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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契丹文字的现代学者研究状况，刘凤翥也一一进行了总结。
他首先看到，研究契丹文字比较难，因为西夏文字有当时人编纂的《蕃汉合时掌中珠》《音同》（亦译作《同音》）、《文海》之类的字典性的工具书传世，而且还有蕃、汉对译的碑刻和佛经之类的资料传世。女真文字则有《女真译语》传世，所以这两种文字学习或研究起来比较容易入门。
契丹文字则全然不同，它没有任何工具书可资参考。在所有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只有《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契丹文字与汉字对译的。解读契丹文字极为困难。当契丹字哀册于1922年刚出土时，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哪怕一个契丹字。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于1925年在《史林》第10卷第1号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契丹文字的新资料》。它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比，首次正确指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上的前五行字是契丹文字而不是女真文字。中国最早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是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三人，他们于1932至1935年间，掀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其所用释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可用“比较法”三个字加以概括。
所谓比较法，就是拿契丹文字哀册同汉字哀册进行比较；或在各个契丹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或拿契丹文字哀册同册盖进行比较；或把个别契丹文字与汉字史书中所记录的个别契丹文字进行比较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他们终于“比”出了契丹字中的一些年号、干支、数目字、年月日、皇帝、皇后、哀册、大金等共约70余个单词。这个时期的有关契丹文的重要著作是金毓绂编纂的、由伪满奉天省公署于1934年出版的《辽陵石刻集录》。
20世纪50年代初，契丹文字的研究中心因故转移到日本。从1951至1956年间，日本的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人又一次掀起了契丹文字的研究高潮。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把中国人已经在30年代认出的契丹文字尽可能地给读出音来。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即契丹小字）每个字（即单词）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发音符号（当代学者称这种最小读写单位的符号为原字）拼成。日本学者基本上是用蒙古语和满语来念契丹文字的方法给原字构拟音值。契丹语和蒙古语是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两个不同的语言。有些单词两者读音相同或相似，另一些单词的读音两者则不相干。
日本学者借助蒙古语或满语给契丹原字拟的音，有的拟对或接近拟对了，有的则拟错了。后经验证，当时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原字音值约有30个。这个时期有关契丹文字的代表作是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于1953年出版的两巨册《庆陵》一书。
有了以上的阅读和学习，刘凤翥对契丹文字的自学研究也渐入佳境，他对此是这样总结的：
我在“五七干校”中对契丹文字有了一个大致如上述的了解之后，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能够分辨出哪个人的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的，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以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础。我还尝试着做些解读工作，我在“五七干校”终于解读出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
为人名“黄应期”，
于义分别为“尚”“书”“职”“方”“郎”“中”，是汉语借词官名。
于义分别为“唐”“乾”“陵”，为汉语借词地名。从而知道
音huang，
音yinɡ，
音q，
音i，
音sh，
音ɑnɡ，
音sh，
音u，
音zh，
音fang，
音l，
音zh，
音onɡ，
音t，
音q，
音ɑn。而且做到了一通百通。
音l，它在哪里都音l，例如
（郎）、
（陵）。又如
音ɑnɡ，它在哪里都音ɑnɡ，例如
（尚）、
（郎、廊）、
（唐）。
音yinɡ，它在哪里都音yinɡ，例如
（应）、
（陵）。我终于找到了解读契丹小字资料中用汉语借词来构拟契丹原字音值的方法。这在当时确实是了不起的重大进展，之所以如此，一言以蔽之“反复阅读”4个哀册而已，熟能生巧，笨鸟先飞，此之谓也。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哪位老师教给我的，而是在“五七干校”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