中国同其他国家间合作框架过程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讲比较薄弱。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中国的三个主要合伙国中——依年代的顺序它们分别是苏联、德国和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是最真诚的，彼此也十分满意。它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即相对于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因素而言，两种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交往显得最为重要。在这三个伙伴关系当中，1937年以前的中德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对全球性或地区性强权政治的共同兴趣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考虑共同的战略需求之上。尽管在那里发展的是一种相互受益的军事关系，但对任何一方来说，并没有朝着特定的政治或战略目标进行具体的合作。我们毋宁说，是中德之间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广泛的文化交流维系了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虽然只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中国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它们均被排除于国际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样一种地位却使它们皆能无拘无束地创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并在领导人物中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证——某些中国领导人理解为（抱有太大希望）两国之间的“共同的命运”。人们甚至可能会说（中德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某些共鸣之处，特别认为中国对德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中国发展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式或良师益友。由于中德关系中并没有实在政治利害关系，使得双方外交部变成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而与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越来越不相干，这些则已成为其他部门的事；这也允许各种从事这些合作的信托机构和协会一时稳定地增长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在中国国家机构中雇佣外国人是中国政府引进外国“文化”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外国的专门技能，得到技术援助，而又不会使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太多的麻烦。尽管向前可以追溯到元朝（马可·波罗）和明朝（北京耶稣会士），但在规模上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一般性的惯例则只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国专家在许多政府部门供职，发挥了广泛的功能。他们大部分以个人的名义受到雇佣，其他人则得到了诸如国际联盟等跨国组织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赞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单个的私人合同得以雇佣的，甚至当雇佣是由其他代理机构来进行时也是如此。他们的“非官方”性质使中国政府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延长或解除合约。在所有的这些尝试中，正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

既然军事顾问团的工作不涉及提供顾问的国家自身的军事战略，那么无疑它就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苏联在1920年代和美国在1940年代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然而，那也是置身于合作中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文化方面亲和力的结果。例如，马克斯·鲍尔呼吁蒋介石在人民联盟（Volksgemeinschaft）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就非常适合蒋本人的政治观点与感受。德国的经验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同一个外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而这个外国的发展道德观——正如蒋和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同他们自己的观念协调一致的。

当然，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一种作为文化输出的单一的德国“发展模式”。尽管中国军事工业的动员自认为模仿的是德国“战时经济”的概念，但历任德国顾问的政治思想并无连贯性。从1920年代晚期鲍尔浪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希特勒统治时期各种牌号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再到（对蒋介石本人影响更大的）一个杰出的军官团是国家力量的关键和国家的“教员”这种普鲁士式的思想（这是汉斯·冯·塞克特的贡献）。然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中国方面来讲虽然常常变成不切实际的希望，但这种种德国的经验却加强了一种混合的国家形象，即这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和公民已经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实体锻造了基础（关于这一点或许最好参见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典礼上的讲话）。在这种背景之下，甚至连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亦可被一个公开关心“中华种族”如何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的中国领导层所理解——假如不是被他们赞赏的话。

这种形象有时被浓聚成一种广为赞赏的德国“精神”和“民族特性”的印象，尤其是当它们比起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形象时，就更为如此，其价值几乎无法在量上加以评价。虽然我们多少能通过与之有关的出版物来评价那些制定政策的精英们的思想，然而我们在这里却无意在高层次上讨论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不过，这种观念当时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领导层中确实普遍存在，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同军事领域一样，中德在经济领域中合作的部分基础，亦可以从文化领域找到。在工业规划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话，至少在有关合作的形式上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德工业关系所具有的特色之处既在于它的合作方式，也在于它技术转让的范围。

德国工业极好地适应着中国一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文化。正规的文化交往也推动了中德经济关系的发展。由全德工业联合会所代表的德国工业及交通界主要企业眼睛盯着中国市场，投下大笔资金，在广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寻求实行一种全面的工业战略。这种“文化宣传”——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特别支持中国和德国的教育机构培训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它也促成了许多新的中德组织和德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建立并给予了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一个由德国工业界所做出的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资助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培训，于是越来越多的留德人员回国后在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各个管理机构中担任职务。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加深了中德军事和文化精英之间的相互尊重。但这种关系史也显示出，无论这种文化和经济联系是怎样的深广和重要，它都是不够的。最高政治阶层缺乏协调给这种关系带来了内在的不安全感。它以非战略性关系开头，但战略性利益方面冲突的任何升级都会使中德关系容易受到遏制或被取消。

出于东亚战略的考虑，希特勒最终恢复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摧毁了中德合作广泛的文化（和非政治的）前提。虽然德国的工商界和军界于1937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中国院外集团”，直到1939年仍继续将同中国方面的经济合作保持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之上，但到那时，苏联已取代了德国成为中国的主要伙伴。对双方来说中德关系的重要性都减小了，直到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趋于缓解之前，也未能回复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水平之上。

然而，那是另一段更现代的历史了。我很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们可以利用我的这部有关中国较早时期对外关系的论著了。我期待着他们的批评。

柯伟林（W.C.Kirby）
1993年7月于美国麻省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