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观念变迁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亚洲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浪潮。南亚国家也打破贸易壁垒，实行了一系列促进贸易发展的举措，不仅促进了南亚内部的贸易发展，更加强了与东亚的经济联系。南亚和东亚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亚洲经济的发展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线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海上安全也日益重要。印度在加强与东亚国家经济联系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已逐渐被打破，并趋向成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相互依赖的整体。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构想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并得到了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不同程度的认可。

一、亚洲的崛起及其安全意涵

冷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国家利用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开始抛开政治、安全分歧，谋求地区内部的经济融合，突破封闭式的地区主义，主动学习东亚开放式的发展环境，积极打开大门并走出去。 因此，在90年代，南亚地区国家开始改变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进行经济改革，发展对外贸易。南亚和东亚之间的经济得到了加强，亚洲再次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再次“相遇”，促进了亚洲的复兴。2009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国。南亚和东亚之间的经贸往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多。

图2-1　1998—2010年南亚和东亚之间的贸易总量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2015年亚洲地区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其增长量占到全球经济总增长的2/3,其中中国、日本和印度是亚洲排名前三位的三大经济体，增长速度最为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2015年的GDP增长为6.8%，印度为7.5%，日本的GDP增速也达到了1%。 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总产量的1/2（见图2-4）。 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强，中国、日本、印度等几个军事力量不断提升的大国都位于亚洲地区。2012年开始，全球军费开支虽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是亚洲和大洋洲的军费开支却在增长,2012年亚洲国家的军费支出首次超过欧洲国家。2014年，亚洲和大洋洲的军费开支增长了5%，达到439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增长为9.7%，澳大利亚为6.7%，印度为1.8%，韩国为2.3%，日本的军费开支保持平稳。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越南，其军费增长也尤为显著，达9.6%。

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市场和机遇；而且由于经济发展对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等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依赖，亚洲地区和美国需要有大量的贸易途经太平洋和印度洋，印太两大洋之间的海上运输航线就成为全球最为繁忙的航线。印度洋已取代大西洋，成为全球最繁忙和战略意义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全球有1/3的大宗货物和2/3的石油通过印度洋进行运输。东亚经济的发展依赖从中东和非洲经印度洋运输的石油进口，而且这种依赖性还将进一步加剧。中国80%的石油进口，日本和韩国90%的石油进口都是通过这一航线进行运输，这导致了东亚国家在能源战略上的脆弱性。对进口能源的绝对依赖，不仅影响到外交和伙伴关系，还会对国家的海军建设产生影响。

亚太地区经济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安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导致权力转移，这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布局进行了调整。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对其在亚太的军事力量进行了由北到南的任务式分散部署，并强化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编织安全网络。 以美国为轮毂的“同盟型”结构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转型。美国的安全布局不再局限于盟国之间，开始吸纳对美国有帮助的准同盟国或伙伴国。 2015年10月，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由“全面伙伴”上升为“战略伙伴”，美国与越南更是抛开历史恩怨，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美国在拉拢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同时，也在拉拢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在安全上呈现的是地区力量制衡或威胁制衡的模式。地区安全形势更为复杂。

以东盟为基础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地区安全机制，为亚太地区的大国提供了安全对话平台，成为连接大国的桥梁。有学者将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结构形容为“哑铃型”，东盟地区论坛是中间的部分，两头分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和东亚大陆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协调。 在这种“哑铃型”的安全结构中，印度也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也在积极拉拢印度，将印度作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一部分。

二、印度冲出南亚走进亚太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大国，无论是在巴里·布赞提出的亚洲超级复合体中还是在亚太地区内，一直都是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重要国家。南亚地区长期处于一种冲突形态结构，其安全结构的形成具有多维动力。 巴里·布赞认为印度在国家实力方面正在超越巴基斯坦，使得南亚地区逐渐由两极结构变为单极，印度也正在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事实证明，巴里·布赞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印度现在已是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并且是亚洲四大新兴经济体之一。2001年印度又成为“金砖国家”（BRIC）的成员国。

在民族宗教层次、国家政治层次、南亚国家间关系层次等多层次的安全困境中，南亚各个国家采取了借势、自助与合作等不同的战略，其中印度的借势战略运用得最为成功。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重视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互动，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向自由贸易区发展，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自贸区或实行贸易互惠。印度借美国反恐战争之机向美国示好，换来了美国“帮助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承诺。印度的视线已超出南亚地区，投向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 进入新时期后，美国不断加深与印度的合作，美国官方的政策智库也将更多目光转向印度。威尔逊中心“印度在亚洲”项目主要关注的就是印度如何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处理、发展同亚洲相关国家的关系。在亚洲，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已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正日益密切，而且印度还是发展中的印度-日本-美国三边关系的一方，也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四边关系中的一方。

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是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印度不断走出去，积极参与到地区事务中，争取在地区和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2014年莫迪执政后不久即提出了升级版的“东向行动政策”（即“东进”），取代了前任政府的“东看政策”（即“东向”），更加积极地与亚洲国家互动。 印度“东向”和“东进”战略的实施使印度与亚太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印度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关注，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印度对南海争端的关注和某种程度上的介入，使之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的相关方。除了是东盟地区论坛的一员，印度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和金砖国家之一，印度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参与将有利于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区国家与世界主要海上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当前，各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都严重依赖海洋运输，印度洋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印度通过双边和多边框架与地区行为体的交往不断增多。从“东向”到“东进”战略，印度在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全面合作的基础上，与东盟、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也不断发展。

鉴于印度的崛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积极将印度纳入印太地区，认为印度应该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框架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认为印度的理想角色是维护海上运输通道和印度洋公共海域的“安全净提供者”。 印度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感和影响力的一系列举措使美国决策者看到了希望。

以印度和南非为主要行为体的环印度洋联盟（IORA） 作为印度洋地区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国地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旨在推动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地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扩大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并加强成员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协调。从2012年开始，印度将海上安全作为该组织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号召成员国在区域内加强合作。 印度还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的主要成员。印度通过该组织在贸易方面与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等国有密切的合作。2000年，印度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起的“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Mekong-Ganga　Initiative），已从过去最初的佛教旅游为主转向包括贸易、投资、食品安全和高速互通等全面综合领域。 印度积极拓展同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关系，并建立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在贸易、技术转让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在中俄的合作支持下取得较大发展和成果。亚洲市场的活力催生了这些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发展，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参与这些区域的一体化机制，放开眼界主动抓住机遇，促进了印度自身发展。

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军事存在不断增强，在采购和建造航空母舰、核潜艇以及其他舰船等军事装备的同时，印度还加强与新加坡、阿曼等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海上军事关系。印度的海上军事存在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地区。在军事防务和安全合作上，印度不断走出印度洋地区，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展开合作，扩大军事影响力和地区存在感。从2002年开始，印度与法国海军每年都举行“伐楼拿”（Varuna）联合军事演习；从2003年开始，印俄两国举行年度“因陀罗”（Indra）演习；从2004年开始，印度还与英国共同举行“康坎”（Konkan）军事演习。印度与美国始于1992的“马拉巴尔”（Malabar）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在2002年成为常态化例行军事演习，而且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也更加丰富，演习地域也逐渐由印度洋向西太平洋延伸。该演习从最初的海上航行机动和补给，到2016年已发展成为向实战靠拢的综合性多国联合军演。2003年印美海军以该演习为平台举行大规模反潜作战演练,2005年美国和印度双方在演习中都动用了航空母舰，显示了双方在合同作战中的力量投送能力。2007年9月的“马拉巴尔-2”军事演习还包括了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虽然之后的演习基本上都是双边的，但是2014年，印度正式邀请日本常态化加入，使得该演习的地缘政治意义值得关注。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印度也将非传统的安全挑战视为其印太地区政策的主要内容。除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实力普遍较弱，主导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印度认为其有责任保卫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通道安全。《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ReCAAP）就是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海上航线安全而签订的协定。ReCAAP的成员国现在已达到20个，除了英国、丹麦、荷兰、挪威这四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老挝、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老挝、缅甸、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 在救灾、缉毒、反海盗与打击走私等方面，印度海军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也进行了合作。

三、印太概念的兴起与发展

在一千多年以前，佛教从印度向东亚的传播就带动了印度和东亚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交流。15世纪时，郑和下西洋就多次航行到印度洋地区。之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始对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和殖民。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等国的殖民公司、探险家的活动就已不局限于我们所理解的亚洲范围。英属印度殖民地就依托东南亚向东经过新加坡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向西到非洲和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进行殖民贸易。在殖民地时期，欧洲所绘制的亚洲版图由从印度洋边缘经过东南亚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弧形所包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和英国地理学家都将亚洲看作一个整体区域。 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也将日本、中国、朝鲜以及印度连带一起定义为一个地区。1924年，豪斯霍弗尔将世界划分为四个平底锅形的地区，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利益牵连，都有一个强国主导。20世纪，在人种学和海洋生物学上，印太是一个已被接受的地理概念。卡尔·豪斯霍弗尔认为该地区是日本的战略势力范围，日本可能会与俄国共享该势力范围。 二战中，同盟国对日本的作战范围也基本与现在的印太地区一致。二战后，英国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规划实质上部分地相当于今天的说法“印太”。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势力逐渐退出亚洲。由于冷战形势的缓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潜力亦得到了释放。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建交，并与日本、中国、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亚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开始逐渐形成。“亚太”主要反映的是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和经济角色，以及东亚的工业化国家与美国成功建立的贸易伙伴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使得“亚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亚太经合组织不仅包括美国和大多数的东亚国家，还涵盖澳大利亚和三个拉美国家。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构成减轻了美国对冷战后期其战略紧缩的担忧。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强化了亚太的合作机制。但是20世纪90年代，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影响范围超出南亚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东亚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东亚对途经印度洋的能源依赖，使得亚太地区国家不得不将这两个变化考虑在内。因此，印度在1996年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的成立更是形成了印太地区的雏形。2005年东亚峰会举行第一届会议时就包括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后这三个国家一直是稳定的观察员国家，美国也随后加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被认为是未来的参加国。

随着亚洲经济融合式发展和印度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印太”开始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学者和官方话语中。澳大利亚战略家常以“印太”来概括澳大利亚战略演进中的地域环境。美国也希望在印太地区建立以相互理解、协作和同盟为基础的多边结构。2010年10月，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对火奴鲁鲁进行访问时，用“印太”一词来描述这一新出现的综合区域，“印度洋和太平洋正被航运和战略联系在一起”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强调美国将“有更多新的机会与盟国和伙伴国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地区共同加强军事训练” 。美国承认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成为相互联系的地缘政治空间，不仅仅是因为通过这两个大洋互联互通的全球贸易和商业往来，更是因为它们对各国战略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尽管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在所有的部门或层级用“印太”来代替“亚太”，但是美国官方话语中已开始有与“印太”同义的表达。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谈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尤其是定义美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关系时使用了印太一词。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用“印-亚太”（Indo-Asia　Pacific）来描述其作战范围。 2015年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共同声明中强调“美国和印度在促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和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是对印太概念的含蓄认可。特朗普政府则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表达了对印太概念的接受。2018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以深化与印太盟友的关系。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称印太是美国的优先战区，并制定了一系列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利益的举措。

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领导人也开始使用“印太”这一术语。2012年底到2013年，印度总理曼哈曼·辛格（Manmohan　Singh）在谈到印度与东盟和日本的关系时频繁使用该词。 莫迪在描述他对印度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设想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概念，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以加强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能力建设和互联互通能力。 2013年5月，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提出了一项名为“印太条约”（Indo-Pacific　Treaty）的倡议。马蒂·纳塔莱加瓦称东亚峰会的组织构成是东南亚国家印太外交的有意行为。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包括印度洋地区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也被认为与“印太”这一地区概念重叠。2013年澳大利亚更是直接在国家官方文件中将印太作为其战略区域。2013年秋，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India’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ORF）以及两国总领事馆共同组织发起了一项名为“海上的变化：印太地区海上地缘政治的演变”（Sea　Change:Evolving　Maritime　Geopolitic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的研讨活动，主要讨论印度洋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作为21世纪海上地缘政治的主要中心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印太地区的水域、运输航道、自然资源对主要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参加研讨的有来自印度、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等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学者、军方代表、商业人士等。探讨的议题涉及影响印太地区的战略、社会经济、商业、环境等问题，以及该地区面临的海上安全风险与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的适用性等。

印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讲，由于机制性框架和国家间的互动，印度洋和太平洋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印太就是对这种联系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和想象的建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范围内国家利益的交汇使得印太两洋成为一个紧密联系整体。从地区主义的角度讲，印太是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利益和外交发展演变的描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Ernst　Haushofer）认为印太地区（Indopazifischen　Raum）是由于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印两国以及其人口、文化在地理上受到两洋岛屿所形成弧形地带的天然庇护而形成的。

根本上，印太概念的提出是地缘政治发展的结果。冷战后，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被广为接受。随着地缘政治的发展，由于亚太对美国、中国和日本的过于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给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足够的重视，而变得狭隘。随着亚洲国家的快速发展，印度洋地区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区域，且印度洋是连接中东和北非极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海上交通要道。这样，从亚太到印太也就顺理成章了。印太地区国家对能源的依赖使得该地区的能源安全问题更为凸显，过多依靠海洋运输通道也就使地区能源安全变得相对脆弱。同时，印太地区还面临诸如气候问题、极端组织等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印太是世界武装力量密集度和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世界十大常备军中的七个，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都位于该地区，另外该地区还有五个有核国家。该地区还面临一系列的地区安全问题，如南海争端、朝鲜半岛统一、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印巴领土争端等。

在印太概念生成过程中，美国的地缘作用不可忽视。美国在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印度洋。印度洋不仅是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更是美国从太平洋司令部运送武装力量到中东和西南亚的战略要道。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自由行动”等军事行动中，美国均从太平洋地区经印度洋向目标区投送大量军事力量。 2012年，美国在《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到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密不可分，美国在这一地带面临大量的机遇和挑战。”

印太地区大部为海洋和海上通道所连接，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2010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关系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海外安全利益。美国正在不断加强与“南北双锚”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传统盟友关系，并与印度建立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以轮换部署的方式增加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军事存在。2020年之前，美国海军60%的力量，包括六个航母战斗群，以及大多数的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都将前沿部署至印太地区。 除了加强安全关系，美国还不断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美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农业、食品安全、通信、教育、能源和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广泛的多边合作关系。通过“印太经济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和“湄公河下游倡议”（Lower　Mekong　Initiative），美国增强了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存在。 另外，美国还曾一度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月美国已宣布退出）把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经济实体融入统一的贸易区域之中，以促进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维护美国对农产品、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印度洋沿岸与东亚之间的能源和经济交往增长显著，可替代能源、非常规油气资源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都在重塑该地区的地缘能源空间。

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美国、印度和日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并积极在印太地区范围内进行战略谋划。对美国而言，将印度纳入亚太范围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加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对印太地区各领域的广泛参与反映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和在印太极大的利益存在。借助印太概念，澳大利亚则能在维护中等强国地位的同时，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印度国内对是否接受印太地区这一地缘框架存在不同声音。反对者认为这会损害印度的外交传统，支持者认为印度能够在维护外交传统的同时保持战略自主，并利用这一地区框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下，印度官方虽然已逐渐接受印太概念，但是其目标却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不同。印度希望在印太地区建立“多极、包容和开放的地区安全机制” 。另外，印太框架下的战略自主被认为比“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更能够使印度在处理外交关系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引起的全球权力重心的转移，印度的崛起和“东进”，使亚太地区的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并使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亚太正在让位于印太这一地区概念。地缘政治术语的改变，对相关国家如何认识地区安全秩序，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应对未来发展都有深刻影响。一国如何从观念上对亚洲进行建构，选择哪一个地区概念不仅关系到如何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诸多挑战，更对其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印太地区将来是竞争或是更加合作的安全局面，都将会牵扯到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因此，印太地区国家急需制定综合性的印太战略。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印太地区涵盖的地域范围过大，战略互动的边界难以确定，对于印太地区是否为一个有意义的战略体系存在疑义。的确，印太地区内某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并不一定会影响到印太的其他地区。在应对安全挑战时，由于印太地区范围过广，在建立连贯、包容性的地区安全和外交机制上存在一定难度。而且，印太地区的一些安全挑战仅局限于亚地区的范围内。例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印度而言并不重要，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对中国以外的东北亚国家而言也影响甚微。中日钓鱼岛争端、台海问题等基本都是东北亚地区内的问题。南海争端由于牵扯的国家较多，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试图干预的态度对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较大。

对美国而言，印太地区不是因为某个单一问题或涉及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的某个因素才受到重视，而是因为该地区大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需要借助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对中国的遏制，在印太概念提出之前，早已在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中显露无遗。尽管有分析认为，美国应该将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区分对待，以免分散战略力量和影响力。但是麦迪卡夫认为，由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地区权力甚至脆弱性都具有印太属性，美国更应该抓住印太地区的机会与中国进行竞争或合作。

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最早提出和倡导“印太”地区概念的国家。首先澳大利亚在印太的战略体系中是一个中等强国，国际影响力也是中等。澳大利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衔接地带，地理位置独特。澳大利亚不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与亚洲其他大国在经济、安全、资源、社会文化等方面关系密切。而且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深受国家身份认同的困扰。澳大利亚独处大洋洲大陆，但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文化上是西方国家，无论是作为亚洲地区的成员，还是西方社会的成员都很牵强。“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建构，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安全和经济方面都很好地将澳大利亚囊括在内。因此，澳大利亚是推进“印太”地区概念最为积极的国家，而且2013年澳大利亚就在国防白皮书中将印太作为其战略区域。澳大利亚的印太地区战略具有连贯性，得到了工党和自由党的贯彻执行。从2013年时任总理的工党领袖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到2015年出任总理的自由党领导人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都在坚定不移地将印太作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区域，其国家身份也由此成为印太地区中的一员。 cpzWo2vE1e62b8iMT9sxZ0OqPHLJFi7oS0LzuOFBODjeHs/1kCCC/aD5KL9H9c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