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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施剑翘的案子之前，已经有一些奇特的案件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并通过戏剧演出和民间讲故事的方式唤起过集体的同情。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类似施剑翘案这样的媒体炒作越来越常见，并且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像这样轰动性的案子与以往的任何案子都有所不同，它们的影响力不再仅仅局限于面对面接触的狭小社群，其在影响范围和传播速度上远远超越了过去的状况。区域性事件能够迅速地转变为广泛流传的传奇并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城市及近郊社群公众的同情。最迟至1930年代，媒体已经大大拓展了它们的眼界，并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性，诸如追求轰动效应和鼓动感伤主义，以迎合大众。
20世纪早期大众媒体的急速增长直接导致了媒体炒作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根据林培瑞的研究，上海的传媒工业从世纪之初到30年代早期增长了六倍之多。同时在这期间，城市人口的识字率增长了至少两倍（林培瑞1981，第10页）。至30年代，一些大报的发行量已高达15万份之多。
这些流通广泛的报纸登载着施剑翘案的消息。报道这一事件的各大日报不仅仅限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邻近地区，还包括广东、四川、满洲等地甚至俄国。
读者们也不仅限于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周边的地方社群同样能够接触到刊载着这一故事的报纸。
单单发行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媒体的实际影响力，因为人们往往是通过传阅报纸和阅读张贴在公共宣传栏上的报刊来追踪新闻事件的。林墨农（1980），一个曾关注过施剑翘案的新闻影响力的民国记者，就讲述了当他在天津做学生的时候，因为订阅不起报纸而只好在城市重要路口的布告栏上阅读每日新闻的经历。林详细地谈到，天津和北平的日报往往在下午刊印出来，这时候人们总是很快就围上去，站着读报。当然，这个群体仍然是相对有限的，正如林注意到的，那些有着适当的文化水平和休闲时间的人群在天津的总人口中仍然只占绝对少数。然而，尽管阅读日报的习惯仅仅限于少数群体，剩下那部分城市居民中的大多数却仍然能够接触到各类新闻。比如随着收音机的引入，很多不识字的听众也获得了收听新闻的机会。根据李欧梵（Leo Lee）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报道，截至1937年，估计上海已经有了10万台收音机（李、黎1985，第374—375页）。但听众的真正数量，正如报刊读者数量一样，要远远多于这一数字。卡尔顿·本森（Carleton Benson）观察发现，尽管拥有一台收音机也许是奢侈的，但许多人能够在他们工作的工厂或者在邻近的街道商店里收听到广播新闻。
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也急遽多样化了。19世纪晚期，八版的《申报》（上海的一份日报）是上海的企业家和政治精英仅有的几个信息来源之一。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大城市地区都拥有了不止一个的大型日报，它们当中有好些篇幅远远超过八版。这些报纸涵盖了评论、意见、针对轰动事件的新闻报道，并提供信息摘要为专门的读者群提供阅读方便，而事实上这些读者群的覆盖范围也已经远远超过以往。城市读者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小报中（这些小报往往因其短暂的寿命和强劲爆料而著称，在英语中称为mosquito press）选择可阅读的消息。当这一类型的报纸在晚清首次出现的时候，小报为文人读者群提供娱乐界和妓女圈子中的新闻。到了30年代，尽管仍然保持着短小的篇幅，小报却转向迎合更为广大的读者群，选题不拘一格，包括大报纸出于审查制度或商业考虑而忽略掉的那些内容。
期刊业也充分地发展起来，为施案引发的活跃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些期刊中既有极具学术性和高度专业化的、只为极少数人所阅读的专业期刊，也有供一般城市读者所消费的通俗周刊和杂志，种类不一而足。关于施案的新闻和讨论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从大型日报到街头小报，从通俗周刊到专业期刊。
除了新闻业的繁荣之外，娱乐业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从而为有关此案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另一个平台。在20世纪早期，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观众消费着小说、电影、广播和戏剧。自晚清改革家梁启超宣扬小说的鼓舞人心的功能后，各种各样的文学杂志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间涌现出来，通俗小说的市场急剧膨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商业出版公司兴起并使得可供人们消费的图书像洪水一样充斥了整个市场。读者们只需翻开报纸就可以浏览文学副刊，或读到分期连载的章节小说。
对于戏剧票友来说，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戏剧业也在数量和质量上长足增长。观众们可以选择观看传统戏曲、地方戏、文明戏和现代话剧中的任何一种。
最后，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中国城市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收音机使传统的说书艺术得以现代化，电影使城市娱乐生活发生了彻底的革命。
正是在大众传媒蓬勃兴起这一背景下，施剑翘的案子开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