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当读者面对吉川忠夫先生的这部《六朝精神史研究》，从书名上，便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时代范围和所属领域，因为这毕竟是以我们或耳熟能详或稍感陌生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为主题的。我想，大概既会令一见就似曾相识的读者感到亲切，温故而知新；也会令初读本书的读者慕名而来，按图索骥，以致茅塞顿开。总之，应该是开卷有益，各有各的收获。

说到“六朝”之称，大概有四种说法。以历史上公元3—6世纪建都于建业后称建康（即今江苏南京）的六个王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而名之的是一种说法，又被称作“南朝六朝”；以与上述历史时间大致相当，朝代上有重叠的魏、晋、宋、齐、梁、陈而名之的是又一种说法。前一种说法据说源于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宋史》卷三七五《张守传》中张守也说“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后一种说法据说出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所体现的正统论。再有一种说法是，与建都于南方的六个王朝相对应的北方六个王朝三国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及隋，因为均建都于北方，也合称“六朝”，又被称作“北朝六朝”。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说法，就是区别于上述三种说法而泛指整个三国到隋统一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这已经是一种历史时间的表述。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及其承继更替，从来都是呈现出地域性与时间性的相互交错。六朝之称，就最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吉川忠夫先生本书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大体上是既包含着狭义的六朝，又包含有泛称的六朝，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更何况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由党锢、何休、《太平经》，以及颜师古、刘知几、道宣、傅奕、唐代的天竺中土说等构成的篇题跃然纸上的时候，吉川忠夫先生研究的时间视野已经超过了六朝而上下延展到了东汉和唐代。所以，在空间的地域性上，吉川先生的论述则是覆盖了南北朝的六朝的。

说到“精神史”一词，大概是日本学者的书名中使用较多的词语，近些年我国的学者也有采用。据说当汉语中原有的“精神”一词被用来翻译西方哲学的相关词语时，其抽象性意涵的丰富性还是蛮有意味的。如同“思想”、“思维”、“意识”乃至“哲学”等词语一样，“精神”一词的使用也有其时代性。那么，我想读者要理解吉川先生本书以“精神史”定名其内容范围，只要看到本书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精神生活”一词，自然就能心领神会了。再加上著者在“六朝式精神的诸相”一节所讨论的“容纳佛教”、“隐逸思想”、“山水思想”、“‘自然’思想”等问题，还有本书各章篇题中多有出现的“学问”和“宗教”等词语，就使我们更能够领会所谓“精神”的含义和“精神史”所包含的内容。或者可以说，形成于头脑的内在思维，见诸笔端的文字，行诸日常的和政治的生活，这就是精神。而关乎精神在历史上的存在或者其演变的历史的陈列和展示的，就是精神史。当然，也许我们习惯于称之为思想，或者思想史，尽管精神与思想间还是有微妙差异的。这也就让我想起贺麟先生和王玖兴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以及作为哲学范畴或命题中与物质相对而言的“精神”了。

六朝精神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吉川先生本书的具体考察和论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我的体会是，本书的考察最具特点的莫过于对四个方面的关注：一是史家及其思想，二是儒道佛三教关系，三是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演变，四是学术研究的承前启后。这几个方面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学者推进思想史研究的借鉴。

首先，对于或是史家，或是史注家，或是史评家的沈约、范晔、颜师古、刘知几等历史人物，吉川先生进行了直接考察，除了有对其家族前辈系统上的考察之外，对他们作为思想家的思想表现的形式和表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历程，还有他们作为史家与文学的联系、与经学的联系、与宗教的联系等问题，本书都有所展开，这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其次，以儒道佛三教关系而引出本书对范泰、范宁、沈约、颜之推、顾欢、葛洪、傅奕、僧祐、道宣等在佛儒或佛道关系中的位置和思想表现，以及踞食论争、中土边土论争、夷夏论争等问题，或个案或综合性的研究成为本书所展现的特点之二。再有，对于东汉末年、汉魏之际、南北朝各时代社会、政治的变迁与学问和思想的多方面联系的考察和论述，构成了本书的特点之三。还有，从学术研究的承上启下方面来说，吉川先生汇集近二十年的研究，很多方面是受到福永光司、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日本学者的影响而展开的，在称引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推进了相关研究，体现了吉川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和独到的兴趣所在。

我想，若详读本书，上面提到的几个特点就会一一呈现出来。

最后我想说，对于中国读者，特别是思想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吉川先生的这部书确实是值得一读和作为参考的，其中必有可以引申的学术课题和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