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恢复业务研究工作,刘凤翥向所里领导提出研究契丹文字的申请也得到了批准。从此,原来一直在“地下”搞“业务”的刘凤翥终于正式开始了终身研究契丹文字的工作。
得知刘凤翥正式展开契丹文字研究工作后,原来就曾与他联系过的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清格尔泰先生就立刻来到民族研究所。原来,在这之前刘凤翥散发的一份油印契丹文字资料辗转到了清格泰尔先生手中,他看完之后很欣赏。遂于1975年春季亲自来到民族研究所找到刘凤翥商议合作研究契丹文字事宜。
当刘凤翥告诉清格尔泰先生民族研究所的工作还没有恢复时,他立刻说,那咱们就先“地下”合作,待学部恢复工作时咱们再正式合作……同时他还叮嘱刘凤翥说,以后再油印资料时,要送给他一份,他弄到新材料也送来一份,要互通信息。
与刘凤翥交流了对研究契丹文字的一些想法后,清格尔泰先生又对他说,50年代初期,他曾在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前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是研究蒙古语的。当时他就想到契丹语可能与蒙古语有密切关系,如果把记录契丹语的契丹文字解读了,可使参考的蒙古语资料提前好几百年,因此想研究一下契丹文字,可是还没有什么成果的他就被调往内蒙古大学任职了。
一直想研究契丹文字的清格尔泰先生,20世纪70年代初期着手收集资料,那时内蒙古大学已恢复工作。他先是找到了史学家邓之诚的女婿林大梃,让他专门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和抄录有关契丹文字的资料。接着又从内蒙政协借调了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国学基础又好的邢复礼先生专门把林先生抄录的日文资料译为汉文,同时着手搭配研究班子和寻找合作伙伴。
一听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恢复业务工作后,清格尔泰先生立即拿着单位介绍信又一次来到民族研究所找到刘凤翥,并与他谈起了合作研究契丹文字的事。刘凤翥自然是毫不迟疑,马上领他去见了所里领导侯方若。当时的侯方若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分工主管民族历史研究室工作的党总支委员兼历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结果,他们二人商谈得非常顺利融洽,并作出最后决定:即先由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开个座谈会,就一些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1975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合作研究契丹文字的座谈会在民族所召开。民族所的党总支副书记陈化香、党总支副书记兼科研组组长谭克让、历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侯方若和历史研究室党支部委员杜荣坤,刘凤翥(业务人员)、于宝麟(业务人员)、罗美珍(科研组成员),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清格尔泰、陈乃雄(业务人员)、新特克(业务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中,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就合作研究契丹文字的意义、步骤、前景以及物资保证等事项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会后由陈乃雄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报各自的上级主管单位备案,以作为双方合作研究契丹文字的文字依据。根据纪要,成立了由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复礼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会议结束后,刘凤翥又向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民族研究所党总支书记黄洛峰作了口头汇报。黄洛峰书记对他说,以后发表研究成果如果署名是单位,要把民族研究所放在前面,内蒙古大学放在后面;如果署名是个人,清格尔泰第一,第二个是你,第三个是内蒙古大学的,第四个是民族研究所的,这样一边一个地排。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正式成立后,契丹文字的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学界步入正轨并逐步发展。因此刘凤翥回忆说:“在中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研究契丹文字的高潮,至今犹方兴未艾。也决定了我终生的学术道路。”
从左至右依次为陈乃雄、刘凤翥、清格尔泰(1996年摄)
刘凤翥(左),于宝麟(右)(2010年8月29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