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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西侧的皇城中，有三片人工湖：北海、中海和南海。两片靠南的湖泊， [1] 即“中南海”，周围是皇城西南角的亭台楼阁。 [2] 新华门是进入中南海建筑群的主要入口，面对东西走向的长安街。明清时期，皇帝和宫廷人员在庄重肃穆的紫禁城公干之余，时常把中南海作为休闲之所。辛亥革命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中南海被民国元首们用作居所和办公衙署。 [3]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也在这块富丽堂皇的场所起居办公。
辛亥革命虽使北京得以安然无恙，然而皇帝的退位，使充满象征意义的城墙宫殿政治权威不再而黯然失色。1911年之后，实际的和名义的权力转归中南海、位于东城区铁狮子胡同 [4] 的内阁和西城区分割内外城的城墙北边的国会大楼，抑或是使馆区的帝国主义堡垒。紫禁城仍作为废帝溥仪的居所，1924年他被逐出之后，这里成了公园和博物馆。北京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分散预示着民国的动荡与游离，权力分处于中南海这样的宫殿、府邸和国会大楼这样的西式建筑之中，也降低了民国政府机关的地位。
中南海是民国第一位国家元首的总统府，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位首脑张作霖大帅的居所。从1926年12月至1928年6月，军阀张作霖主政北京，直到北洋政府覆灭（期间，国民党人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 [5] 他的军事冒险使1920年代初就已濒临破产的政府更加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官员们异想天开，竟变卖城墙上的城砖和帝王庙中的古树来充作官俸。 [6] 即便与其前任们相比，张作霖对于恪守共和的承诺也是言不由衷。他在任职期间，曾多次供奉孔子，屡次显露出称帝的野心。 [7] 诚然，他并没有效仿袁世凯在1915和1916年的做法试图称帝。 [8] 或许张作霖心里清楚，如果他称帝，充其量不过是像袁世凯成为“帝国的笑柄”那样，变成“共和国的笑柄”。 [9]
1928年春，张作霖的军队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联军夹击下被迫撤离。这位军阀准备撤出中南海和北京，退回东北老家。6月3日午夜刚过，张作霖由20辆车组成的车队护送驶出新华门开到北京东站，乘上开往奉天（沈阳）的装甲列车。 [10] 次日凌晨，在奉天郊外，日军事先安置的炸药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炸毁，并将这个军阀炸成重伤而死。 [11]
之后的一周，根据1920年代“出逃—占领”情况下的惯例，知名的前政府官员、商人和银行家组织起治安维持会来管理城市。张作霖的北京驻军司令鲍毓麟帮助该组织维持北京治安。张作霖撤退后，他率领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北京。治安维持会还协助将奉系军队的权力和平移交给国民党。6月8日清早，阎锡山手下的晋军士兵衣衫褴褛，像农民那样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外城南门。 [12] 与此同时，事先已有准备的鲍将军和他的部队，在驻守城区数月之后，个个都看上去神采奕奕，由内城西侧的朝阳门出城。前民国总理、企业家、慈善家熊希龄代表治安维持会发表演讲，赞美鲍毓麟履行了其驻军司令的职责。北京商会也赠予鲍将军厚礼，并为其部队提供补给。他们还为纪念这次活动拍摄了集体照。
像从前首都易手后一样，6月和7月的北京成了胜利者们的聚集地。蒋介石及各路支持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军阀，乘坐装甲列车，汇聚北京商讨国事，同时祭告国民革命运动的发起人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的灵柩暂时安放在城西香山碧云寺。 [13] 但是这次聚会不像之前那样意在北京重组政府，国民党已经定都南京，并将北京更名为北平。 [14]
国民党把首都迁至南京，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他为了实现南北统一，进行了无数次劳而无功的谈判，最终因癌症去世。选择南京同样有其战略意义，因为将政权中心南迁可以避开日本来自东北的威胁。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地带，而且离国民革命发祥地广东较近。
况且，国民党人骨子里也不喜欢北京。他们将共和国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并深怕由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被这座旧都城玷污。 [15] 就连国民党领导人在北京发表演讲号召市民支持国民党时，也无法克制对混杂着满人、军阀和共产党人的所谓北京人的蔑视。1928年6月30日，市民聚集到中央公园（不久后更名为中山公园），在雨中耐心地听着湖南籍军官李品仙对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赞颂及对其近代历史的不满。他称北京“封建遗制及最近受军阀箝制之下，以致言论不自由，思想不发达” [16] 。更糟的是，共产党人利用北京“腐化浓厚”这一事实，开始宣传其更吸引人的主张。他在总结时说道，他在去西山祭告孙中山灵柩时，曾看见一个人留着小辫，许多人还戴着前清凉帽。这些“实为革命前途之障碍”，“应厉行铲除”。
通过报纸和诸如商会、旅店行会这些当地组织，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声誉及其首都地位进行了有力的维护。 [17] 他们指出北京“观瞻壮丽” [18] ，这个国家还有其他城市拥有如此之多的宫殿和博物馆吗？南京或许称得上是内地十八省的中心，但是新疆和蒙古也在中国版图之内。恢复北京的首都地位能起到警告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作用，告诉他们大中国及其北方边境不容侵犯。为了证明北京市民民国情感之深切，北京商会通电全国，发起为在北京树立孙中山铜像的募捐，并倡议设立纪念孙中山的全国性节日。 [19]
国民党在社会团体的谴责下诚惶诚恐，北京人却像是一脸无辜，作壁上观。有一份给蒋介石和他同僚的陈情书巧妙地指出，虽然谈“北京腐化之论”显得很“流行”，可自从国民党进驻之后，他们也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许多政府机关。政府声明听上去依旧像皇帝诏书。那么按照国民党人自己的逻辑，这些行为不也是堕落的一种形式吗？ [20]
不消说，国民党对于北京居民为自己利益量身定做的说辞恼羞成怒，并更加确信对这座城市的定见并非凭空捏造。蒋介石于6月3日一早抵达北京，他对已经在站台等候他一个晚上的各界名流和社团组织的问候只是挥帽致意，说了几句“谢谢”“好好”，连个合影也没同意 [21] ，便和他的随行匆匆前往西山拜祭孙中山了。后来，在他离开碧云寺时，一位记者问他“国都问题如何”，他答道：“当然在南京。”一年后，蒋介石返回北京，企图借助两位昔日的北方军阀盟友镇压暴动，但没有成功。数百名商人在他下榻的宾馆前示威，要求将首都移至北京。 [22] 蒋介石称这一要求是“无理取闹”，因为这是“国家事务”。 [23] 对于“故都”居民来说， [24] 他们习惯于把国家事务看成地方产业。这种高高在上地位的失落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同僚的冷嘲热讽，对他们的生计和城市自豪感构成了痛苦的打击。
随着1920年代时间推移，京城之外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少问津城墙内的统治，除非他们想进攻这里。虽然某些机关部门仍在运作，但是当权者已经无力支付官员哪怕是应得的微薄薪金。 [25] 由于充斥着领不到薪金而情绪低落的官员，政府机关也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地方。 [26] 尽管如此，北京依然充满着行政和政治氛围。只要还有一丝机会能够在北京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全国性政权，数以万计的野心家和钻营之徒就不会离开这片充满结帮拉伙、派系角力和巴结庇护的红尘。 [27]
在1920年代，虽然北京的全国性政权趋于衰落并最终覆灭，只留下了一些档案馆和博物馆可以看到早期民国政府顶峰时期的标识，然而北京依旧保留着“浓厚的官场习气” [28] 。人们毫不客气地说这座城市散发着“官僚气息” [29] 。北京的旅馆、客栈、会馆、饭店、剧院、茶馆、公园和澡堂继续为政治活动提供着适宜的场所。报纸上的时政要闻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许多经济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和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从为官员政客提供住宿、餐饮、交通和娱乐的服务行业，到那些受惠较少的行业，例如为政府办公楼和私家大院跑腿的人提供代步工具的自行车买卖，无不例外。 [30]
北京社会自然而然地追逐权力，这恰是这座城市五百年来最主要的产物和资源。民国初期继续助长了北京的这种倾向，只不过使北京人看起来有点卑贱而又虚骄。“总之，北平这一个社会，实在是衰朽不堪。……广东人生活没办法时，则铤而走险；山东人则离家乡挣扎；但北平人，尤其是皇清遗族，奋斗精神全失。” [31] 写下这段讽刺意味话的人，是一位非常了解1920年代北京的社会研究者。他是说旗人在1928年北京丧失首都地位之前，就已经在个人和集体意义上尝到了失去地位的滋味。而他们才是旧体制真正的“遗族”。
八旗原是满人的军事单位，根据军旗上的不同颜色和图案区分。满人在17世纪征服中国之后，旗人及其户下人 [32] 驻防京畿和遍布帝国的战略要地。 [33] 在1920年代，旗人及其家眷（其中包括汉军和蒙旗，但主要是满人）仍占京城约一百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34] 人们普遍认为旗人已经丧失尚武精神，只是徒有虚名。从着装、风俗和习惯来看，旗人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在北京居住超过250年，理所当然地成了典型的北京人。根据身份地位，旗人有权领取津贴和口粮，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津贴的金额和优待已大打折扣。 [35] 由于津贴时有时无和反满情绪的高涨，旗人被奚落成国家的寄生虫，还拼命地想保住他们的衰落地位。 [36]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继续给旗人提供津贴和口粮，然而到了1920年代初，它们就像其他政府支出一样，处于拖欠状态。 [37] 由于生计维艰，满人开始从事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当警察、士兵的数以千计，当人力车夫的不下万人。还有一些则干起了小贩、仆人、妓女、戏子和说书人的营生。 [38] 在这点上，人们很难断定评论家们发现的哪种情况更让人担忧孰是孰非：是满人公认的懒惰，还是他们从事显然不愿干的卑微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需要勤奋苦干。
北京满人的地位下降与皇权的陨落被赋予相同的意义。 [39] 由于民国政府相对更快地衰落，人们记叙北京特色时，总免不了要把满人描述为封建残余。一位友善的南方观察者如此评价1928年后的北平：旧京城是“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闲的、封建的” [40] 。这座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1920年代政府的疲软和腐化产生了共鸣。这并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腐化，而是由于，像大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其生计和价值以官场习气为转移。
除了相互扶持，不惜代价地抓住这衰落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期分得一杯羹，满人和衰落的民国共同的当务之急，就是保住自己既得的政治地位。虽然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已经失去了其可以大规模发号施令的传统地位，但这座城市依然还在迎合那些追逐权力和地位的人。北京人之热衷于政治游戏，是因为他们的生计依赖于形形色色政治行家的阔绰开销，而且因为他们似乎还热衷于玩弄权术和炫耀地位权势。作为不可自拔的戏迷和京剧爱好者，各个阶层的北京市民都对充满巧思的剧情、细腻微妙的举止情有独钟。因为官僚势力渗透到北京广泛的城市生活领域，平头百姓在许多场合也会拉虎皮作大旗，这与行政长官、军阀们的虚张声势如出一辙。
一个严肃而又不失诙谐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这场政治游戏是何等地复杂。1924年4月的一个早晨，在宣武门外的一条大街上，一辆载满粪便的骡车肆无忌惮地行驶在道路中央。值勤的警察将其拦下，斥责车夫虐待他的骡并违规让它在道路中央铺设过的路面上行驶。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如是说——车夫“瞪着眼”愤怒地反驳道：“你管的着吗？” [41] 两人争吵了快一个小时，引来众人围观。警察最后扬言要把他带区署严办， [42] 车夫“冷笑”着说道：“我总统府的拉粪车，谅你也不敢带区。”警察不甘示弱，况且他还不完全相信车夫的话，总不能让车夫说他是谁就是谁。一些围观者试图调解冲突，不过都失败了。报道最后说：“车夫至此亦无法子，于是跟同上区，究竟车夫是否冒充总统府，那可就不得而知了。”曹锟于一年之前通过无耻地贿赂国会议员而当上总统，而自称拥有曹锟总统府粪便的车夫，显然没有那位曾在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手下把持要津的人物那么大的权势，也没有问鼎中南海的潜力。不过，虽然处在衰落之中，北京官场依然能够左右在其日趋缩小的影响范围之内的各色人等的算计。
1920年代，北京的名声不仅来自贪赃枉法的政治家、强取豪夺的军阀、奔竞职位的官员和沉浸于理想的学生，也来自那些彬彬有礼而又寸步不让的警察、疾言怒色的驴车夫和挑粪工、礼貌且有自知之明的店掌柜、乐于助人的电车司机以及技艺精湛的扒手。有人充满敬意地评论道，北京人“大方、从容”。不过他们也常常保持克制，因为他们对“人情”十分敏感。 [43] 住在中国政治中心的人常有的那种妄自尊大而又谨小慎微的心态，也使得北京人在待人接物时非常仔细谨慎。如警察和粪车夫的例子所示，市民在处理涉及地位、权力及那些带有官场气息之类不确定的事情时，总是在摸索解决之道中展现出他们坚持不懈和谨言慎行的品质。
[1] 8
[2] Bredon, pp.133-146.
[3] 段祺瑞执政府设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是一个例外。李诚毅，第8页。
[4] 今张自忠路。——译者注
[5] 政治腐朽的趋势在这十年之初已经显而易见。参见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6] NCS（《华北正报》）, 17 March 1927, p.8; 22 March 1927.
[7] 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5: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10.
[8] 9
[9] 见Joseph Levenson（列文森）对于洪宪皇帝（袁世凯）闹剧的讨论，见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第二卷“The Problem of Monarchical Decay”,pp.37.
[10] 《益世报》,1928年6月4日第2版。
[11] McCormack, p.248.
[12] NCS, 9 June 1928, pp.1, 12.鲍刚离开北京不久即被国民党军队俘获。他和他的军队回到北京，和平维持会的头面人物保证他们将受到善待。7月初，他们获准前往奉天。
[13] 10
[14] 北京之名，始于明初。1409年，明都北迁，北平遂成为“北京”。
[15] 一道由南京发出的指令声称，腐朽的因素支配了北京，依然构成了对革命的威胁。《益世报》,1928年7月7日第7版。
[16] 《益世报》,1928年7月1日第3版。
[17] 11
[18] 《益世报》,1928年7月4日第3版。
[19] 同上。
[20] 《益世报》,1928年7月6日第7版。
[21] 《益世报》,1928年7月4日第3版。
[22] Peking Leader, 9 July 1929, p.1.
[23] Peking Leader,11 July 1929, p.1.
[24] 12
[25] 直到1925年，外交部仍在运作，包括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见颜惠庆回忆录中外交总长任上的记载（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6,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但1920年直皖战争以后，由于债台高筑，政府已经举步艰难。NCS, 16 June 1926, pp.23. 到1920年代中期，官员欠薪的严重程度被认为已经超过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的任何时候。《顺天时报》,1927年1月1日第5版。
[26] 鲁迅于1912—1926年供职于教育部，其间总长换了27任，在他的日记和小说中流露了这种情绪。William A. Lyell,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125.
[27] 据非正式的估计，此类谋求官职的人数高达10万人。Gamble, Peking, p.101; NCS, 18 April 1926, p.8.1925年有个较准确的估计，政府官员和职员的人数为8万人。L. K. T'ao, “Unemployment Among Intellectual Workers in China”,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3 （July 1929）: 3.
[28] 西滢[陈源]：《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28），第127页。
[29] 例如，这个名词用在1920年的一篇报纸文章上，该文谈的是商会领袖致力于其组织功能没有丝毫衙门气息或不受官方干预。《益世报》,1920年4月22日第7版。
[30] 《益世报》,1928年10月9日第7版。
[31] 曲直生：《平庸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第120页。
[32] 户下人包括包衣和旗下家奴两部分，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被称作“户下人”。——译者注
[33]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p.76-78.
[34] 1926年，警方调查城内有913,000居民，本地人占30%，外省人占40%，还有273,000是旗人。NCS, 19 November 1926, p.1. 另外有15万~20万人居住在城外的北京郊区。在这整个十年中，这座城市的人口规模略超过百万。例如，1922年的一项警察调查记载城内城外共有1,133,541人，而1928年的调查数据为1,287,516人（China Weekly Review, 11 March 1922, p.74;《顺天时报》,1928年9月10日第7版）。
[35] 混乱加之义和团叛乱使旗人津贴更是雪上加霜。见第四章有关招募贫困旗人为警察的论述。
[36] 参见如晚清作家吴沃尧笔下一个在茶馆中的旗人的故事，trans. Gloria Bien, Renditions 4 （Spring 1975）。
[37] 例如，1924年应付旗人津贴拖欠已达四十个月，而津贴的折扣总额高达40,000元，每人实际只能领到1650文铜钱。NCS, 11 April 1924, p.8.
[38] NCS, 23 October 1929, p.8. 该期载有林志宏（Jermyn Lynn）撰写的题为“The Manchus of Yesterday and Today”的文章。
[39] 14
[40] 味橄[钱歌川]：《北平夜话》（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5），第4—5页。
[41] 《益世报》,1924年4月15日第7版。
[42] 15
[43] 知堂：《北京的好坏》，陶亢德编，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