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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显著的例外（林培瑞［Perry Link］1981；李海燕2001；王德威［Wang］1997），学术界很少从情绪和情感的角度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这种情况可归因于一般历史研究界对情感的长期漠视。作为一个现代学科，黑格尔认为历史应当推动民族国家迈向进步和理性的论断一直影响着史学研究。长久以来，史学家认定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过去事件的理性而客观的探索上。史学界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对情感和非理性的强烈怀疑。直到20世纪末期，随着后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认识论的批判和性别研究提出的理论挑战，史学家才开始承认情感的重要性。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以理论的高度对主体性、身体和情感进行探讨的研究。通过将其“历史化”，或者按福柯的说法，通过考察现代主体性的“谱系”，福柯理清了现代自我、权力、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包括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被认知客体的现代主体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建构的过程。
琼·斯科特（Joan Scott 1988）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0）等性别研究学者受福柯等后结构理论家的启发，质疑了对“性别”（gender）和“性”（sex）的形而上的本质的预设。他们揭露了“性别”和“性”的身份被塑造的历史过程，以及性别和性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汲取了这些理论资源，史学家也开始研究主体性、性别、身体和情感的历史。主攻现代欧洲的史家们开始认真地把感情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些学者质疑了情感和启蒙运动二元对立这一长期以来的框架，展示了情感在旧贵族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现代社会摒弃了以阶级和血缘划分社会层次的做法，而将情感经验奉为资产阶级个体身份的道德基础。这种内在的人的社会性进而成为崭新市民社会的基石（邓比［David Denby］1994）。18世纪言情小说的兴起和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也与性的历史（性别差异）、中产阶级身份的崛起以及公私领域之划分的形成（见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95；古德曼［Goodman］1992等）息息相关。情感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随着由理性调节的、被契约和法律所约束的关系被学者奉为新的、男性的公共领域的基石，情感日益退居到私人领域之中（见哈贝马斯1989；兰德斯1988）。
情感对现代性的意义并非现代西方所独有。如果我们考察其他有关情感和非西方现代性的论著，便可以发现非西方社会中共同存在的一种全球模式，即，策略性地运用早前的、“传统”的道德感情，用以创造现代社会。可见现代性并非从西方“输向”世界各地那么简单。理解各国的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体动员群众和塑造现代社会的相似之处，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影响。研究中国以外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家们指出了情感和道德在建构现代性和市民身份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譬如巴西（科菲尔德［Caufield］2000）。另一些学者则审视了在现代埃及中，诗性的情感和对端庄举止的规范如何塑造了游牧民族贝都因女人的抵抗策略（艾布-庐古德［Abu-Lughod］2000）。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私人领域与现代殖民统治中至为重要的种族等级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缠结的关系（斯特勒［Stoler］2002）。这项研究期望延续这一对话，探讨“情”在创造市民公众、想象后儒家社会以及划分现代中国的道德、司法和政治权力之边界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