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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曼素恩（Susan Mann）老师
在漫漫知识旅途上，是她
披荆斩棘
敲开了一扇扇学院的门扉
修筑起一处处温暖的驿站
一个大社会、大时代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在精神面貌或大众心理等深邈层面上的，往往是在具体而微的事物上才能充分体味。比如说，人们对于女人缠足这一小事的本能反应和价值判断，便足以反映一个社会或时代对妇女身体、福利和权利等重大问题的某种共识。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本书英文版的成书年代，我的同事、朋友都很好奇，封建时代女人缠足故事，像那裹脚布一样又长又臭，现在时代进步了，这羞耻的事儿巴不得早日埋进历史的垃圾堆，你要拿来研究，是不是依依不舍的恋足狂？更有好友怒气冲冲地责问我：“疼哟，疼就是痛、痛是痛（pain is pain is pain），有啥好谈的？”言下之意，好像是想要研究缠足史，等于让可怜的小脚女人们活生生再受一趟折磨，要追问缠足发展的根源，等于是为男权开释，是极为残忍，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今天回头看来，难免觉得大家都可能有点过虑了。逝者如斯，缠足时代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和道德勇气，也不一定非要建立在可怜或拯救别人身上不可。于是很庆幸地看到，对缠足问题的专业研究，也鲜活起来了，教人耳目一新。有考古学家团队，清理西安地区明墓出土的8具女尸，量度跗骨、跖骨和趾骨的宽瘦，得出有半数缠过足的结论。在河南薛村，古病理考古学家审视202具出土的明清女体的肌肉和骨骼组织生前受过的创伤，发现缠足人数开始显著上升的转捩点，是在晚明。又有人类学家团队，走访了西南、华北以及华中总计数千位曾在20世纪上半历经缠足放足的老人们，论证缠足习俗同妇女从事家内劳动的模式，乃至社会经济工业化的进展息息相关。更有历史人类学家，利用日据时期台湾在1905和1915年两次大规模的缠足人口普查，用宏观视野显示一般闽南家庭女儿缠足但客家女儿不缠这一规律，说明了缠足不但攸关族群身份认同，而且它一旦在某族群当中成为时尚的身份表征，那么其赖以代代相传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自身追求时尚体面。
幸亏缠足已成历史陈迹，我们终于可以较为客观地全面认识和研究它。这些在21世纪初面世的专著，都是多年累积的学术成果，都能在某一学术领域自成一家言。我作为一个倾向人文研究方法的历史学者，虽然未必全然认同这些社会科学同事们的研究前提和推论，但这歧义能够被阐明，正是多学科交叉、碰撞的可贵之处。学问之路是多元的，也是需要群策群力，大伙儿一起探索出来的。今天我们对于个人身体观、社会性别关系以及权力差异的认识，可能已跟30年前不尽相同。读了缠足的历史，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徐州八孩母亲的遭遇？我期待本书再版的读者们给我反馈。
再次感谢“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译者苗延威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先后责编和其他同人，以及率先出版繁体字中译本的台湾左岸文化和为我穿针引线的好友游鉴明教授。
高彦颐2022年3月25日于纽约长岛钟港游鱼庄
认识苗延威，对我来说是绝顶的幸运，对他来说却可算是天大的倒霉。我们头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12月，地点是台湾大学一间教室。那时他刚衣锦荣归，是名门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延威留学时，和我不约而同都跻身纽约城下村，相隔不到一英里，更何况二人多年来分头从事缠足研究，延威的博士论文正以近现代的缠足论述为题，在美时却从来没有碰头，甚至并不互识对方的存在，或许要归罪“隔行如隔山”罢。终于在台北会面时，我的书稿刚刚面世，延威也开始在“中研院”近史所当博士后了。
最先发现我们有一部分重复劳动的，是好友游鉴明。是她穿针引线，把书稿推荐给左岸出版社，又建议他们请苗延威当翻译。这是我莫大的福气——又会有哪一个作者，能强求为她译书的人，本身就有本事写这部书？一年下来，延威把书中所有引文，逐条从图书馆找出，反复推敲思索之下，检出原著的错漏，为我一一列表改正。有关天足运动的章节，本是延威自身研究着力所在。他加注的“译按”，充分表现了他的学养才情，又补足了原文的未尽之处。更何况，他的译文思路明快，运笔矫健如飞，我往往在深夜阅稿，读到艰难处，不禁拍案叫绝，自愧不如。全文我只做了极少改动。感谢鉴明这位“红娘”，更感谢延威认真勤快的全力以赴，使我这个作者，能够反过来坐享“读者”的乐趣。
俯仰之间，缠足已成陈迹。我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向所有曾经缠过脚的女人们致意。如果没有她们，就没有这部书，更没有以身体书写的中国历史篇章。
高彦颐2007年4月谨识于纽约离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