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35年秋，一个名为施剑翘的女子发现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前军阀孙传芳，成了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长。为了摸清孙传芳的行踪，施剑翘数次造访居士林集会会场，最后决定在1935年11月13日早上采取行动。当天早上，孙传芳被安排主持诵经仪式，但因下雨的缘故，这位下野军阀迟迟未到会场，让施剑翘以为计划要被迫取消。当孙传芳最终出现的时候，她不得不租车赶回她英租界的家中取其勃朗宁手枪。根据她事后的供词，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她要确认孙传芳在场后才敢把枪带出英租界。回到佛堂，施剑翘的机会终于来了。她从正跪着的孙传芳的背后向其射了三颗子弹。当佛堂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时，施剑翘保持着镇静并胜利地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跑。”接着她便归案自首。报纸报道行刺成功后的施剑翘“异常从容”。一篇报道更称她“态度从容，俨然无事”。

施剑翘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立刻成为媒体热切关注的焦点。11月13日晚上，事发后仅数小时内，当地报纸《新天津报》便印发了号外大肆报道该事件。14日，行刺的第二天，被时评家林语堂推举为民国时期众报纸中唯一品质可靠的天津《大公报》以《血溅佛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文章写道：“乃三时一刻，阖堂正在虔诚诵经之际，孙身后座诵之女徒，突袖出手枪，向孙脑后狙击。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当场倒地。又射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枪射腰部，前胸透出。孙立时身死。”

媒体的炒作并没有随着行刺成事而告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市民读者们饱览了报章杂志有关刺客的身世及案件与军阀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种种报道。媒体的锐眼更没有放过随后旷日持久的法庭审判的各个阶段。经过两次上诉，南京最高法院对案件做出了最终判决，其从轻发落的处理手法引起了争议。而两个月后，最高法院的终极判决更是被国民政府的特赦令推翻。施案的戏剧性发展使这位复仇孝女的故事成了长达一年的头版新闻。

除报章外，其他媒体对施案传奇色彩的塑造也是功不可没。活跃的期刊杂志投入了大量篇幅让热衷改革的都市专业人士和社会评论家对孝义复仇及其引起的民众支持的利弊进行辩论。以施案为蓝本的小说、广播剧、戏剧作品更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各大城市出现。上海市民观赏剧场表演，天津和北平的民众则每日追看着描述仇杀案的连载小说。最终，连法庭审判本身也成了一场奇观。民众争相涌入地区及河北省法院，为求一睹这名女刺客的真面目。当时一名论者曾如此一本正经地慨叹：公众几乎完全没有留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刺杀未遂的事件，而施剑翘这一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复仇事件却成了街谈巷议。

难以简单说清为何媒体和民众如此专注于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仇杀事件。1927年，国民党表面上结束了困扰中国多年的军阀混战，定都南京，开启了史称“南京十年”的国民政府统治。然而，尽管世界各国均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但国民党集权中央、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巩固国家主权的努力却一直收效甚微。这十年来，日本在东北和华北持续扩张的势力从外部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在城市和内陆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以及在西部、西南部以及尤其致命的华北拥兵自重的军阀则是自成一体，从内部挑战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重建社会、建立现代统治制度的大业举步维艰；国民党一方面试图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对有待革新的社会和制度予以威权控制，更是进退两难。

尽管当时的评论家对案件引发的媒体炒作曾作出种种评价，但未能解释何以施剑翘复仇案会在民众间触发大量公众同情和引起广泛的舆论争议。一名记者在回顾其职业生涯时，指出这场轰动一时的案件曾提供他事业上的重大突破（林墨农1980）。一名传记作家则对施案能在当时国内外引起异常轰动啧啧称奇（郑逸梅1992，第73—76页）。安徽的地方志史学家对原籍安徽的施剑翘一生的非凡事迹引以为傲（吴寿祺1990；陈锦1991），而搜集中国历史奇案的编纂者更是对施案大书特书。然而这些记载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何这件案子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也没有审视案子是否包含着更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着意借助施剑翘的名气抬高该省声望的安徽地方志只是把复仇者不加批判地描述为一名巾帼英雄。通俗史家和传记作家则是把施案引作为民国乱世的凭证，仅把它视作是当时政治秘闻的注脚。

有别于对施剑翘美誉有加以及把这宗谋杀案当作荒诞轶事的叙述，本书将透过这桩奇特的案子指出施氏奇特而暴力的孝义行为促生了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同情。相应地，笔者将探讨施案如何推动了舆论关于“情”在中国现代性中的角色的论争，这一“情”既包括施氏诉诸孝义的道德情感，也包含史无前例的市民公众的集体情绪。围绕着英勇的孝行是否应当成为现代国民的素质，以及复仇女的正义动机是否应当赢得法院的司法宽恕和行政当局的特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另外，施剑翘英勇的孝义行为引发的公众同情引起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焦虑。对于某些人来说，案件中的集体情感构成了一种强大而崭新的公众情感。基于情感具有道德纯洁性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一公共情感能够抗衡传媒的浮躁炒作、国民党政权的四分五裂以及司法制度的种种不公。然而，其他论者则把集体激情视为落伍和危险的洪水猛兽。他们以为施剑翘获得的广泛支持是一群难以驾驭的女性化的公众的自发的情感表达；此公众挑战着现代性的父权形式，譬如“法治”和左翼知识分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社会发展的论述。

这里先要交代一下施案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史学和理论问题。首先，通过审视施案中所表现的公众同情，本书将重新处理中国现代史学界关于“公共领域”的论争。笔者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在大众消费文化萌芽和政治威权主义持续强化的氛围下城市公众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其次，这一研究将深化对“情”这一复杂概念的探讨。作为亘古以来儒家世界一个重要但模糊暧昧的道德概念，“情”一直是研究明清文化、哲学和文学时所不能忽视的复杂概念。但从施案可以看出，“情”在现代中国试图建构后儒家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进程和论争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最后，透过审视这一轰动性的行刺案件，本书将深化我们对民国时期暴力文化的认识，并阐述施剑翘刺孙这类案件如何调和了道德暴力在现代正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