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本书作为“东洋研究史丛刊”中的一册由京都同朋社出版是在1984年2月，距今大约1/4世纪的往事了。因为在接着序章而由5部分、15章所构成的本书中我想寄托的意图已如在《后记》中所记，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本书出版之后，我的研究虽犹如牛步般迟慢，但仍然以本书为基础却是无疑的。那么请读者允许我在此记述一下这些研究的梗概吧。

本书出版之后，我对问题的关心就转向了中国的宗教史。也就是想把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六朝人与宗教》中所面对的问题，稍微将时代扩展并且更加深入一些。我在1998年写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创文社），在《后记》中我写道：“抽去宗教问题来讲有关可称为中国中世的六朝隋唐时代大概是不可能的，这在我是很强烈的认识。本书即是针对这一情况，想就有关生活在六朝隋唐时代的人们的‘罪的意识’这一关乎个人的问题，而专门进行考察的。”虽然我对问题的关心转向宗教史原本基于我个人内心的愿望，但是与此同时，有不少是与我从1974年到2000年26年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担负的共同研究相关的。在人文研究所中以中国研究为主要任务的东方部，中国思想、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每周或者隔周，定期地聚集一堂会读某一文献的做法已经成为长年的传统了，而我就是不断地以会读宗教文献为主的共同研究班中的一员，也就是参加已故福永光司教授和已故川胜义雄教授主持的会读《广弘明集》的共同研究班、已故柳田圣山教授主持的会读《禅林僧宝传》的共同研究班，以及麦谷邦夫教授主持的《周氏冥通记》的共同研究班，还有我自己主持的会读《真诰》和《北山录》的共同研究班。我主持的共同研究班的成果《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社，1992年）、《六朝道教的研究》（春秋社，1998年）、《唐代的宗教》（朋友书店，2000年）三本论文集和《真诰研究（译注篇）》（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年）已经出版了。熟悉日本中国学情况的葛兆光教授写了《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进路——读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的研究〉》和《重新清理唐代宗教的历史——读吉川忠夫编〈唐代的宗教〉》这两篇文章（《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又收入《屈辱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他在给这两本书做书评的同时，还详尽而确切地介绍了有关我们共同研究班的情况。读者若能参看一下的话我感到很荣幸。

除了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之外，我还参加了在京都花园的禅文化研究所进行的在已故入矢义高教授和已故柳田圣山教授指导下读《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等禅录的研究会，这对我来说促动很大。从中受到教益的是，兴盛于唐代的禅佛教在中国宗教史上确确实实是开启了新生面的。例如，就像我在近年发表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教和劳动的问题》（《东洋史苑》69号，2007年）中所论述的，以往的佛教教团，农业劳动被当做禁忌，然而在禅佛教教团，教团的成员全都参加农业劳动（作务）是普遍的事情。

就这样，本书出版后我对问题的关心就集中转向了六朝隋唐时代的宗教史，此外就是对正史《后汉书》进行了日本传统翻译法的训读翻译和注释的《训读本〈后汉书〉》全11册（2001年至2007年）的问世。众所周知，《后汉书》中有告诉我们佛教传到中国之初情况的数条纪事。据说成为唐代著名的禅师神会出家之机缘的，就是因为“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宋高僧传·神会传》）。然而，我致力于对《后汉书》进行训注，倒不一定是因为在《后汉书》中有关于传来初期佛教或初期道教的纪事，而是以对《后汉书》的撰者刘宋的范晔的关心为主要动机的。若不怕被误解而大胆言之的话，我想要通过《后汉书》来理解东汉时代史的情况先姑且不论，毋宁说我所关心的就是生于六朝时代的名门望族顺阳范氏的范晔这个人物本身。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很强烈地关心着的。也就是作为定位在本书《后记》中所讲的“留意于叙述历经东晋的范宁、宋的范泰、范晔三代的学术史乃至思想史方面”的第二部分《范氏研究》之延长线上的工作而致力于《后汉书》方面的。并且在《训注本〈后汉书〉》中采取仅以范晔所撰述完成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为对象，省略了司马彪撰述完成的“志”的部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所认为的六朝时代的学问往往是作为家学而存在的情况，在本书的第四部分《颜氏研究》中也稍有言及，尤其是河东裴氏的史学可谓其典型，刘宋的裴松之著《三国志注》，裴松之的儿子、同在刘宋的裴骃著《史记集解》，裴骃的孙子裴子野著刘宋时代的编年史《宋略》。大概在范晔的《后汉书》中范氏所传的家学传统还是留下了某些影迹吧。作为显而易见的说法，钱大昕说道：“案范宁撰《谷梁集解》，往往采其先人及兄弟子侄之说，蔚宗（范晔）作史，亦举曾祖穆侯（范汪）、王父豫章君（范宁）、先大人宣侯（范泰）。”（《廿二史考异》卷一二《后汉书》“黄宪传条”）钱大昕的这一说法，就是根据在《后汉书》列传的论中分别具有的内容：“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列传四三《黄宪传论》）“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列传二五《郑玄传论》）“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列传七三《逸民·高凤传》）若再补充而言的话，在列传二〇下《郎顗襄楷列传》的论中有云“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其中的“其敝好巫”，大概就是承袭范宁《谷梁传集解序》中的“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之说的。

总之就是像以上这样，本书给了我后来的研究以大的方向。本书的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的中文译稿已被收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思想宗教篇”（中华书局，1993年）中，而此次本书全部被翻译成中文则不能不令我深为感慨。在过了1/4世纪的往昔的本书当中还有什么价值呢？这是我所放心不下的。然而读者若能率直地赐予意见的话，那么作为著者的我则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在最后，我想向承担了很麻烦的翻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启发先生和他的夫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罗莉女士由衷地致以深厚的感谢之情，并且也想对为中文版翻译事宜付出联络之劳的大东文化大学渡边义浩教授表示谢意。

2008年2月15日
吉川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