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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宽阔的大街、公园和广场为公众集会敞开了当代的都市世界，而这些都是现代商业、文化和政治的基础。反观20世纪早期的北京，作为一个物质实体，依旧是一个在城墙、院落和大门严实包裹下的城市。 [2] 15世纪，明代迁都北京时营建规制就是一个单元套着一个单元，外城套着内城。中国传统建筑习惯又将这一规制延伸到了胡同和民居。 [3] 外包砖层、内夯泥土的城巍然屹立，构成了正方形的内城，而紧贴其南边的，则是矩形的外城（图1）。（内城一般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城或“区”。见地图。）内城里又有皇城，皇城里也同样有围裹了黄瓦红墙的紫禁城和金銮殿。报社记者李诚毅在他的民国北京回忆录里，引用了京剧中一位皇帝的台词，来回忆当时大圈套小圈般的城市景观：“大圈圈当中有个小圈圈，小圈圈当中还有个黄圈圈。” [4] 众多院落如马赛克图案一样镶嵌在这些巨大的城墙和纵横交错的京城大道周围，其中不乏权贵的宅邸、富家文豪的庭院以及穷苦百姓的贫民窟。
[5] 那些随意建造且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胡同和季节性的自然景观，使得北京那庞大而又严格对称的布局看上去并不十分呆板。在深秋与入冬之后，“天色特别蓝，太阳特别猛，月亮也特别亮”，辉映着建筑风格独特的宫殿和城墙，让人看了特别舒心。 [6] 在春季，华北有名的沙尘暴一起，为这些人为景色带来了一种朦胧感。进入夏季，树木丛生，郁郁葱葱，错杂在建筑物之间，使北京俨然成了一座“森林城市” [7] 。
图1 城墙
这道城墙分割内城与外城。前门与中央铁路站西翼遥遥相望。在1900年拳乱之后，照片中的城墙部分置于外国管辖之下，以保卫城墙北侧使馆区的安全。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清末民初，针对北京的物质和社会转型的变革开始并发展起来。在世纪之交，改良派和企业家们开始引进新发明和新制度， [8] 希望把北京建设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最初是帝国的，之后则是民国的。作为物理空间范畴的北京，对于变革似乎时而接受，时而抵制。在明代建造的宽阔大街中央铺设碎石路并不大费周章。然而为了使从农村来的窄轮马车能够在城里继续行驶，且不破坏已经铺好的街道，大街得留出两侧不加铺设。 [9] 沿着新铺的街道，工人们铺埋水管，架设路灯，安装邮箱、公共厕所以及电话和电报线路。新成立的警察队伍身着统一制服，在街边建造警亭以部署警力。警察的任务包括禁止骡夫把骡子赶到铺过的路面上，保护邮箱和公共设施免遭破坏和盗窃（图2和图3）。 [10] 亦有传闻，清朝官员考虑拆除城墙以铺设电车轨道。 [11] 考虑到当时的北京城墙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同时也起到了捍卫皇权和皇帝本人的作用，所以这种想法未免过于激进。虽然这些规则排列的砖土被当作天理常道，有许多人竭力维护，但仍有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想要拆除城墙了。
图2 马路
在北京的这条现代大路上，一位骡车夫对窄轮胎车辆不得使用铺设的中央车道的禁令视若无睹。请注意那些排水沟、路灯和区隔未经铺设的侧路边界的新种的行道树。行人自然选择走碎石路而不愿与尘土飞扬的骡车为伍。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图3 胡同
北京的一条胡同。狭窄、弯曲而无铺设。这条商业胡同是一条小有名气的商业长街，还有一个帽店和一个珠宝店。注意照片上的老式招牌和外立面的雕刻。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到1912年民国之初，由污渍斑斑而又蜿蜒曲折的电线、管道和碎石路所形成的网络模仿了——如果不是威胁的话——城墙和城门的古老几何结构。新的政府机关、大学、工厂以及各国公使馆给这座尚未工业化的传统城市平添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街道上随处可见各种新发明， [12] 包括电话通讯网、人力车以及后来的汽车，再加上对公共行为的约束，这些赋予街道新的社会功能，并将现代思想和发明一同带入了这座城市。正如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所言，这些现代街道，以豪斯曼 [13] 设计的巴黎街道和彼得堡的涅夫斯基林荫道（Nevsky Prospect）为其杰出的代表，它们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环境”，“聚集了新近的物资和人力：碎石路和沥青路、煤气灯和电灯、铁路、有轨电车和汽车、电影和公共交通” [14] 。当欧洲的城市模式被全部或部分地引进到第三世界时，20世纪早期在北京建造的这类街道便构成了一个新型城市有机体的骨骼结构和神经系统。 [15]
在一些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中，现代化的飞地和基础设施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而城市本身成了未工业化的腹地中的一片孤洲。但对于大多数像北京这样远离中国海岸的内陆城市来说，这些变化还不是决定性的。不过，随后出现的带宿舍的工厂、大学和现代政府机关等新建筑，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者、资本家、政客和各色专业人员，虽然数量不多，却也凸显出城市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即使全民参政尚未实现，烟囱林立也非随处可见，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投掷炸弹、学生们发表演讲、企业家们创办股份公司这些现象，令人无法忽视其深远的影响。
帝都北京，以其依天理风水建造的仪式性行政建筑、拥挤的商业区和舒张的院落式民居，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最初由凤毛麟角的现代建筑、机械车辆和一条粗铺道路所构成的转型威胁。故障频频甚至是危险的机械车辆、恃强凌弱的警察、大声吆喝的人力车夫，虽然弱小甚至荒诞，却无法掩盖新技术和新行业正在锲而不舍地入侵这座城市的事实。它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城市生活的节奏、范围和发展方向。一旦帝国的顽 [16] 固中枢被囿于层层的城墙之中，北京就开始持久而又踌躇地复苏起来，因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以电话线和电报线为甲胄， [17] 并为大众民族主义所驱动的，并非来自天授。
图4 老式冰橇
衣着时尚的男女享坐冰橇。几个世纪来，在紫禁城北的皇城河可以雇到像照片上的这种简易冰橇。橇夫穿着装有铁钩的特制防滑鞋拉着冰橇。一旦冰橇滑动起来，橇夫便跳上岸跟着橇上的乘客。采自H.Y. Lowe（罗信耀）, The Adventures of Wu: The Life Cycle of a Peking Man, vol.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32-133. UPI/Bettmann Newsphotos.
到1920年代，城市生活的转型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城里已经有了有轨电车系统、数十家现代化工厂和报馆、一座赛马场、数家影院、一座机场以及几个火车站。各种政党、商会、工会、爱国社团、读书俱乐部以及职业律师、银行家或记者的协会，人数号称有成千上万。然而事情并不如清末的规划者所想象的那样，城墙并未被在方形内城和矩形外城间穿梭的电车轨道所取代。同样地，工会和各种职业协会也没有淘汰那些工匠和商人的行会。它们相互竞争、相辅相成、犬牙交错，形成了不拘一格的管理风格和领导策略。
有些城市看起来像未擦干净的画布，尽管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历史旧痕仍依稀可见。与其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北京，作为居民和物质的实体，不仅完好地保存了过去，同时容纳了现在，并孕育着未来发展的若干基本要素。1920年代的中国，像北京这样古风依然而带有现代西洋都市风情的城市屈指可数。实际上，这种城市风貌的暧昧不清也表明了民国时期不平衡和不彻底的社会转型。新技术、新行业增加甚多，而由工业制度、现代行政体制乃至社会革命者革除的却甚少，北京既滋长了这种反差，又不得不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新旧模式之间进行磨合（图4）。
[1] 1
[2] 对于北京人工环境的描述，可见余棨昌编、陈克明校勘的《故都变迁纪略》（北平，1941年）;Juliet Bredon（裴丽珠）, Pe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Oswald Siren（喜仁龙）,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London: Lane, 1924）。
[3] 晚清帝国的京城十分注重以宫殿群为中心，沿着长长的南北中轴线形成以林荫道为格栅的分区，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真传。 Arthur Wright（芮沃寿）,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G. W. Skinner（施坚雅）,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72.
[4] 李诚毅：《三十年来家国》（香港：振华出版社，1961），第4—5页。
[5] 2
[6] 这里根据的是知堂（周作人的笔名——译者注）在《北京的好坏》中对北京天空的赞美，此文见于陶亢德编的《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8），第2页。Leonardo Benevolo将18世纪的那不勒斯描写为全意大利境内独一无二的巨大而完美的丰碑，见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rans. Geoffrey Culverwell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p.701.
[7] Peter Quennell, A Superficial Journey Through Tokyo and Peki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4）, pp.181-182.
[8] 3
[9] Sidney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1）, p.62.
[10] 《警务规则》（北京：顺天时报社，190？），第31页。
[11] 内藤湖南1911年《清国的立宪问题》的报告，见Joshua Fogel（傅佛果）编译：“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7: 1 （Fall 1983）: 61. 4
[12] 5
[13] 乔治-尤金·豪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53至1870年巴黎重建计划总设计师。——译者注
[14]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194.
[15] Mark Girouard 在其 Cities and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书中讨论了欧洲城市观念的输出。
[16] 6
[17]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