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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北京自身的衰落过程与其作为中国首都的失落相比较，人们肯定可以找到其在本质上颓废的依据。城中的重要建筑，曾经折射出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威严，到了1920年代则成了这座城市走向衰落的鲜活证据。 [1] 1928年，一位记者在中南海拜访张作霖，看到这些宫殿都缺乏修缮。“彩绘和漆面都已大面积脱落，窗玻璃碎了，也没有换掉，而是用纸糊上。” [2] 一名欧洲旅行者在游览紫禁城之后说道：“每走过一个拐角……都会浮现物质腐烂和死亡的念头……宫殿本身正在死去；屋檐上长满了厚厚的杂草；就连负责管理的官员都开始变卖宫里的财宝。其他历史建筑也是这样。” [3] 清末民初的改革虽然留下了一些能够使城市生活更加现代的遗产，也未能扭转这种颓废的趋势。
旧北京在瓦解，新北京在锈蚀。现代技术光亮的建筑物与脱落的彩绘和漆面形成的反差，只不过是颓废的异曲同工而已。中心地区的衰落表现为破败的宫殿、停电以及军事化的民事机构，这些表现形式给人留下的视觉和社会印象很容易招致西方人和国民党人的批评，甚至是绝望的评论。这些具有全球眼光的西方人总是把颓废堕落与“东方”联系起来，而那些挑剔的国民党人则把民国的腐败加诸满人的自满。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国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寄托于一场道德和社会革新。而这场革新要么由自称是革命人士的国民党人着手进行，要么就是他们的对手共产党人。
然而，在中南海、紫禁城和外国使馆区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复杂而生机勃勃的北京，这远远超出了外国人浪漫想象和激进分子猛烈抨击的范围。这座城市配备了在亚洲数一数二的警察部队，基本由被视为懒惰的旗人所组成。北京的报纸和通讯社通常是由军阀和政客创办的传声筒，但就新闻业而言，整个中国都找不出几个城市能有如此的规模和产出。虽然财政问题和政治压迫使这座城市的高等院校举步维艰，但是他们依然聘请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培养了一批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人声嘈杂的市场打破了北京作为博物馆、档案馆和腐败官僚之乡的那份恬静，这些市场发出的噪声听上去就像“刺耳的尖叫、 [4] 地狱的喧嚣，即便是欧洲，甚至最嘈杂的南方集市，也相形见绌” [5] 。以商业、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为基础而形成的诸如行会、商会和工会的当地组织，制定了能够提升行业利益和理念的经营策略。与北京官界的“政治宴会”和末日狂欢（fin de siècle entertainment）相对应的，是商、工、学界共享的生气勃勃的、政治上日益成熟的社团活动。政局动荡，在政治觉悟日益增长的市民群体中激发了无数的自我调整、回应和运动。地方政治不能填补北京政府垮台所留下的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不过旧政府机关废弃的空地和建筑很快就被画上了社会运动的涂鸦，并被新政治仪式的炮制者和派系阴谋家所占据。
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舞台，增强了民国政权更替的戏剧性效果。但是一个公认的政治“中心”突然变得空空荡荡、无人关照，既不能也无力按照其愿望和价值观行事，这并不是北京特有的。中央政府的缺位、羽翼未丰或瓦解，是民国时代的主要特征。军阀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中央权力被任意地分散到各个地区或省的掌权者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期望以他们假定所代表的“人民”为基础，成为统领全国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权力的设想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探索这个世界从以“凯撒—教皇式” [6] 的皇帝为中心转变成概念本不清晰的基于民意的政权的道路上，富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危机” [7] 。
警察、商会等地方实权组织，以及形势允许而自由存在的学生会、工会等，小心翼翼甚或诚惶诚恐地建立起来，因为它们无法确定哪里将会成为或被迫成为下一个政治中心。北京的中心舞台就像中国其他城市那样，也是示威人群、全国或地方的名流会议、前来游历的军阀随行人员、 [8] 空想的自治政府方案以及组建新机构的框架轮番上演。政府机关风雨飘摇，当地名流以及他们的组织竭尽全力来缓解军队入侵和政权垮台所带来的冲击。就像1928年张作霖撤出北京的那段插曲一样，1920年代中期的当地名流已经把对居心叵测而身无分文的不速之客的管理当作了一门精巧的艺术。如果说中国人的治国能力长久以来就注重管理社会破坏势力，那么城市名流在缓解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虎视眈眈的政权角逐势力方面已经得心应手。在接到市郊的店掌柜和警察的紧急通知后，商人代表和退任官员便会组成代表团，前往市郊迎接占领军，把他们的将领带进城内，在献金问题上讨价还价，而当华北平原的政治局势再度改变时，再到火车站目送他们离开。
如果当地精英手中握有市民传统中包含的大量准政府职能——就像在中国的情形，政府管理的缺失或治理无方，并不一定会引发无政府状态。 [9] 在政府机关缺位或低效的地盘周围，出现了多元化的机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官方支持建立一些诸如商会、律师公会和银行公会这样的自治行业协会（法团），把相当权力交给绅商领袖的趋势正规化了。在1920年代，这些公共团体的地盘具有针对某些不稳定因素的城市社会秩序的“城防”性质，或借用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的话来说，是条“护城河” [10] 。本来是为了防止市场和运动失序而由指派的名流所建立的组织，却有趣地变成了阻止危险政权的得寸进尺和保护他们自身及其委托人利益的工具。
对于当地名流来说，政治变成了他们不得不进行的两线作战，一方面要抵挡来自上层的官方和外界经济势力的进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下层平民委托人的压力。例如商会这样的组织，不仅是抵御官方横征暴敛和遇事掣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制止市场和工作场所发生暴动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平民百姓来说， [11] 投身政治意味着要么接受名流代表和保护这一逻辑，要么自己想办法攻破这些防线。对于诸如学生、工人、妇女和农民这些未被代表或代表份额不足的阶层来说，1920年代北京政治的主要趋势就是加入或者公然挑战法团那诱人的势力圈，从而为他们自己赢得一点点权力。
市民从店铺、学校或街坊邻居这些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开始了解政治，之后通过行会、工会、协会、联合会和商会一步步体会政治。在这些市级组织之外，则有更加变幻莫测、危机四伏且充满机遇的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政治。在政治舞台上，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等竞争者，无不循此路径，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市民争取到自己这边或至少保持中立，或者调查并设计与之规模相当的新途径。要驾驭这种背景下的城市政治，不仅需要智勇双全，能够许下实现并不存在的新的、统一的政治秩序的诺言；还要有能力在北京庞杂的环境下从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对不同势力效忠的人那里获得支持。若要全面详细地了解这些谋略的全貌和重要性，则必须从充满国家政治斗争的大道深入那些纵横交错的地方政治的林荫小道和旮旯胡同。
[1] 16
[2] New York Times, 1 January 1928, III, p.7.
[3] Peter Quennell, “The Marble Foot” （London: Collins, 1976）. 引自Times （London）, 4 September 1976, p.7.
[4] 17
[5] George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p.87.
[6] 指身兼政治和精神领袖。——译者注
[7] Guy Alitto, “Rural Elites in Transition: China's Cultural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见Susan Mann Jones, ed.,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3 （1978-1979）, pp.218-275.
[8] 18
[9] 参见William T. Rowe（罗威廉）,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罗威廉记录了太平天国以后汉口出现的以行会为中心的隐形市政机构。
[10]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1981）. Katznelson 关于护城河的意蕴来自 Antonio Gramsci. 参见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eds. and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p.229-239.
[11]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