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明清两代是离现代社会最近的两个朝代，也是对现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个王朝。虽然这两个王朝相继而起，是递相取代的关系，但其思想范式与思潮走向却并不一致，毋宁说还存在着许多相互背反的成分（当然也有许多相互一致的方面）。其中一个较为显性的原因，就在于明王朝的统治者是汉族，清王朝则是由少数民族满族人所建立。所以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辛亥革命往往又叫“反满”革命——一种裹挟于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民主革命。如果从明清向前延伸，则明之前的元朝为蒙古人所建立，而元之前的宋——北宋和南宋又是由汉人所建立的政权。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将宋代以降的几个王朝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近世”，那么这个“近世”也恰恰是在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统治下度过的。如果我们从明清向后延伸，那么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其前期是北洋军阀的诸侯割据，中间经过抗日战争，其后期则又成为国共两党的较量，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重新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这样看来，明清两代也就成为“近世中国”距离我们最近的两个朝代，也是近现代之前两个较为稳定的王朝，因而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自然是不容低估的。

但要从哲学史的角度总结这两个朝代在近六百年间的思想发展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这样一种称谓，就连“哲学”这一概念也是20世纪初才通过日本从西方引进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所有的只是“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等等，根本就没有“哲学”这样一种称谓。所以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中国哲学史》，还不得不“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因为既然“哲学”的概念都源自西方，那么哲学的标准自然也应当以西洋为标准。不过，虽然“哲学”的概念源自西方，可“中国哲学”这一说法一经启用，就立即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自1916年谢无量第一部《中国哲学史》问世，一直到世纪之交冯友兰先生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之杀青问世，20世纪国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得最多的可能就要算哲学了。当然反过来看，虽然20世纪国人关于中国哲学的撰著最多，但其标准并不统一——不仅不统一，而且还时时发生游离，以至于到了世纪交接之际，学术界又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意即“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那些一直被视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研究究竟算不算哲学？所以，新世纪伊始，葛兆光先生又推出了其3卷本的《中国思想史》，并在文章中援引胡适先生的先例，认为“胡适在傅斯年的影响下，决定不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而改用中国思想史的名义” 。这似乎是说，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还存在着有待商量的余地。

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其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又是坚信不疑的，比如郭齐勇先生就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导言”中写道：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在远古时期，各个大的种族、族群的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既相类似又不尽相同，人们思考或追问上述问题的方式亦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观念、问题、方法、进路，有不同的哲学类型。……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中东、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

如果格之于郭先生关于哲学的这一标准，那么上述所谓“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等等，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中国哲学之具体性或特殊性表现。如果考虑到各个民族文化的繁复多样以及中国智慧之具体性特色，那么所谓“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具体性及其时代性表现。

既然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包括胡适晚年“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中国思想史’”，因而我们这里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看法也就必须有“辨”，尤其是关于明清哲学思潮的形成、特点及其演变、分期，包括对前人研究的反思等等，也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