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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从东汉到曹魏的禅让革命看作是一场戏剧的话，那么在其进行的过程中，很像是出色的性格演员的“真人chen⁃jen”的登场，是从很早就一直留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所谓“《五经》无
真
字”是顾炎武判定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铁案
，在原来的经书中不会出现，在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的书籍中才可能出现的“真人”，在禅让革命中又现出了身影。作为东汉时的字典作者的许慎，把“真”的字义解释为“僊（仙）人变形而登天”，说是在“真”字的构成要素中，其下面附着的“八”，就是登天时的交通工具的形象。也就是说，这就成为汉代人所描绘的“真（人）”的最一般的印象。可是，其为何又在禅让革命中现出了身影呢？尽管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但是至今并没有怎么做深入地思考，恰好，从福永光司那里得到惠赠上田正昭、上山春平合著的《道教与古代的天皇制》（德间书店，1978年）一书，以此为契机，我就想来探索一下汉魏的禅让革命之际“真人”出现的意义及其背景。《道教与古代的天皇制》一书的确可以说是富有刺激性和积极性的论考，其中提出有必要注意以往被等闲视之的日本古代社会中的道教乃至道教性要素的存在及其作用。而且，福永氏承担的第一章题为《天皇与真人》，如果现在只抽出与“真人”的关联而言，其中论及，作为天武天皇谥号的“天渟中原瀛真人”的“真人”无疑是来自于中国的东西。还有特别是在其刚刚发表的《天皇与紫宫与真人》（《思想》1977年7月号）当中，以在陶弘景的《真诰》中出现的“真人”——在天上的“仙”的世界中占据比仙人更高位置的高级官僚——为中心，中国思想史上的“真人”概念的轮廓也已被弄清楚了。本章始终不过是想就有关在中国某个历史时期依托于“真人”的一种印象来进行一些考察。
汉魏革命之际，“真人”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出现的呢？我们就从这一问题开始讨论。先要请读者知道的是，只要不是特别地提出来的，本节所引用的文献都是来自《三国志》卷二《魏志·文帝纪》的内容。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驾崩，太子曹丕就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丞相和魏王的官爵。而马上就是改元为延康元年的这一年六月庚午，跟随着军队的曹丕，从许（河南省许昌县）向南进发。说是对孙权的讨伐只是他的借口，而进行已经提到日程表上的禅让革命的初步准备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当时，预兆和祝福新王朝诞生的祥瑞的出现，从各地被报告上来。例如在三月，曹丕出生的故乡谯（安徽省亳县）出现了黄龙。45年前的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也在谯出现了黄龙，通晓天文算术的太史令单飏被光禄大夫桥玄所询问，他回答说：“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默记着单飏的话的一个叫殷登的人，在延康元年时尚还健在，他流露出话来说：“单飏之言，其验兹乎！”在纬书之一条中，则有说：“德至水泉，则黄龙见者，君之象也。”（《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龙》引《孝经援神契》）那么，七月甲午到达谯的曹丕，在位于谯城东的故宅筑坛，并且聚集六郡以及当地的父老百姓，举行了安排有伎乐百戏表演的宴会。其盛大仪式通过立于坛前的《大飨之碑》（《隶释》卷一九）而留传于后世。而且在同一天，曹丕又发布了如下的一项教令。“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
。谯，霸王之邦，
真人
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裴松之注引《魏书》）
以谯的三老为首的吏民们祈望和祝愿曹丕长寿，飨宴经过了一个日夜才结束。那么在上面的教令中讲到的所谓“真人”到底是指谁而言呢？因为是由曹丕发出的教令，当然就不会是指他本人了。从其讲到“霸王之邦”的地方也使人察觉到是在讲其父曹操的事情，而且，曹操被认为就是“真人”的证据在别处也是存在的。在东汉桓帝的时候，黄星曾经出现于楚宋的分野。通晓天文的段馗预言道：“后五十岁，当有 真人 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果然从那以后过了50年的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胜袁绍，而且变得天下无敌了。这是从《魏志·武帝纪》的记载中所看到的情况。到了后世，唐太宗也认同这一事实而作文写道：“既而三分（或“三 元 ”之误）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主卜启期， 真人 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祭魏太祖文》）
随后，曹丕在十月丙午（四日
）再到了曲蠡（河南省临颍县西北）。接着，于乙卯（十三日）留在许的东汉献帝，通过作为其使者的张音前往曲蠡，传达禅位的意旨，这也就是要进行禅让革命的最后程序了。在这里裴松之注所引《献帝传》中详细记载了从想要推进遵照献帝意旨的左中郎将李伏开始，到尚书令桓阶等结束的数度奏言，或是在曹丕与汉献帝之间相互辞让往返的交往等等，还有直到最终在辛未（二十九日）登坛受禅时的“禅代之众事”。其中之一，就是辛亥（九日）太史丞许芝列举出现在谶纬中有魏应该代替汉的标志的奏言而说道：“《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其中不仅引用了《春秋汉含孳》、《春秋玉版谶》、《春秋佐助期》、《孝经中黄谶》，还显示出《易运期谶》中的文句：“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
真人
出。”还有“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根据许芝对这些文句的解谜，就是这样的：“言”和“午”合在一起就是“许”，两个“日”就是“昌”。也就是说，因为这里讲的是“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所以许芝说：“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有关“其为主，反为辅”以下的说明也是写着的，当然就是意味着作为主人的汉代君主此时相反地变成了魏的辅臣。还有，“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一句想说的大概就是，有四百余年的汉的运数已尽，代替属火德的汉的赤气的，就是属土德的黄气受命，以及“真人”的出现。许芝还说道：“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徵始于获麟。
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进而他说《易运期谶》中还有一条是“鬼在山，禾女连”，也就是“巍（魏）”字的出现，正是显示魏将成为新的“天下之王”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这里，开始建立魏王朝的曹丕似乎被比作接受了五行之精气——在这里是黄气——的“真人”。
那么，来自许芝以外的人们推荐曹丕即位的奏言相继不断，在为答复辅国将军刘若等百二十人联名的奏言而曹丕发布的教令中，也出现了“真人”一词。曹丕说到，自己的德行尚未达到，还不足以接受天命；受寒冻的人，受饥饿的人，鳏男寡女，到处都是；又由于与孙权、刘备之间不断的战争，士民们没有得到无忧无虑的休息……这样，就不只是“人事未备”了。还有“夜未曜景星，治未通 真人 ，河未出龙马，山未出象车，蓂荚未植阶庭，萐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献白环，渠搜未见珍裘”，也就是说“灵瑞未效，又如彼也”。尽管在这里所列举的各种“灵瑞”分别作为圣人出现的标志而理所当然是有所传承的 [1] ，但是只有这个“治未通真人”，很难猝然理解其所含的意思。
在汉魏的禅让革命进行的过程中，“真人”登场的情况大致即如上。然而即使这样说，接受新的天命并进行革命的主体，也就是曹丕，却一直并没有被比作“真人”。大多还是被称为“圣人”
，有时候又被以“大人”之名来称呼。在前面所显示的许芝的奏言中，以作为“《易传》曰”的所谓“
圣人
受命而王，云云”为开始，例如在成于辛酉（十九日）的给事中博士苏林与董巴一并的上书中，也引用了纬书《诗推度灾》而说道：“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
圣人
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
圣人
当之，昭然不疑。”或者还有癸丑（十一日）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以下的奏言中所见的“大人”一词，即“夫
大人
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这不用说，就是根据《周易·乾卦·文言传》的表述。这样，夹在“圣人”和“大人”当中而“真人”偶尔露面的情况，就是因此反而引人注目那样的人物；然而这种与天命有关的“真人”，实际上在汉魏革命以前也不是不存在。通过追寻其系谱，曹丕所讲的“治未通
真人
”的意思大概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清楚了。
“真人”没有出现在经书里。出现真人的，不用说绝大多数是在道家系统的书籍当中。据说是在《庄子·大宗师篇》里最早出现的。
在那里，作为政治统治者的“真人”，其部分情况尽管在“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云云”的话语中被表现出来，但是，其大体是从各种角度表现为道家性的德乃至道的获得者的人物，和与天命有关的“真人”没有直接联系。
有如在汉魏的禅让革命中登场的“真人”，限于文献之征，大概是在西汉末期而出现其身影的，也就是在西汉成帝时候的事情。据说齐人中有一个叫做甘忠可的人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其中讲到当今汉家际会天地之大终，必须重新改受天命，这就是天帝降“真人”赤精子所教授的。
甘忠可的说教被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所传扬，但是因为中垒校尉刘向奏言称他们为“假鬼神而罔上惑众”之人，结果甘忠可狱死，夏贺良等被论处不敬之罪。然而，其后夏贺良等仍秘密传布其说教，不久到了哀帝时代，因为通晓灾异而得天子之宠的司隶解光泄漏了夏贺良等秘藏甘忠可之书的事情。被命令调查
此事
的奉车都尉刘歆报告说：“不合《五经》，不可施行。”可是解光诉其不满说：“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还有通晓灾异之学的黄门侍郎李寻也成了甘忠可之书的爱好者。这样一来，当时已成为长安令的郭昌劝说李寻而想要帮助夏贺良等人，其结果是，他们在黄门署伺机等待从而屡次得到了天子的召见。他们再三地陈说，作为“赤精子之谶”
所讲的内容，就是应该改元易号。“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这样，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甲子，天子终于下了诏书，其开头就是“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不仅引用了《尚书·洪范篇》的所谓五福之一，而且，所做的独特解释很值得注意。所谓“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也就是将“考”解释为“考正”，将“终命”解释为“运终受命”
；其讲的就是，面临天地宇宙大运的一个周期之终点的当今，如同甲子的干支到了一周之后再度复元一样，必须重新改受天命，实行从历纪开始的改制。诏书中接着讲到：“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这样，就把建平二年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易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原来的一昼夜漏刻各为100刻度也被改定为120刻度。
可是，改制的效果一直没有体现出来。汉哀帝的疾病也是依然如故，时日持续。尽管如此，由于夏贺良等人置喙于政治而要求更进一步的改制，所以很快在八月丁巳，朝廷向内外宣称撤回六月甲子诏书，夏贺良及其党羽们被一扫而净。那么，引发了这次事件的“真人”赤精子的原型，如果据东汉应劭的说法，不外乎就是汉高祖刘邦。“高祖感赤龙而生
，自谓赤帝之精”（《汉书》卷一一《哀帝纪》注）。其现在作为天帝——赤帝——的使者下到地上来，把天帝的教导作为《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来讲说，这恰如强心剂一样再一次地注入了天命。这样一来，汉王朝的复元大概就可以企望了，也就是重新接受了新的天命的汉哀帝作为天帝之子的复元。“
高皇
摄正总万廷，四海归咏理威明，文德道化
承天精
，元祚兴隆协圣灵。”（《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河图》，又《太平御览》卷八七《皇王部·汉高祖皇帝》条《龙鱼河图》）正是像这样，以关于刘邦而所说的情况作为一例，王者应该就是接受了天帝之精气的天帝之子
，那么也还是应该被称为“真人”的。
哀帝时代的这一事件，在不久之后发生的王莽篡权中也留下了影迹。也就是王莽称摄政皇帝的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甲子日，王莽上奏于太后而如下所说到的（《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依照宗室广饶侯刘京的上书，是这一年七月的事情，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之间几次在梦中见到了天公（天帝）的使者。天公的使者所言中转达了“摄皇帝当为 真 ”这一天帝的命令。还说，如果不相信的话，在该亭一定会有口新井出现，那就是最重要的证据。天一亮，亭长找去一看，果然找到了一口深达地下百尺左右的新水井……还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如果考察其事情本身的话，甘忠可和夏贺良的谶书就藏在兰台。臣莽一想，所谓元将元年，是说“大将，居摄而改元”的文字，到现在就清楚了，如此云云。于是，居摄三年就改作初始元年，漏刻又再次采用120刻度了。王莽即真天子之位，建立国号为“新”的王朝，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癸酉朔日的事情，这一日就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就这样，《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在王莽篡权中也是帮了一个忙的。如果这样的话，王莽不是也有把自己比作“真人”的心态吗？而且，在“摄皇帝当为 真 ”的所谓天公的命令中，并没有仅限于“即真”这样的事情上，或许还包含着这以外的什么意思吧。
从西汉末期到王莽时代，也就是在西历纪元前后的中国，在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安当中，大概人们清清楚楚地实际感受到，在或是“天地大终”、或是“大运一终”一类的词语中所表现出来的终结观。大概他们也期待着救世主的出现。以宫廷为中心企望通过“真人”而使王朝再生，与此情况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在民众中间西王母信仰爆发性地广泛流传。这就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从关东开始的，在将26个郡国卷入兴奋的漩涡的同时，最终甚至传染到了都城，出现了集体性歇斯底里状态。“纵目人当来”，人们这样地呼喊着，就是幻想着西王母变成救世主而降临。
这之后，即使对于反抗王莽的赤眉军和刘秀，只是程度上不同，人们大概是寄予着同样的期望吧。寻求“真主”的呼声举世高涨
[2]
，而且应该由接受了天帝之精气的“真人”来进行革命的想法，到这个时期似乎逐渐地加强了。先是赤眉军在山东起事。在南方，受到反抗王莽政权而举兵的将军们的拥戴，刘秀的族兄刘玄即天子之位，即所谓更始帝。如果根据《东观汉记》，当时，设坛场于淯水上的沙中而举行即位式的时候，一部分将军们发出微弱的声音说，由于王莽还没有灭，还是暂且称王为好。对此，一位叫张卬的人，拔剑击地而大喝一声说道：“称天公尚可，称天子何谓不可！”就是说甚至希望像天公，即天帝本身来统治的那样。人们的情绪是很高昂的。
更始帝三年（25年）正月，通晓天文的方望察觉到更始帝必定失败的局势，从而将从长安找到的刘婴在临泾（甘肃省镇原县西北）立为天子。刘婴是王莽还在做摄皇帝的时候作为孺子而让其继平帝之位后不久王莽一当上真皇帝就被废弃了的人物。方望在立刘婴之际说道：“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 真人 ，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后汉书》传一《刘玄传》）这个方望，尽管曾经任在天水成纪（今甘肃省泰安县）自立的隗嚣的军师，但是因为劝阻隗嚣答应更始帝的聘请未被采纳心生嫌隙，于是便与隗嚣诀别了。在辞谢于隗嚣门下之际，虽然在给对方的书信中显得极为含蓄，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他写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话：“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 奇人 ，聊及闲暇，广求其 真 。愿将军勉之。”（同上传三《隗嚣传》）王先谦把乌氏推定为甘肃省平凉县西北，泾水以北的弹筝峡口。如果是这样的话，方望距离刘婴即位的临泾很近。其所说的适合访求“真”的“奇人”，大概就是指“真人”吧。
尽管以方望为丞相的一党数千人的“真人”刘婴政权在短促之间就被更始帝的军队击破了，但是最初奉仕更始帝，不久就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崭露头角，在名实两方面都成功地达到使汉王朝再兴的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帝，确实也是被比作“真人”的。《后汉书》纪一《光武帝纪论》所记载的一个由来就是，当光武帝出生于其父济阳县令刘钦官邸的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十二月甲子之夜，因为出现了赤光照耀产室的吉兆，还有县界内生长出一茎九穗之嘉禾的奇瑞，故此而取名
秀
。进而，在记载其翌年所发生的夏贺良事件之后又说道：“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
白水真人
’。”这就是袭用了王莽在始建国元年所下的命令：“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其命令就是，因为忌惮作为汉王室姓氏的“劉”字可以分解成的“卯”、“金”、“刀”三个部分的情况，于是禁止使用刻有“正月刚卯”及“金刀”字样的“刀钱”。所谓“正月刚卯”则是在正月的卯日作为驱魔而佩于革带上的东西。还有，随着刀钱的禁止，而新发行直径六分、重一铢，刻有“小钱直一”的小钱，与以往的“大钱五十”二品一起通行。这件事情，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中有所出入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如下的记载：“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光武帝纪论》中所讲的“货泉”，大概就是指所谓的“宝货”和“铜钱”两种而言。
不管怎样，尽管“货泉”二字可以分解“泉”为“白水”，“货”为“真人”这样的平常的拆字，然而“白水”则意味着保存有刘秀所属的舂陵侯家刘氏故宅的南阳蔡阳的白水乡，从而所谓“白水真人”无非就是刘秀了。虽说《后汉书》是5世纪的范晔的著作，但是这大概并非到了这样晚的时代才编造出来的故事。因为在东汉的崔骃（？—公元92年）的《反都赋》（《艺文类聚》卷六一《居处部·总载居处》）中已经将光武帝歌颂为“潜龙初九，
真人
乃发”了。还有在《水经注》卷二八《沔水注》条说道：“（白）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谓白水乡也。苏伯阿望气处也。
光武之征秦丰，幸旧邑，置酒极欢。张平子以为
真人
南巡，观旧里焉。”光武帝在旧邑故宅置酒是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月的事情。张子平亦即张衡（78—139年）在他的《南都赋》（《文选》卷四）的颂当中是这样表述的。也就是，对东汉人来说，刘秀就是不能不使人相信的确实的“真人”、“白水真人”。同在这篇《南都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
真人革命
之秋也。”据李善注，“睢剌”就是祸乱之喻。前两句是讲刘邦平定了由秦始皇和秦二世引发的祸乱，后两句是讲针对也应该比作豺虎的王莽虐政，“真人”刘秀进行了“革命”的事情。
虽然方望讲到了“刘氏真人，当更受命”，但是这大概是当时谁也不明说的私下里讲的话。而且，在刘秀那里不是也悄然地有了只有“我”才是应该再受天命的“真人”这样的愿望吗？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说，刘秀所进行的一些应有的情报工作似乎是很确实的。据说，王莽末年，还尚未出名的刘秀在前往目的地时，于当地听到了作为图谶学者的蔡少公所讲的“刘秀当为天子”这样的谶语。在有人说这个人大概就是王莽的国师公刘歆（即后来改名刘秀的）
这样的话的时候，刘秀就假装开玩笑地说：“何用知非仆耶？”（《后汉书》传五《邓晨传》）这之后，在出行讨伐占据邯郸的王郎
的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站在滹沱河畔，正在因找不到船而难以渡过的时候，恰好得到了老天保佑而从冻结的河面上通过。他又在行军到达下博城西时迷失了道路，这时候出现一位白衣老父，指着路的方向说道：“努力吧！信都郡为长安（更始帝）守，去此八十里。”李善注称，此白衣老父盖“神人”也。有关“神人”与“真人”的关系，请参考本章下一节。之后，当刘秀很快就要在鄗（河北省柏乡县北）即位之际，其长安游学时代的同舍生强华，从关中前来奉上了《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乘七为二十八，从刘邦到刘秀举兵是280年，也就是说其意味着在这个“四七之际”，属火德的汉将再次成为天下的主人（《后汉书》纪一《光武帝纪上》）。
“真人”应该接受天命而进行革命，成为新的王朝的主人，这一想法，我想在西历纪元前后好像几乎是确定了的。与这一革命的主题有关的“真人”，好像一迎来东汉王朝的安定时期就暂时隐去了身影似的，然而在总算又开始看到其影迹的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十月的时候，长平（河南省淮阳县西）的陈景称“黄帝子”，还有南顿（河南省商水县）的管伯称“真人”而阴谋叛乱（《后汉书》纪七《桓帝纪》）。有关这次叛乱，尽管在他们立即伏诛以外的事情不是很清楚，然而大概值得注意的是，陈景已经既不是称“赤帝子”、也不是称“赤精子”，而是称“黄帝子”了。而且，从陈景与管伯的举兵地点很接近的情况来看，两者间大概会有一些联络，如果可以这样考虑的话，管伯暂且就是“真人黄精子”了。
同样是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恰好是发生了第一次党锢的这一年，通于天文阴阳的襄楷进行了著名的上书（同上书传二〇下）。其中言及了据传原本是干吉
在曲阳的泉水上得到，之后传授给弟子宫崇的神书百七十卷，也就是《太平清领书》的事情。《太平清领书》就是宫崇献于汉顺帝的朝廷，还有襄楷献于汉桓帝的朝廷的，但是未曾引起注意。《后汉书》中不仅评论说“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而且又略记了此书的结局命运：“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
《后汉书》的注者李贤，不仅认为“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
，而且从传世到唐代的《太平经》中引用了数条来作为《襄楷传》的注。然而，有关出现于东汉时代的《太平清领书》与《太平经》之间的传承关系，议论纷繁，李贤所看到的《太平经》是否果真与今天收于《道藏》中的《太平经》是同样的东西呢？如果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太平经》是否就是汉代的东西呢？应该说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在这里暂且依照的是以下两位的立场，即汤用彤认为在今天的《太平经》中所能看到的事实和学说确实是汉代的东西，还有马克斯·康德谟（Max Kaltenmark）认为包含着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部分。
那么，翻阅一下《太平经》（这里采用的版本是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来看的话，可知其是以作为天的使者而降临的“神人（天师）”针对“真人”这样那样的提问而恳切地加以垂范示教为主要部分的。例如在神人的话语中有云：“吾迺上辞于天，亲见遣，而下为帝王万民具陈，解亿万世诸承负之谪也。”（第64页）这一神人的教导大概已经通过真人转达给有德的君主。“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第32页）。而且令人兴趣很深的是，包括“神人”和“真人”的天地之间的九种人，其序列和职能被安排得很清楚。也就是，（一） 无形委气的神人——（治理）元气，（二） 大神人——天，（三） 真人——地，（四） 仙人——四时，（五） 大道人——五行，（六） 圣人——阴阳，（七） 贤人——文书，（八） 凡民——草木五谷，（九） 奴婢——财货（第88页）。而且还说到，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六种人是“助天治”，各自分别掌管，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之录（第289页）。也就是说，“真人”才是地上的代表者，而连那些圣人和贤人们只是被放在相当低的位置。
讲天地的终始，是《太平经》的又一个主题。“昔之天地与今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天地混齑，人物糜溃。唯积善者免之，长为种民……”（第1页）
“今天道大周，故使吾（神人）下，善说真人善事，乐其化为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第651页）在这种绝望中出现的神人，却反复地讲到认为“上皇太平气且至——上皇太平之气确实将至了”（第146页）。
在汉顺帝、汉桓帝时代没有引起注意的《太平清领书》，就像不久后的情形那样，一方面张角作为太平道的创立者并且成为“黄巾之乱”的领袖而“颇有其书”，另一方面汉灵帝认为此书“然也”，这也就是因为将要面临比西汉末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衰落之世，绝望性的终结观再次广泛地覆盖于社会的缘故。汉灵帝也好，张角也好，都是以与应该体得“上皇太平之气”、实现“太平”的“有（道）德之君”相并列而作为相应的目标的。
要具体地查清楚汉灵帝与《太平经》的联系，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有一点，即汉灵帝称“无上将军”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这是由于“黄巾之乱”而天下动荡不安的中平五年（188年）的事情。据记载，一些得知了望气者
所言“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人向大将军何进进言说：“《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于是，就在洛阳的平乐观下筑起大坛，建起高十丈、十二重的五彩华盖，在此坛的东北筑起小坛，也建起高九丈、九重的华盖。数万人的步兵、骑士排成整列。出来阅兵的汉灵帝在大华盖之下，何进在小华盖之下，各自停下马；礼毕，灵帝亲自身披甲胄，称“无上将军”，环绕阵营三周后而还朝（《后汉书》纪八《灵帝纪》、传五九《何进传》）。这里特意提出这一事情，是因为实际上“无上”一词频见于《太平经》当中。比如，针对充满难以理解的言语文句的《师策文》中的“使人寿若西王母”一句，在说明其每个字的意思而到关于“王”字时，神人说道：“王者，谓帝王得案行天道者大兴而王也，其治善，迺
无上
也。”（第68页）或者还有说，在“上皇太平气”的“上”字中托引出“无上”之“天”的意思（第146、147页），或是说“故帝王象天为行也，称
无上
之君，不敢失天”（第661页），或是说“天君者则委气，故名天君，尊
无上
”（第715页）。尽管这样说，但是作为称“无上将军”的人，汉灵帝并不是最早的。早在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涿郡太守张丰反叛就曾称“无上大将军”。张丰一直兼好方术，有一位道士说：“丰当为天子”，而且将一个装着石头的五彩袋子挂在张丰的肘腕上，说这石头中有玉玺，张丰听后当
真
就反叛了（《后汉书》传一〇《祭遵传》）。进而，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在九江郡当涂山筑营垒的叛乱指挥者当中，徐凤身穿绛衣，佩带黑绶带，起名为“无上将军”；还有一人马勉，头戴皮冠，身穿黄衣，称“黄帝”（同上书纪六《冲帝纪》、《质帝纪》，传二八《滕抚传》）。
如果考虑到这些事情的话，就不能认为汉灵帝的“无上将军”是直接根据《太平经》的。大概可以说，只是在将“无上将军”或“无上大将军”的称号与带有某种神性的皇帝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是确实的，而《太平经》大概是挑选出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无上”观念，并对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体系化定位。那么，我想说的是，汉灵帝的“无上将军”的称号与《太平经》之间并不是直接影响的关系，而是刺激性传播的关系。一方面“无上将军”被用作带有神性的皇帝的称号，另一方面“无上”又成为《太平经》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所以不能认为两者绝对没有关系。
那么另一方面，有关《太平经》与张角乃至黄巾军的关系，在中国学界曾经有过激烈的论战。
如今在这里不能深入地讲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暂且提出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到“后张角颇有其书”的《后汉书》的纪事。在这一纪事中，使人感到似乎包含着如戎笙所说的意思，即使假定认为张角有《太平经》一书，也并不是相信以它作为经典来使用，这是不能简单地加以断定的。还有杨宽之说，针对诸如张角把自己的教法称作“太平道”的情况，以及在举兵之际张角及两位弟子各自分别号为“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情况，还有36方的组织在甲子之岁的甲子之日举兵的情况，再有让病人跪拜思过而以符水咒说进行疾病治疗的情况，毁神坛的情况等等，而想从中找到与《太平经》的关系；我想，这似乎也不见得是能够视为强辩而加以排斥的说法。
东汉王朝因“黄巾之乱”而陷入了不能再维持的状态。黄巾军也没有能实现太平的理想社会就失败了，从而越发地进入到群雄割据的战乱时代。然而，从众多的群雄当中独立竞争，连战连捷而称霸华北的，就是曹操。曹丕将父亲曹操称作“真人”，还有后来在由曹丕推进的革命的过程中也几度有“真人”登场等情况，在前面我已经论述过了。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有关革命方面的“真人”，亦即对它的信仰而应该如此称呼的情况早已经固定下来了。三国魏的傅嘏（209—255年）的《皇初颂》（《艺文类聚》卷一〇《符命部·符命》）可以说是歌颂曹丕的文章，其中也说道：“寻盛德以降应，著显符于方臻，积嘉祚以待期，储鸿施于 真人 。”尤其是在“真人”的作用上，则有这样的不同，既有真人成为天帝的使者而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也有真人从作为天帝使者的神人那里得到教导的时候。然而无论是哪种时候，在真人是天帝之教导——天命——的传达者的情形上没有变化，通过接受这一天命的人就能够实行革命。这样一来，接受了天命，体会到了天命的革命的主体，大概还是被比拟为“真人”的。“真人革命之秋”这一张衡说的话，就应该这样来理解。总之，如果用《太平经》的话来说，就是在“太平之气至”之际，当然一定会是“天地之真仙人出”（第648页），而且也是应该出现的。曹丕所说的“治未通 真人 ”的辞让之语，大概是以这样的“真人”信仰为背景才容易理解的。只是足以与真人相感通、能使真人出现的德治还尚未具备，这就是曹丕辞让的意思。天子不仅仅是人，还应该是在此之上的存在，即应该兼具有神性。如果依据《太平经》的话，被定位于远在圣人位置之上的真人，作为治理地上的代表者，与治理天上的神人是面面相对的。
在本章结束之际，我想曹丕的禅让革命与在汉中布教的张鲁的天师道教团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情况，还应该附带地说一下。前面介绍过的记载了汉魏之际“禅代众事”的《献帝传》，在最开始，就记载了左中郎将李伏对曹丕的奏言。李伏原来是张鲁的部下的事情，有关文章是很清楚的。然而他讲到：“昔先王（曹操）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这讲的是曹操被封为魏公是在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后在二十一年（216年）被进爵为魏王，不过境外之民认为是在十八年的阶段曹操被封为魏王的。可是当时在汉中成为羁旅之身的武都（甘肃省成县西北）李庶和姜合，对李伏说道：“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所谓“子桓”不是别人，就是曹丕的字。李伏把这一事情对张鲁讲了。当张鲁问姜合这样的说法在什么书上出现过的时候，姜合回答说：“《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这讲的是，在《孔子玉版》一类的谶纬书上写着“定天下者魏公子桓”。那么，经过一个多月之后，在逃亡者写来的册文上，果真如姜合所言，不是魏王，而是魏公。李伏进而接着讲述到：“（姜）合长于内学——谶纬之学，关右知名。（张）鲁虽有怀（魏）国之心，沈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刘备），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合先迎王师，往岁病亡于鄴。……”曹操讨伐张鲁是建安二十年（215年）的事情，当时张鲁的弟弟张卫果敢抵抗，张鲁则听从功曹阎圃之言，最终在退却巴中的过程中投降。而后被拜命为镇南将军，遇以客礼，又被封以阆中侯、邑万户。据记载，在张鲁从汉中到巴中撤退之际，尽管有人进言要把宝货仓库烧掉，但是他没有听，而说道：“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于是将之原封不动地封藏着离开了。（《三国志》卷八《魏志·张鲁传》）
在张鲁投降之时，姜合作为先头部队而迎接曹操，李伏也被人看到下到其军门来。然而在由曹丕即将进行革命之际，李伏却透露了姜合曾经讲过的那些谶语。如果认为这不是李伏为了献媚于曹丕所编造，而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曹丕应该受命的事情，就成为最早在由张鲁布施了一种神圣政治的汉中地区被私下谈论的。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姜合所讲的话的张鲁，却也表示了“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这种坚定的决心，还有他封藏宝货仓库而迎接曹操军进驻，这些情况大概就是因为他看清了天命降临之处吧。而且，作为曹丕在想要进行革命的时候得到来自天师道教团的承认和拥戴，这在对内外显示其神性上，一定也是极其有效的。
[1]
尽管时代靠后，让我们用《宋书》卷二七—二九《符瑞志》来替代性地检索一下。曹丕的教令中所列举的灵瑞，几乎全部的对应物都可以在其中得到确认。
景星，在卷上的黄帝条有“有景云之瑞，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
景星
”，以此记述为首，在帝尧条景星出现于翼宿的位置，在帝舜条出现于房宿的位置。在汉代的文献中，参见《白虎通·封禅篇》、《论衡·是应篇》等。
龙马，在帝尧条可以看到“……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
龙马
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在卷中有“
龙马
者仁马也，河水之精……”这样的说明。早在《礼记·礼运篇》“山出器车，河出马图”的郑玄注有云：“马图，
龙马
负图而出也。”又参见在此处《正义》所引的《中候握河纪》。
象车，在卷下有“
象车
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泽流洽四境则出。”《礼运篇》的“器车”大概就是“象车”，虽然郑玄注有说明，但是《正义》则如下说道：“案《礼纬斗威仪》云，其政太平，山车垂钩。注云：山车，自然之车；垂钩，不揉制而自圆曲。”
蓂荚，在帝尧条有“又有草荚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
蓂荚
，一曰
历荚
。”说是在帝舜的时候，还有周公摄政的时候也生长。再有，参见《白虎通·封禅篇》、《论衡·是应篇》。
萐莆，也是在帝尧条有“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
箑脯
。”又参见《白虎通·封禅篇》、《论衡·是应篇》。
王母，在帝舜条有“及即帝位，……
西王母献白环
、玉玦”。早在《大戴礼记·少间篇》可以看到：“昔虞舜以天德嗣尧，……
西王母来献其白琯
。”
渠搜，虽然其在《宋书·符瑞志》中看不到，但是在《北堂书钞》卷一二九《衣冠部·裘》中
*
有如下的纪事：“《田俅子》云：禹治水毕，天赐玄圭，
渠搜
之人服禹之德，献其
珍裘
。”在《汉书·艺文志》“诸子墨家者流”中著录有“《田俅子》三篇”。（译者注：*即在“渠搜献珍裘”条下。）
[2] 反对王莽政权而想要举兵的所谓下江兵的将军王常，接受了刘秀之兄刘伯升的合纵的提议而说道：“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 真主 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后汉书》传五）还有王莽的导江卒正，也就是蜀郡太守公孙述，也在组织豪族军队之际大声疾呼：“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吾欲保郡自守，以待 真主 。”（同上书传三）但是，公孙述后来与东汉的光武帝对抗，使用各种各样的符命和谶记而想把自己变成“真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