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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闱》出版至今已经10年了。自它出版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日渐兴盛。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英文著作已经是10年前的好几倍。就像这本书一样，这一系列著作大多数都尝试使妇女史成为构成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们要使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同样使用的工具，考察与女性生活相关的观念、行动和制度。
这本译著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我是从一个和他们习惯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关于宋代女性的问题的。然而，他们可能对早期西方学术还不够了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对这些早期学术的回应。西方对中国女性感兴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他们经常强调中国家庭与西方惯例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认的纳妾制度，几个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家族。许多传教士内心里是改革家，专注于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他们用同情女人的笔触描写她们：出生时，她们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个女儿的父母杀死；五六岁时，她们可能被卖做奴婢；她们的脚被裹得那么小，以致难以行走；她们不能接受教育；她们必须嫁给父亲为她们选中的丈夫；她们几乎没有财产权；她们很容易被休弃，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丈夫死后，她们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压力。
到20世纪中期，在为西方读者书写中国女性和中国家庭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们占据了一个类似的权威位置。不足为奇的是，他们通过相当不同的方式架构他们的研究，试图避免民族优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态。他们把中国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里，根据家庭系统认同家人的方式、联姻的形式、传递财产的办法等等。这个框架划分了家庭系统，让我们对中国家庭的父系（patriline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父家长制（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了解。长时段的变化没有成为这种分析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受到人类学模型的影响，经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中国历史的背景的一部分来讨论，就像地理或语言一样。他们并不把中国家庭的发展当作构成他们主要的历史叙述的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学家自己通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相对较好理解的，并且把他们的田野工作致力于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组织。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关键角色，因而一个把宗族摆在中心位置的中国宗族观使研究的着重点偏离了女性。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社会史研究变成历史研究中一种越来越显著的方法。欧洲和美国的领先历史学家不仅深入地研究了关于社会结构和它随着时间迁移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还研究了家庭史。一种方法强调人口统计证据，如婚龄、子女的个数和间隔、乳母的使用、离婚和守寡的频率、哪些亲属聚居、移民的影响、城乡户口的差别等内容。另一种方法更注重观念和情感，包括从人们怎样概念化地把握儿童的一般特性，到他们对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伦常地位的理解等内容。在70年代，因为女性运动获得了实力，不少女性历史学家由家庭史研究转向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尽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还有许多人对讲述追求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现代斗争更感兴趣。
在这些大趋势下，1980年以后，美国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开始对女性话题更感兴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妇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现不是唯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评价中国现代社会性别体系的书籍大量出现。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者开放使这成为可能。这些书谴责中国革命在实现它的目标时的失败。其再三陈述的目标是把中国女性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些书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们讨论革命的原始目标之前，一般会以复述在传统时期女性命运极其晦暗的老调子为开头。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史学家，这些书的显著成功向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尝试呈现一幅更复杂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画面。我不能接受这样隐含的前提：中国的家庭无缘无故地被撇在历史之外，不受国家、经济、宗教或文化的发展的影响。
于是，写《内闱》时在我的心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美国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他们已经阅读了当时中国关于女性的书籍。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设想过去的女性仅仅是牺牲品并不能使他们为女性带来任何好处。另一种读者是美国的中国史学生和学者。宋代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学校、考试和科举制方面，在思想领袖如程颐、朱熹、陈亮、叶适等方面，在党争诸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学者的著述已经很多。我想向他们显示，他们不必把女性撇在他们讲述的关于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也可以说明大多数宋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伊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