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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源、成熟于西方世界，妇女史与女权主义和改善妇女生活的目标紧密相连。当社会活动家改变斗争口号时，历史学家也受到激发，开始针对过去提出新问题。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们分析了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论基础，以及特定的社会性别差异建构被接受的历史过程。经过孜孜不倦的发掘，重新发现妇女留下的文字记录远远多于以往的估计。妇女史甚至可以让史学家提出更多、更新的问题，比如，它引发了对男女个人和情感生活的新的关注。今天，甚至对早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里，都有很多论述显露了妇女的作为，并把社会性别作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
中国妇女史著作比同类西方著作少许多，但我们还是逐渐获得了关于中国妇女的经验怎样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深入的理解。比如说，现在可以多层面地分析妇女作为皇帝的母亲、妻子和姐妹所扮演的角色，皇室婚姻政治怎样影响整个的政治结构。
已经有人分析过社会性别差异与哲学、宗教基本理论之间的联系，亦有不太多的关注直接投向指教女性进入角色的训诫性著作。
我们现在看到，关于女性领域的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女人在宗教和艺术领域里能够扮演的公共角色的种类。
娱乐场所给一些女子提供了发展文学、音乐和艺术天赋的机会，但是其他不愿意介入那种环境的女人倘若施展才能就会因此受到限制。
然而明朝（1368—1644）末年，女作家和女艺术家越来越多，引起18世纪的学者开始讨论女性角色。
但同一时期对寡妇守节的信奉荒谬地达到顶点。已经有人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拒绝再嫁，甚至自杀殉葬的青年女子得到的殊荣和奖励——从国家有兴趣提升道德，到关于自杀的流行观念；从地区的经济环境、士人阶层的家庭结构，到寡妇的财产权。
确实，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寡妇可以灵活地做出选择，知道驱使她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文化框架对特定形式的自我牺牲也有所回报。关于20世纪女性有更多研究问世，特别是关于运用政治手段提升妇女地位的研究。这里的焦点是女权主义运动与其后继的政治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对此，多数学者强调很难使社会性别关系发生基本的变化，即很难消除妨碍妇女的制度化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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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宋代做妇女史？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通常选一个便于与当代连在一起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学家采用的历史悠久的“以史为鉴”的实践）。因此唐朝吸引了一批学者，他们希望显示，在繁荣、充满活力的时代里士人家族女性有相当的自由参与社会。
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唐代妇女的典范，但更重要的，可以论证给予妇女更大的自主权并不与中国文化相违。比较之下，那些更愿意揭露强加于女性的残虐行为——比如缠足、溺婴、卖淫和阻挡孀妇再婚——的学者一般被清代（1644—1911）吸引，也是这类事例记录得比较多的时代。
宋朝吸引学者的原因在于它是妇女的处境明显地趋向变坏的时代。
有关的情况是缠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强烈的限制。由于男人的统治在中国史里常被解释为意识形态使然，学者们常用儒学的复兴解释这些变化。比如，陈东原在他很有影响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里指出，妇女生活在哲学家程颐、朱熹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后变坏，提出“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代”。
有些学者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指出哪些宋代学者曾积极参与推广缠足、溺婴和寡妇殉节。
对于没能从整体上批判中国文化、只批评家长制的当代学者说来，谴责理学不失为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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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点集中于宋史的另一个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矛盾，因为史料表明宋代妇女有很大的财产权。
从现存的法律判决看，每当判官被请去监督财产分割时，就会为女儿留出一份相当于儿子那一份一半的财产以作嫁妆。不仅如此，带嫁妆的女人婚后有生之年始终有相当大的权力控制着它们的使用和处置，再婚时甚至可以带走。宋以前和宋以后财产由女人经手进行传递都没有这样顺理成章。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地位变化迹象的结合促使我致力于宋史研究。唐宋时期的重大变化很难不波及妇女领域。因为家庭是拥有财产和纳税的基本单位，保有、增值财产的策略一定受到土地所有制和赋税政策之变的影响。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水田稻作方式必然影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城市化和商业化必然多多少少影响女人谋生的机会。社会性别差异的文化概念必然适应了更大的思想图景，包括人类存在的本质、个体之间的纽带和自主权的道德基础。佛教中国化和儒学复兴对文化的扫荡必定会影响人类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假如大多数涉及家庭的话语带有清晰的阶级的特性，新的阶级结构和跨越阶级界限的新方式必将重建有关的话语。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使妇女史与我们理解的宋代广阔的历史变化结合起来。
我们怎样理解缠足的普及，特别是它看起来发生于女人财产权变得很强大的同时？对宋代理学的指控是否有几分道理？经济增长和新型士人带来哪些效果？就这些历史转型，对女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的认知是否提出了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