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最初研究的进展

1972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学部“五七干校”撤销。刘凤翥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体人员返回北京。从而结束了将近3年的学部“五七干校”生活。回到北京的刘凤翥仍然继续坚持自学契丹文字。虽然还是处于“地下”式的学习，但环境的改变，一下就让刘凤翥的学习状态比在“五七干校”期间丰富了许多。他回忆说：

我经常可以借机去设在城内考古所院内的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借书或看书，继续翻阅和抄录我以前所不掌握的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辽陵石刻集录》就是从该馆借出来回家抄录的。《庆陵》作为善本不外借，只好在馆内阅读摘要（两巨册的页码太多，无法全文抄录）。我还从王静如先生处借到了日本山路广明的1951年油印本《契丹语研究》第一辑，抄录后立即译为汉文。我还从王先生处转借到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收藏的李文信发表于1942年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三册上的《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的抽印本，我不仅抄录了此文，还去照相馆翻拍了该文中的《故太师铭石记》的拓本照片。

刘凤翥还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高中同班同学李恭笃手中得到了一张1969年出土于翁牛特旗毛布沟村的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的拓本。拓片虽然拓得并不太好，但刘凤翥很高兴，因为这是他拥有的第一份契丹字墓志拓片，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而且拓片字字都能看清，也让他很容易地释出了该墓志中新出现的年号“天庆”和汉语借词“太祖皇帝”等契丹小字。

李恭笃同学还陆续给刘凤翥寄来了喀剌沁旗出土的“宝坻官”契丹小字铜镜铭文拓片和1964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的契丹大字《耶律延宁墓志》的拓本照片。这让刘凤翥掌握了尚未发表的契丹文字新资料。

得知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发表了几篇关于契丹文字的文章后，刘凤翥又委托同学和亲戚分别翻译了发表在《苏联民族学》1963年第1期上的《契丹文字问题》及《亚非民族》1963年第1期上的《契丹文字试读》等文章。这样通过去图书馆查阅和请朋友帮忙等方法，刘凤翥断断续续地花去了大约十年的工夫。虽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却让他成为当时手中掌握契丹文字学术资料最多的人。

有了丰富资料的刘凤翥更是一面收集资料，一面进行研究。不久，他已能从众说纷纭的诸说中理清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锦西西孤山村出土的《萧孝忠墓志》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这种由金毓黻、金光平、曾毅公等人提出来的观点，由于说理不充分，所以反对意见一直存在。而经过刘凤翥的阐发和辨证后，很快就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一致认同。

这让刘凤翥很受鼓舞，虽然此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他却由此看到了希望。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把手中的契丹文字资料进行编辑后再油印散发，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让学术界更多的有关人士了解契丹文字的研究状况，还可以彼此互通学术信息。散发油印资料后不久，刘凤翥就得到了不少赞扬、鼓励，还收到了很多资料，认识了很多朋友。刘凤翥感到很有收获。

油印契丹文字资料时，刘凤翥从单位借出钢板，领出蜡纸，把编好的资料先请妻子刻写（他认为妻子的字写得比较好），从单位领出白纸裁开后，再由妻子拿到她所教书的中学油印完成。这个过程从1973至1975年前后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再加上他的同事于宝麟的加入，一共刻了三册的蜡纸，总共油印完成了《契丹大字资料汇辑》《契丹小字资料汇辑》《契丹大字资料汇辑续补》《契丹小字资料汇辑续补》《契丹文字问题译文集》（一、二册）等六册资料。

其中每类资料最少印了20多份，最多印了40多份。他把这些资料陆续散发给了领导、知名专家及好友侯方若、翁独健、傅懋勣、苏秉琦、金启孮、罗福颐、李文信、阎万章、陈述、王静如、李恭笃、郭大顺、林沄、道布、孙进己等人，还散发给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民族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

刘凤翥向这些人和单位散发契丹文字资料自然有他的目的。一方面他想制造一种声势，公开宣布他已开始了“地下”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也想试探一下本单位领导和外界同行对他这种在运动中抓紧时间搞业务的反应。当然他也有与同行沟通，敬请前辈指教的想法。

果然，资料散发出去之后，效果非常好。刘凤翥不仅受到有关同志和单位的赞扬与鼓励，还从一些知名专家处反馈回一些资料。像罗福颐先生就回赠了他一份原存故宫的刻在一个玉魁上的契丹文字的铭文拓片，以及罗福颐先生亲自撰写的大作《契丹国书管窥》一文的抽印本。关于那个刻有契丹文字的玉魁，还要说上一笔。它原存清宫内府，上面镌刻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跋。后流落宫外，20世纪初叶被美国人福开森购去。刘凤翥和学界同行原来一直误认为玉魁已经流落国外，直至2004年7月26日晚上，在赤峰市政府招待出席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宴会上，南京大学来的代表徐琳同志告诉刘凤翥，玉魁现存南京大学博物馆。福开森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也是金陵大学的校长。他离开金陵大学时，把玉魁留给了金陵大学。解放后，金陵大学合并于南京大学，玉魁遂归属了南京大学。

后来，罗福颐先生还送给刘凤翥我一份女真文字《奥屯良弼饯饮碑》的拓片和一份白城出土的契丹大字符牌拓片，还有西安碑林出土的女真文字残页照片。同时罗福颐先生还借给刘凤翥他所辑的《不可知印印样汇辑》（其中大部分为契丹大字印）的原稿和贾敬颜先生所藏的契丹大字金代《李爱郎君墓志》拓本的照片供他参考。此外金启孮先生不仅给刘凤翥回信勉励，还送给他一份契丹大字铜钱拓片摹本和一份他父亲金光平先生的大作《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的抽印本。林沄是刘凤翥的同学，他也回赠了一些在“文革”时，吉林省文物普查中暂时划归吉林省管辖的原内蒙古自治区的哲里木盟及科右前旗等地发现的刻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摩崖墨书摹本。此外，林沄还把此前刘凤翥不知道的沙夫库诺夫发表于《东方铭刻学》1963年第15期上的《契丹女真小字解读问题》亲自翻译为汉文给他寄来。

这一次散发油印的契丹文字资料，让刘凤翥收获很大。因而回忆起来，他高兴地说：“油印本不仅没有招来麻烦，还换回了一些珍贵资料，并结交了一批良师益友，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