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缠足，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曾以他一贯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两个字：“It　was”（英文兼有“过去了”和“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重含意）。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引发长篇大论、强烈情绪和无穷迷恋的课题，我希望在本书中效法奚教授的平常心——尽管那简洁扼要的遣词用字，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刚开始，我的念头很单纯，就是打算撰写一部缠足史，这件事向来乏人问津，即使有人尝试，也是语多讥讽，百般嘲弄。以前，在标题中带有缠足史含义的渊博论著，在我看来，尽是反缠足的史论。它们先是开宗明义地指控缠足惯习的可耻可鄙，文章最后，通常又以同样的评语总结全文。这类著作大多集中在颂扬反缠足运动的功绩，不然就是依照反缠足论述的描述，论断传统妇女身受的折磨，细述她们堪怜的处境。谴责，俨然成了书写历史的目的。

不过，都“过去了”。我的基本前提如下：缠足是一种靠身体成全的经验，从12—20世纪的数百年之间，对于一群妇女来说，这是一项她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我无意责难这个现实，而是想要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使得缠脚成为她们的习俗实践。这个实践的真实，不仅在于女孩初缠之日的哭喊与泪水（“这是不争的事实”），更在于此后悠悠岁月里，对于双脚一天也不得松懈的辛勤保养和照护。我不只想从遭受疼痛摧残的世界里，还想从后续的意义创造与开展过程之中，探求女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每具身体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而且对于每个女人来说，缠足必然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书写一部缠足身体史的可能。

缠足不止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这是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在19—20世纪里，各地区，甚至各村落，往往都有其独特的缠法、仪式和鞋式。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记述缠足从一地传往一地的具体空间发展历程。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从12—19世纪连续不断的历史时期里，即使当人们因袭、沿用了丰富的典故词藻和约定俗成的套语时，他们有关缠足的书写，仍呈现极大的差异性。文本的零散与增生——更不用说在各省各地，对缠足的称呼还有绑脚、扎脚、小脚等，不一而足，并没有统一的叫法——意味着缠足在每个时期里，包含了多重而且互相竞争的意义。此外，这项实践固然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它的发展更跨越了阶级和地理的界限，然而有关其原理以及人们对它的领会，很明显地也随着时空而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不少重量级的思想家都曾试图对缠足提出解释。其中可能以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取径最具影响力。佛洛伊德在一篇发表于1927年的文章里说道，恋物癖所涉及的，是一个男人将他的阉割焦虑投射到女人的身体上。男孩子由于怎么样也找不到“母亲的阴茎”，所以逐渐转而将心思投注到作为替代品的身体部分——脚、鞋、发——并赋予情欲化的意义。缠足因而象征着对女性的阉割。

同样著名的，还有社会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为了考察美国有闲阶级的演变，而提出的所谓“炫耀性消费”理论。他指出，在炫耀性有闲的阶段里，精致感成为“理想女性”的标准，有闲阶级的女子从而被要求拥有“娇小的手足与纤细的腰身”。于是，“她是无用而昂贵的，因此成为金钱力量极宝贵的证明”。西方文化中的“束紧腰身”，以及“中国人的毁损双足”，即为显著的例证。女性人力资源的闲置浪费，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充裕；此一夸富诉求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即是化残废为美感，彻底倒转了男人对女人的审美观念。

近几年来，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和宝森（Laurel　Bossen），从马克思主义取径的女性主义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有关缠足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女性劳动的神秘化”。葛希芝根据她在四川和福建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发展出一项论点：在中国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里，女人对家户经济的贡献尽管重要，却不被承认。缠脚使妇女看起来没有生产力，使家族父长顺理成章地否定妇女劳动的价值。农家缠足妇女平日从事的纺纱、织布、剥牡蛎、采茶等劳务工作，需要的体力和技巧，在于她们的双手，而非双脚。一旦纺织工厂的机器化生产取代了家庭手工纺织作业，缠足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沿着这条思路，宝森试图重寻女性家户劳动的价值与身影。她考察一个云南农村时发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该村每个妇女几乎都仍保有缠足。根据宝森的精彩分析，在缠足的终结中，经济变迁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假如土布在经济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话，那么，缠足存在的根本缘由也就消失了。”于是，约莫在1925—1935年之间，缠足在该村悄然消逝；在当时，家庭纺织生产的形式，只剩下缝纫和刺绣作业，但即使是这种生产都已毫无利润可言，妇女们不得不走出户外，从事搬运、采矿、筑路和种地等粗活。在葛希芝和宝森看来，开始和停止缠足的决定，纯然是经济计算的结果；葛希芝甚至更激进地认为，四川的缠足乃是一种“无文化仪礼或根源的习俗” 。

还有一种民族志观点，它的理论性虽然较低，但可能最具影响力。这种观点源自对近现代缠足妇女的访谈，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嫁”论。就此而言，较早被听到的民族志声音，以蒲爱德（Ida　Pruitt）对宁老太太进行的访谈录最具代表性。宁老太太出生于1867年，父亲是山东一个挑卖年糕的小贩。在访谈录里，她说道：“媒人不问‘她生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多小？’平凡的脸是老天给的，但绑得差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迹象。” “只有仆妇才有一双大脚”的说法，也反映了类似的逻辑。这个解释观点的基础，在于承认婚姻乃是女性自我提升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一双“小脚”既然为女孩和她的家庭赢得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门票，它们于是被解读成“好命”或社会声望的象征。

尽管这些经济的、社会的、符号的和心理学的解释，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终究有所不足，因为它们都将缠足预设为某种同质的、不变的，而且基于单一动机而产生的实践。然而，缠足的发展，既是如此源远流长，它所影响的区域，又是如此广袤，任何一个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框架，都无法将之完全含摄。恋物癖也许可以解释若干中国文人——以及许多现代西方男女——如何将他们的性幻想寄托在其收藏的春宫画或小脚鞋上。可是，这个解释却扭曲了由地理、物事和华丽辞藻共构的金莲世界；在缠足的全盛时期里，精英男性的欲望，就是铺陈在这既虚渺又具体的世界中。

再说到范伯伦的炫耀消费论，它根据的进化史观，无意中把宋、元、明时期的经济架构，跟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或美国，等同并论。这虽然是悖论，但缠足跟女孩家庭的社会身份，肯定有某些关联，所以少有读者会深究炫耀消费论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它对于缠足的早期历史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小脚仍是一种特权，只属于那些服侍男性权贵阶级的歌伎和妻妾。“劳动神秘化”论和“上嫁”论却与之刚好相反，它们主要适用于较接近现代的时期——亦即，缠足人口的社会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此时，绝大多数的缠足者已是广大的农家妇女。

将缠足打造成一个同质性的课题，同时又摒弃其他竞争性的观点，一律蔑视为“封建”，此乃现代反缠足运动最不朽的“功绩”。撰写一部真实的缠足史所遭遇的难题，部分就是源自这种现代的偏见：我们习于只从反缠足观点来观察缠足。为了探求那些被淹没的声音，为之撰写一部另类的历史，我就不得不抗拒一概而论的冲动、过度简化的倾向，以及道德主义的口吻——正是这些冲动、倾向和口吻，绑架了我们当前所理解的缠足史。

Joan　Scott提醒我们，历史学者需要跟他们的研究课题保持一段“分析距离”，因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论著，若把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个体能动者的自主性，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话……它将不经审查地再制女性主义运作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论述词汇”。我故意站在反缠足启蒙论述之外的位置，因此本书既未提出巨型理论或综论通览，也没有直线式的进步史观。相反地，我努力尝试从各种局部观点、前后矛盾的文字、与时代脱节或被时代遗忘的人们，以及常常难以自圆其说的零碎故事中，拼凑出一部历史。

本书原来暂定的标题——Footbinding　Is　History（缠足乃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分别唤起不同组合的情绪反应。“缠足乃历史”带着松了一口气的感觉。1957年之后，不再出现女孩裹脚的记录。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缠足妇女在当时已凋零殆尽，而是说，作为一种风俗习惯的缠足，总算随风而逝，不可能死灰复燃了。在相当程度上，本书的撰写，反证了缠足已成历史陈迹，因为若非如此，分析距离将无从产生，也难以铺陈出学术研究——包括本书在内——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换言之，这过去式让我得以无需考虑应如何致力扑灭缠足，也使我能够将之定位为一项历史课题，而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当代是非题。

相反的，“缠足乃历史”述说的，是我在苦思另类历史如何可能，以及该用什么方法书写这部历史时，萦绕心头的戒慎恐惧。像这样一个在中国社会机制与性别关系里扮演着核心角色的实践，需要一部历史，而且，忍受痛楚与不便的妇女们，也值得我们为她们书写历史。如今，不论怎么片面支离，它总算出炉了。

本书的结构，一开始先锁定在缠足这项社会实践“行将消逝”的现代，然后才回溯到传统时代，最后止于它在文化声望和情欲诉求方面都达到极盛的明清时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倒叙手法，乃是因为当前我们有关缠足的知识，就像书中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几乎全然来自反缠足运动的观点和文献。从终结开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出一块基地，由此开展另类的认知与感知途径。

第一章把讨论焦点放在“天足”范畴的诞生。它不仅带来一种机械论的身体观，而且也促进了19世纪末新兴的全球视野的视觉化呈现。作为启蒙论述的一环，“天足”有助于人们想象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国族。在第二章，我们转而考察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的“放足”运动期间，在地方学堂和村居民宅推行“天足”理念的情形；我们将看到，在这些地方，抽象说理如何遭遇顽强身体的抗拒。第三章的分析焦点，是畅销于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城市的《采菲录》，我们将讨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汇编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新欲望。《采菲录》的编者和读者对于缠足不合时宜的沉迷，其实也标志了缠足光环在现代中国的熄灭。

若说第一部分的撰述，使我们不得不注视19世纪和20世纪有关缠足的文字和视觉文献的密集轰炸，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检视12世纪至19世纪初，构成与延续缠足光环与奥秘的各种遮蔽策略。

第四章的讨论主轴，在于17—19世纪考据学家展开的缠足起源争论，从他们欲语还休的顾忌，我们可以看出，在文章学问的大雅之堂里，能用哪些词汇语境谈缠足、能说到什么地步，是有一定界限的。尽管这些考证论文，以客观的口吻出现，但它们往往还是披着一层鄙夷的薄纱，对于日渐普及化的缠足实践嗤之以鼻。然而，考据学家引述和流传的轶闻传说和诗歌辞藻，却又不经意地助长缠足的文化光环。我在第五章描绘了一群清代文人的小脚欲望构图，这并不是一幅恋脚癖的景观，而是与“西北”的想象地理密切相关的世界。我认为，将昙花一现的愉悦感，寄附到一个“地方”之后，男性旅人（和读者）就可以具象化他们的感受，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撰述其幻想和经历所产生的原动力之一。

相形之下，女性欲望的呈现，本来就是具体的，它们寄托在一个由她们制作的——以及令她们成为“女人”的——日常物品堆砌而成的世界。第六章尤其将重心放在女性物质文化里的一项关键物品，亦即，鞋子。我们发掘了鞋子所蕴含的种种意义：工艺作品、身体自我的延伸、时尚体制的关注焦点，以及产生视线幻觉的迷彩外装。这一章不仅关注于足服时尚与制鞋业的历史，而且，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也考察了“金莲崇拜”的兴起与衰落，以此为本书的主要篇章画下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