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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太”一词频繁出现在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等国家官员和学者的言论中，甚至官方文件里。这说明“印太”已不再只是一种提法，而是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和战略的高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太平洋和印度洋不再是相互分离的单元，而是日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地缘实体。尽管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印度洋西岸中东和东非地区的石油供应。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作为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国家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微妙。澳大利亚是美国用来平衡中国的棋子，美国增加在澳大利亚驻军的数量，试图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国在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与此同时，印度的“东进”战略也将印度带进了亚太事务中，而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和安全合作。正是亚太地区国家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紧密的联系，使得印太战略区域的生成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澳大利亚作为其中一员，其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澳大利亚《2013年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印太”这一概念，该国防白皮书指出，“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正不断发展，东亚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更加举足轻重，以及印度也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些发展趋势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在战略上更加重要的地区，将正在形成的印太地区塑造成了一个战略弧形地带”
。作为一个体系，印太还处于形成阶段。由于印太地区的多样性和地域的广袤性，印太安全框架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机制安排组成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太安全框架的发展演变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该版国防白皮书围绕印太体系中澳大利亚的战略重点进行了划分和论述。这些划分和论述对研究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表0-1 澳大利亚政府刊发的与印太战略概念相关的部分官方报告
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太概念和体系的认可始于2009年，这是澳大利亚不断寻求自身定位的结果。2009年5月，陆克文政府颁布的《2030年的军力——在一个亚太世纪里保卫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提出了“更广阔的亚太地区”（the wider Asia-Pacific region）这一概念，并清楚地阐明澳大利亚在维护“更广阔的亚太地区”的稳定方面具有长期利益。
《2013年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印太是对更广阔的亚太地区这一概念的逻辑延伸”，并将澳大利亚的战略重点调整到“从印度洋经过东南亚到东北亚，包括该地区所依赖的海上交通线在内的弧形地带”
。
2012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刊发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间接提到了“印太”概念和“跨亚洲地区”（the trans-Asian region）概念。这说明,2012年，澳大利亚对国家所处的地区定位有了大概的方向，但还尚未明确。《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写到“有些观察员提出了亚洲地区的‘印太’概念，在此概念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一个战略弧形地带，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互动和中东到亚洲能源航线的重要性推动了印太概念的发展”
。《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同时指出，另一个概念“跨亚洲地区”也变得日益重要。印度与东北亚、东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加强的同时，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开始倾向于“东向”。而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正在向西看，尤其是在能源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2011年，虽然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只占印度贸易总量的1/10,但是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还指出，“对澳大利亚而言，不管是印太还是跨亚洲地区概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经济、政治、安全和环境利益”
。
《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对亚洲的崛起和未来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认为亚洲的崛起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澳大利亚应该把握这个旷世机遇，积极利用亚洲市场发展经济，加强并扩展与亚洲国家和相关地区组织的合作，维持亚洲的持久稳定。澳大利亚政府认为，随着世界重心转向亚洲地区，澳大利亚距离世界的重心也越来越近。“澳大利亚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亚洲世纪中的亚洲地区。”
虽然《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有如此提法，但是位于太平洋南端的澳大利亚地理上显然并不属于亚洲地区，地缘上处于亚太地区的边缘位置。如何找准国家定位，如何定义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外战略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在经济、安全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澳大利亚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地带的位置，使澳大利亚政府和学者意识到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印太”地区和“跨亚洲地区”这两个概念中，澳大利亚选择了前者。这不仅是因为印太在国内外学者中具有更高的呼声，而是相比“跨亚洲地区”对陆上环境的重视，印太体系强调的是一个综合性海上环境，东南亚位于其中心位置。澳大利亚毗邻这个中心位置，而且更处于印度洋和东亚、东南亚的连接位置。
澳大利亚国家定位的确立为明确国家对外战略指明了方向。如果对印太地区的国家进行层次划分，中国是其中的主要大国之一。澳大利亚与印太地区的美国、中国、印度和东盟关系密切，研究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有助于分析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澳大利亚《2013年国防白皮书》是对2013年1月23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2年10月28日公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的补充和完善。这三个政策文件共同明确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安全和经济重点，也是研究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澳大利亚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合作。澳大利亚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又割舍不了中国给它带来的经济利益。随着“东进”战略的推进，作为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国家，印度不断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企图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东北亚地区的日本虽然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相距甚远，但为了遏制中国，日本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三边关系。澳大利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处，地缘政治位置重要，是美国、印度和日本竞相拉拢的对象，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走向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边安全环境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缘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事关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在世界贸易和能源运输严重依赖海洋的今天，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线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航道。南海争端，特别是美国别有用心地对航行自由的强调，已将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海上，特别是印太地区。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聚集了影响中国发展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力量中心：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不存在直接的安全利益冲突，但澳大利亚与上述几个国家的关系，却影响着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
首先，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围堵中国。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南锚”，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的多少与我国的国家安全休戚相关。
其次，日本与中国在东海存在钓鱼岛争端和海洋划界等问题。政治上中日关系一直忽冷忽热，经济方面既存在竞争也有合作，在安全领域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日本近年来不断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向一个“正常国家”转变，给周围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挑战。日本一再在安全方面拉拢澳大利亚，目标直指中国。再次，印度是我国的陆上邻国，人口仅次于中国，也是印度洋地区的大国。中国要走出太平洋，不可避免地将在印度洋与印度遭遇。澳大利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衔接地带，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关系，对我国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最后，中国虽与东盟国家存在广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但是由于南海争端，菲律宾、越南等成员国企图利用东盟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国际化。澳大利亚地处东盟的南端，与东盟关系密切，澳大利亚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对我国的安全环境有重要的影响。国际交往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相互间利益的交汇和安全上的对抗与合作，使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要考虑他国的对外战略，以及由此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澳大利亚与美国、印度、日本和东盟的关系，势必对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对外战略产生影响。
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全球2/3的石油运输和1/3的大宗货物运输途经印度洋。从东非到巴基斯坦，从斯里兰卡到缅甸，从澳大利亚一直到西太平洋沿岸，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的东亚国家在这些地区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能源安全需求或外交关切。太平洋和印度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承认与否，“印太”如今不只是一个直白的表述方式，而是逐渐成为主要国家进行战略谋划的主要概念框架和力量运用的主战场。
虽然在海洋生物学和种族学中，“印太”一词早已存在。
但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印太”则是近些年才开始被逐步使用。对于“印太”这一概念，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术界运用得较多。澳大利亚在2012年的国防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Asian Century）中将亚洲作为澳大利亚的战略重点。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了“印太”这一概念。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将“印太”正式作为国家战略区的国家。虽然亚太仍然是美国的官方表述，但是印太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官方表达之中。前国务卿希拉里及其东亚助理国务卿库特·坎贝尔在演讲中也多次用到印太这一表述方式，原国务卿约翰·克里曾称缅甸为“印太经济走廊”。2013年，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在对印度的访问中强调印度洋是美国太平洋“再平衡”的一个维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不再用亚太这一表述，而称之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如今，“印太”这一地区概念已经引起了该地区很多国家的关注，尽管各国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印度称之为“印度—太平洋”（Indian-Pacific），暗含印度所属之意，日本称之为两洋汇合（confluence of two seas），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的印太却是“Indo-Pasifik”。
在印太地区，海上贸易和战略大国美国、中国和印度，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利益相互交织，正在形成一个战略体系。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国家实力的提升，使两国的权力日益增大。中国又被外界尤其是美国政界认为是一个能挑战美国权力的潜在超级大国。近年来，朝鲜半岛无核化、中日钓鱼岛争端、台海争端，尤其是南中国海争端等问题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美国重返亚太，不仅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更频繁干预南海争端，挑动越南、菲律宾等国来挑衅中国，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随着“东进”战略的推进，印度也开始活跃在亚太地区。通过加强与东盟及其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日本的军事演习，以及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框架，印度已是亚太地区诸多事务的重要参与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处两洋衔接处的中等强国，周边环绕着美国、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等更强的国家或力量中心。经济全球化使两洋密不可分，而海权重要性的凸显更加催生了印太战略区的生成。权力转移导致亚太地区的格局产生变化。澳大利亚如何在印太这一区域中定位自己，做出何种战略选择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仅事关澳大利亚的长远发展，更影响到该地区内的主要国家。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受到的影响将更为直接和巨大。
尽管印太生成的根源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印太战略体系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却集中在战略方面，因为印太不是普通的地理区域，它是包含几个密切联系的“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区域。印太打破了20世纪后期所形成的东亚和南亚作为独立战略体系的概念，强调了海洋作为商业和竞争主要场所的重要性。有人可能认为印太地理范围过大，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战略体系。但是印太地区，守成大国和崛起中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有其特点和规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对能源和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且有大量途经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印度洋的海盗活动，以及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动荡都对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印度的“东进”战略使印度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增多，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战略角色。利益的相互交织，战略上的互动或防范，使得太平洋和印度洋逐渐成为一个战略体系。
与此同时，“印太”这一概念也展现了印太地区的复杂性。地区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加强在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问题交叠在一起，加大了战略选择的难度。尽管“亚地区”有其独特的战略微环境，“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被隔离或控制，但是当印太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任何牵扯到印太主要国家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的问题，就会突破“亚地区”的限制，成为印太地区的问题，甚至产生全球影响。例如，南海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东亚问题，各大国都将南海问题作为检验中国大国行为的试验场。不管承认与否，南海及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已经成为印太地区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印度和美国作为印太地区的三个最主要的大国，该地区的任何动荡不安都将对这三个大国的利益产生影响。对印度和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正在形成中的印太秩序事关如何处理好在印太这个广大的海域内众多国家间相互交织并不断扩大的国家利益。印太这一地区概念产生的根源也不是纯战略、外交或区域划分的因素，而是中国、印度、日本、东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安全上的相互防范或合作。中国80%的石油进口来自途经印太海上航线的中东和非洲，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济贸易、利益存在也在不断扩增。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推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贸易额在2020年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增长保持在20%至43%之间。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非洲的前五大投资者。中国在非洲生活和工作的人员已达到100万人，而在世纪之交只有几千人。
在印太地区，经济上的发展变化正导致地区国家重新审视其战略利益并改变其战略。中国和其他大国正将安全关注转移到维护经济利益上，其他国家也在相应地做出回应。尽管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在不断加强，但是这些国家都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贸易交往量大。印度和美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开展的联合军事训练是非盟国间最多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地带，对美国的海上力量而言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中转站。美国希望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建立补给站或基地，以便美国调动力量，应对两洋的突发事件。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可以说是“枢纽中的枢纽”（a pivot within the pivot），足见印太地区地缘价值之重大。
如今，“印太”这一概念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表示，物质现实也客观存在。通过语言和地图所表达的印太概念所折射出来的战略影响反过来又重塑该地区的物质现实和政治选择。印太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反映和“代理人”。
由于“印太”概念是近几年新提出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但研究成果有待丰富。
可能是由于印太体系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还未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可，目前还未找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关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美澳关系、澳大利亚的东盟战略和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的博硕士论文则相对较多（见表0-2），这也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一些帮助。
表0-2 有关澳对华政策、美澳关系、澳对东盟战略以及澳大利亚
海洋战略的部分硕、博士论文一览表
由外交学院苏浩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崔越201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二战后对外行为逻辑分析——基于中等强国研究的理论视角》
，从中等强国的视角对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作者综合运用体系结构、体系心理以及地缘安全、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路径分析了二战后澳大利亚在联盟行为、地区行为和多边行为中的中等强国行为，并由此分析了影响澳大利亚各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因。
由周永生教授指导，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钱锦2014年撰写的《21世纪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政策探究》
以时间为主线，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分析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主要受冷战、澳美同盟、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从冷热交替到趋于务实，希望借助中国的发展来促进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发展。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顺成撰写的《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澳关系的影响》
，对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21世纪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主要受两国经贸关系、人员和文化交流、中国外交新变化、亚太地区发展趋势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的甘振军于2012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澳大利亚对东盟国家关系研究（1967—2007）》
，将澳大利亚和东盟的关系发展过程，以冷战结束为界分成两大阶段。作者认为1967—1991年这段时间由于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关系刚刚起步，双方经济交往有限，贸易量较小，相互投资不平衡，且由于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双方摩擦较多。在防务领域，澳大利亚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合作有成效却也有曲折，同泰国、菲律宾则保持着松散的关系。在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中，澳大利亚和东盟在总体政策上一致，但也存在分歧。1991—2007年的第二阶段中，澳大利亚对东盟的关系处于“全面介入”阶段。1991年底，在澳大利亚基廷工党政府“面向亚洲”政策的推动下，澳大利亚与东盟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但在随后11年的霍华德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与东盟在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上产生了动摇，甚至有所倒退。在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则是稳步推进与老成员国的关系，同时积极发展与新成员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双边关系。
吉林大学程鹏翔2015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同盟拓展:21世纪美澳关系研究》
，对21世纪美澳同盟内涵和视野的拓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作者认为美澳同盟不仅包括军备合作和情报合作，现已拓展到了太空、网络安全以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在视野范围上，美澳两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不断增多，行动协调一致。作者还论述了在“印太”框架下，美澳同盟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认为美、澳、印三方各取所需。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美国在加强美澳同盟的同时，积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则利用其位置优势，同时在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获益。印度则利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来抗衡中国。美澳同盟虽然坚固却也面临着困境：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财政紧缩和军费削减的情况下，美国继续强势介入亚太的能力受限，使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信心有所动摇；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澳大利亚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澳大利亚自主意识增强使其在坚持美澳同盟和独立自主上摇摆纠结。
中国海洋大学赵晶晶2013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地缘安全战略的角度分析认为，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其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澳大利亚将美澳军事同盟作为其海洋战略的基础，通过不断加强包括海军力量在内的海洋实力建设，来保持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防务机制。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目标是在确保国家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亚太地区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海洋大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兆礼在《“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
一文中指出，“印太”这一地缘概念的产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印太”有地理、时间和战略三层内涵。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印太框架内各有考量。中国是“印太”形成的显性因素，中国是典型的印太国家。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所撰写的《“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导者，印度国内对该概念存在分歧。日本是“印太”概念的主要相关国，“印太”战略构想与美、印、日三边合作交相影响。澳大利亚积极支持美国重返亚太和推动“印太”战略构想，希望充当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印太”还停留在理念的层次上，尚未形成真正的地区安全体系，中国的“印太”身份也不明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肖洋所发表的《“印—太战略弧”语境下澳大利亚安全空间的战略重构》
指出，澳大利亚提出“印—太战略弧”是其西部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也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联系增强以及美国重返亚太这些外部因素的推动。在此语境下，印度洋成为澳大利亚战略空间的新方向，南太平洋是澳大利亚需要密切关注的战略地带。中国的崛起削弱了澳美同盟的经济基础，亚太一体化议题的多国竞争机制削弱了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地位。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陈邦瑜及其导师韦红共同撰写的《试论“印太时代”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从时代变迁和文明迁移的角度对亚太时代和印太时代的形成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发现，印太时代意味着印度洋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地区影响力方面超越大东亚地区，成为未来国际社会互动的中心区域，对大东亚地区充满了排斥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东亚地区在经济、政治和影响力方面仍然是印度洋地区难以企及的。印太时代的实现必须依赖印度洋地区与大东亚地区的高度融合。针对这一现象，中国应该加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与南亚地区的关系，促进东亚与印度洋地区的融合，积极推进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并扩大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存在和影响力。
目前，国外暂时还没有专门直接涉及澳大利亚印太战略的专题著作，大都是通过梳理、论述、分析澳大利亚的历史、身份定位、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经济贸易以及同东亚、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和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等的关系，从侧面间接地反映澳大利亚印太战略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这些国外著作（部分见表0-3）内容翔实、丰富，较为客观地全面展现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与战略选择形成进程的蓝图。
表0-3 侧面间接反映澳大利亚印太战略形成与发展的部分国外专著
2003年罗顿·达尔林普尔（Rawdon Dalrymple）的著作《大陆漂移——澳大利亚对地区身份的探索》
结合澳大利亚历史，就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进行了探索性论述。作者认为二战后到1996年，澳大利亚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但是澳大利亚人却同时又因为自身一些不切实际的形象和幻想而抵触现实，对澳大利亚的人口稀少也不再感到担忧，反而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有益。澳大利亚地处不同文化和文明环境中，至今尚未解决妨碍它对国家身份有更清楚认识的基本问题。1996年之前澳大利亚一直在是否增强与东亚地区的关系方面犹豫不决，但是1996年，基廷政府大力加强与东亚地区联系的政策又让很多澳大利亚人感到不满。作者所指的东亚地区是从中国北部一直延伸到南部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区域。1998年，由于东帝汶问题，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恶化，使澳大利亚在东亚地区面临不确定性和反对声。作者认为澳大利亚融入东亚是符合现实的，澳大利亚应该继续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东亚国家对澳大利亚的接纳事关澳大利亚的长期安全，这也应该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关注点。该著作中，作者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安全盟友关系受到中国崛起、澳大利亚的地区战略重要性下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以及澳大利亚国内反美情绪的影响。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澳大利亚采取的是双轨战略，一方面使中国融入亚太秩序中，另一方面将澳中关系与中美关系隔离。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共同利益集中在有关跨国安全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是否向印度出售铀将对两国安全关系产生影响。由布伦丹·泰勒（Brendan Taylor）编纂的著作《作为一个亚太地区强国的澳大利亚——不断变化中的友好关系？》
收集了不同学者在具体方面的观点，探讨了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强国，澳大利亚与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安全关系，以及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和新西兰的安全关系。
由詹姆斯·考登（James Cotton）和约翰·雷文希尔（John Ravenhill）共同主编的著作《对联盟安全的利用——2001—2005年世界事务中的澳大利亚》
，以“9·11”事件为起点对2001年至2005年间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此时期内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充满了现实主义和双边主义，并积极参与地区接触。虽然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外交受双边主义的主导，但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忽略对多边机制的参与，澳大利亚主要以非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形式参与多边事务。澳大利亚除了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还对中国尤为关注，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该著作还对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地区、英国、欧盟和西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所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安全、防务、恐怖主义以及全球经济。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在未来将更加务实，在环境领域将面临更多挑战。2011年，詹姆斯·考登和约翰·雷文希尔又共同主编了《中等强国的梦想——2006—2010年世界事务中的澳大利亚》
对2006年至2010年间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包括澳大利亚与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以及非洲的关系。
2006年出版，由布拉德·威廉姆斯（Brad Williams）和安德鲁·纽曼（Andrew Newman）共同编著的《日本、澳大利亚与亚太安全》
以时间为主线，对澳大利亚与日本从1952年到20世纪初的安全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还对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三方的安全合作进行了研究。2014年出版，由莎莉珀西瓦尔·伍德（Sally Percival Wood）和何包钢（Baogang He）共同编著的《澳大利亚—东盟对话40年伙伴关系追踪》
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关系。第一部分是论述澳大利亚与东盟的总体关系，作者认为澳大利亚积极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对待亚洲地区主义的方式是加强与亚洲大国的关系，并积极参加东亚峰会。第二部分分析了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东帝汶问题、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反恐合作，以及移民问题。第三部分是有关澳大利亚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冈本次郎（Jiro Okamoto）所著的《澳大利亚的对外经济政策和东盟》
对澳大利亚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并且具有保护主义传统。冈本次郎以二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南亚的态度为起点，分析了澳大利亚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东盟是澳大利亚加强与东亚关系的大门。
（四）国外学术文章
2012年12月，罗里·麦德卡尔夫（Rory Medcalf）在《外交家》杂志发表的《印太时代已经到来》
一文中指出，印太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在内的亚洲战略体系。它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中国与印度的利益和影响在地理上的扩张，以及美国在与这两个国家交往过程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和美国在中国、印度周边的存在。在印太地区，海上贸易与战略大国美国、中国和印度，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利益相互交织，正在形成一个战略体系。无论承认与否，印太都是客观存在的。作者认为核心的印太地区由南中国海、东南亚海域和孟加拉湾等重要海域组成。
2015年，什瑞雅·乌帕德黑（Shreya Upadhyay）在为“国际和平和冲突研究智库”（IPCS）撰写的文章《印太和印美地缘合作关系》
中指出，随着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发展，由于过分关注美国、中国和日本，而忽略东南亚和南亚，亚太概念被认为过于狭隘。亚洲国家的崛起，印度洋地区在经济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中东和北非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使印太逐渐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建构。美国本意欲通过东盟进行印太的地缘建构，但是东盟国家目前对印太的构建立场不一致，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曾因“亚太”概念将美国拉进亚洲而难以接受，现在“印太”概念将印度也包含在内，成了一种美中印的三头政治局面。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的努力为美国拉拢印度提供了机会。印度对“印太”概念持赞成态度是因为印太为印度的战略自主提供了空间。在印太框架下，印度可以自由地与各国进行接触，而不必结盟。印太使印度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方，而不是类似盟国的美国伙伴。印度可以采取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问题上，印度选择与美国相一致的方针，还参与了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对话。另一方面，印度又呼吁包括中国和美国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协调一致，来确保印度洋的海上安全，以建立更加平衡的安全合作。
由拉尼·D.马伦（Rani D. Mullen）和科迪·保普林（Cody Poplin）2015年撰写，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新的大角逐——对印太地区介入和影响力的争夺》
论述了在印太地区中，中国和印度为发展各自经济，确保海上通道和增强地区影响力，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对孟加拉国的影响上，双方胜负难分；在巴基斯坦，中国无疑是赢家；在缅甸，印度趁中国战略失利之际，成为大赢家；在斯里兰卡，中国略胜一筹。
一是从权力转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印太体系。“印太”概念的产生是地区乃至全球权力转移的结果，由此导致的地缘政治变革，给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换言之，在印太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作为身处其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二是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分析印太体系中主要国家的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承认印太概念的国家，并以此作为其制定国家战略的理论依托。澳大利亚虽然只是印太体系中的一个中等强国，但是由于其地缘战略位置的特殊性，成为印太地区各主要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在印太架构下，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也变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拟采用系统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对印太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澳大利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最终落脚点是印太战略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最大意义是分析对中国的影响并思考中国的应对措施。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五部分：
第一章主要是对20世纪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梳理。澳大利亚从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对外战略从追随英国发展到追随美国。70年代开始，由于冷战形势的缓和，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在坚持澳美同盟的同时逐渐“面向亚洲”。90年代末，霍华德政府采取了现实主义和务实的方针，这也被称之为“霍华德主义”，其中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对美追随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
第二章论述了澳大利亚印太观及印太战略的出台。进入21世纪，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活力不仅使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亚洲经济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航线的依赖，也使太平洋和印度洋密不可分。南亚地区和印度洋与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整体。反映以上变化的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也逐渐得到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不同程度的认可和使用。澳大利亚由于其在印太地区中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在2013年正式将印太作为国家的战略区域，并形成了自己的印太观，积极谋求在印太地区发挥地缘政治支轴作用。
第三章集中分析澳大利亚印太战略的目标追求。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关切由东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等地区组成。本土和近周边地区是澳大利亚最直接的安全关切。印度洋则是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尤为重视的地区。当然，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稳定更多地建立在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主的亚洲地区。同时，澳大利亚积极向印度洋进军，扩充更大的利益空间，为今后更大的发展铺路和谋划。
第四章从外交、经济和防务三个方面对澳大利亚实施印太战略的情况进行梳理。探讨了在印太战略区中，澳大利亚如何协调与美国、印度和东盟的关系来争取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发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作用。在对美政策方面，澳大利亚坚持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欢迎美国重返亚太。在印度洋安全方面，澳大利亚与印度存在共同的利益。澳大利亚与东盟中的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都是防务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中离澳大利亚最近的邻国，又是东盟的领导国家，澳大利亚对印度尼西亚尤其重视。除安全领域，澳大利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与东盟的关系也尤为密切。
第五章阐述了印太战略背景下澳对华政策及对策思考。在印太战略区域中，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中等强国，但却是大国关系网中的重要节点，对整个印太体系中的战略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方，势必会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对中国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在印太的框架下，中国的权力将被稀释，因为印太是一个更广大的地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控制的。它形成的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经过海洋向南向西的扩展。从概念上，印太就已经将中国包括在内。不管承认与否，这都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印太国家的事实将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