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5.自学契丹文

自学女真文字达到初步入门的水平后,刘凤翥一面继续不断翻阅女真文字资料,一面又开始了契丹文字的自学。契丹文字也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字,只不过虽然也和女真文字一样最终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但年代要更早一些。

对契丹文字的自学,刘凤翥仍然是从阅读有关契丹文字的论著开始。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辽陵石刻集录》发表的由学者孟森、厉鼎煃、王静如、罗福成等著的《辽碑九种跋尾》《热河契丹国书碑考》《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道宗仁圣皇帝国书哀册考》《道宗宣懿皇后国书哀册考》《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20世纪50年代阎万章在《考古学报》刊登的《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厉鼎煃分别在《中山大学学报》和《文物》发表的《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与《关于契丹国书的介绍》,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在《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56年第7号发表的《关于契丹文字之解读》和在《文化》1956年第20卷第6号上发表的《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铜镜铭文之解读》等。这些早期抄录的有关契丹文字的文章,刘凤翥在“五七干校”反复阅读,钻研了无数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对众多资料的反复阅读,刘凤翥终于对契丹文字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他首先对我国古老的契丹民族及契丹文字的创制、通行及至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的过程,以及对现存契丹文字资料状况进行了梳理。据刘凤翥的研究情况看,唐朝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族亦乘势雄起于长城之北,在其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统率之下统一各部,进而建立了几乎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的时称契丹时称辽(907—1125年)的王朝。契丹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适应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和民族觉醒的需要,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大字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年)主持创制;契丹小字创制稍后,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制,具体创制时间史书失载。《辽史》卷64《皇子表》说,契丹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终辽一代,两种契丹文字一直与汉字共同通行于辽境。辽灭金兴,尽管金朝创制了自己的女真文字,但契丹文字仍通行于金朝的前半期,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始“诏罢契丹文字”。一种文字虽然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发而立即灭绝,但既然政府禁用,会认此种文字的一代人死光之后,契丹文字遂逐渐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用契丹文字写的书籍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荡然无存。仅有五个因辗转翻刻而面目全非的契丹字留在了宋人王易的《燕北录》上。

现存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全部都是失传七八百年之后于20世纪陆续出土的或被发现的金石资料。由于世无识者,即使把契丹文字摆到大学问家面前,也均“有眼不识泰山”。例如刻于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前五行是契丹小字,从明代的赵崡到清代的王昶、毕沅、钱大昕和现代的武伯伦等大金石学家均把碑中的契丹小字误认为是女真文字。连是什么文字都搞不清,当然是“一字不能辨”(赵崡语),即一个字也不认得。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吏治腐败。凡吏治腐败之世,必然盗墓成风。1922年,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旗”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县)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蒙古语“瓦砾滩”之意)地方的辽庆陵(陵区内共有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的三座陵墓)被盗。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正在热河省林西县浩珀都村教堂(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的天主教堂)传教的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的耳中,他立即赶往现场考查。

凯尔温(1880—1939年)

1922年6月21日,凯尔温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与其仁懿皇后的合葬陵墓(永兴陵,俗称“中陵”)中掘出了辽兴宗皇帝的契丹小字和汉字哀册各一盒,以及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和汉字哀册各一盒。凯尔温由于不谙捶拓之法,遂雇用当地汉人以五日之力逐字抄录之。原石仍埋入陵墓之内,至今未动。

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的手抄本影印后发表于1923年法文版的《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BulletinCatholiquedep􀆳ekin)第118号上。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又把它转载于《通报》(T􀆳oungPao)1923年第22卷。这就在学界引起了轰动,使世人在契丹文字失传七八百年之后,得见契丹文字的真面目。

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手抄本

1930年,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又组织人力对辽庆陵进行盗掘。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俗称“东陵”)中掘出了汉字的辽圣宗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哀册各一盒。从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俗称“西陵”)中掘出了辽道宗的契丹小字与汉字的哀册各一盒,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和汉字哀册各一盒。还从永兴陵中掘出了仁懿皇后的汉字哀册篆盖一件。他们把这些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及哀册篆盖共15石悉数用羊毛毡裹好捆以马尾绳全部运往沈阳的汤氏私邸院中存放,还没有来得及打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遂使这批稀世珍宝落入了伪满当局手中,现归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g6UNWlVvTGeKTM+wOlyAEPNxnh4JKGz6SBpCVnlAOQ2Jg6UZ5fhTCx9DPD/JLQAU



6.对现代学者研究契丹文字的总结

对契丹文字的现代学者研究状况,刘凤翥也一一进行了总结。

他首先看到,研究契丹文字比较难,因为西夏文字有当时人编纂的《蕃汉合时掌中珠》《音同》(亦译作《同音》)、《文海》之类的字典性的工具书传世,而且还有蕃、汉对译的碑刻和佛经之类的资料传世。女真文字则有《女真译语》传世,所以这两种文字学习或研究起来比较容易入门。

契丹文字则全然不同,它没有任何工具书可资参考。在所有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只有《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契丹文字与汉字对译的。解读契丹文字极为困难。当契丹字哀册于1922年刚出土时,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哪怕一个契丹字。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于1925年在《史林》第10卷第1号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契丹文字的新资料》。它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比,首次正确指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上的前五行字是契丹文字而不是女真文字。中国最早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是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三人,他们于1932至1935年间,掀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其所用释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可用“比较法”三个字加以概括。

所谓比较法,就是拿契丹文字哀册同汉字哀册进行比较;或在各个契丹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或拿契丹文字哀册同册盖进行比较;或把个别契丹文字与汉字史书中所记录的个别契丹文字进行比较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他们终于“比”出了契丹字中的一些年号、干支、数目字、年月日、皇帝、皇后、哀册、大金等共约70余个单词。这个时期的有关契丹文的重要著作是金毓绂编纂的、由伪满奉天省公署于1934年出版的《辽陵石刻集录》。

20世纪50年代初,契丹文字的研究中心因故转移到日本。从1951至1956年间,日本的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人又一次掀起了契丹文字的研究高潮。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把中国人已经在30年代认出的契丹文字尽可能地给读出音来。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即契丹小字)每个字(即单词)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发音符号(当代学者称这种最小读写单位的符号为原字)拼成。日本学者基本上是用蒙古语和满语来念契丹文字的方法给原字构拟音值。契丹语和蒙古语是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两个不同的语言。有些单词两者读音相同或相似,另一些单词的读音两者则不相干。

日本学者借助蒙古语或满语给契丹原字拟的音,有的拟对或接近拟对了,有的则拟错了。后经验证,当时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原字音值约有30个。这个时期有关契丹文字的代表作是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于1953年出版的两巨册《庆陵》一书。

有了以上的阅读和学习,刘凤翥对契丹文字的自学研究也渐入佳境,他对此是这样总结的:

我在“五七干校”中对契丹文字有了一个大致如上述的了解之后,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能够分辨出哪个人的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的,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以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础。我还尝试着做些解读工作,我在“五七干校”终于解读出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 为人名“黄应期”, 于义分别为“尚”“书”“职”“方”“郎”“中”,是汉语借词官名。 于义分别为“唐”“乾”“陵”,为汉语借词地名。从而知道 音huang, 音yinɡ, 音q, 音i, 音sh, 音ɑnɡ, 音sh, 音u, 音zh, 音fang, 音l, 音zh, 音onɡ, 音t, 音q, 音ɑn。而且做到了一通百通。 音l,它在哪里都音l,例如 (郎)、 (陵)。又如 音ɑnɡ,它在哪里都音ɑnɡ,例如 (尚)、 (郎、廊)、 (唐)。 音yinɡ,它在哪里都音yinɡ,例如 (应)、 (陵)。我终于找到了解读契丹小字资料中用汉语借词来构拟契丹原字音值的方法。这在当时确实是了不起的重大进展,之所以如此,一言以蔽之“反复阅读”4个哀册而已,熟能生巧,笨鸟先飞,此之谓也。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哪位老师教给我的,而是在“五七干校”自学的。 g6UNWlVvTGeKTM+wOlyAEPNxnh4JKGz6SBpCVnlAOQ2Jg6UZ5fhTCx9DPD/JLQAU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