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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结婚才几个月的刘凤翥随民族研究所的“四清”工作队伍，来到贵州省晴隆县。虽然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来到遥远的与自己的学习环境“风马牛不相及”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但这一段经历，却意外地给了刘凤翥第一次拓碑机会，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一次拓碑经历，也成了他日后几十年拓碑生涯的开端。
那是在刘凤翥研究生学习一年后，正好赶上全国各地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刘凤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也和各单位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地抽人去农村搞“四清”。民族研究所由于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国家民委的双层领导，所以刘凤翥就被派和抽调的人员一起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去民族地区的“四清”工作。
于是，刘凤翥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先在所内和参加“四清”的人员集中学习了一阵子，然后就乘火车离开北京，途径贵阳和安顺分别停留了几天，最后到达目的地贵州省晴隆县时，已是11月了。刘凤翥先后在鸡场区雨集公社的大新寨大队、旧寨大队和雨集队部开展“四清”工作。这期间，刘凤翥了解到大新寨村的村民主要是李、梁两大姓聚族而居的布依族人。一个李姓村民还告诉刘凤翥说，他们与老伯寨村和流水寨村的李姓是同一始祖，始祖的墓在双江口，现在有墓碑。刘凤翥还了解到，双江口就是大新寨村前的麻沙河与另一条河的汇合处。他决定找机会去双江口探寻李氏始祖墓碑。
刘凤翥与夫人李春敏及女儿刘京雨（1965年10月摄）
不久后的一个周日下午，刘凤翥终于和民族所的一个同事还有贵州省交通厅的一个干部（他们都是和刘凤翥同一个村的“四清”队员）一起来到双江口开始探寻李氏始祖墓碑。在一棵大树下面，他们果然找到了墓碑。虽然有些剥落，但大部分字迹还看得清。于是刘凤翥一边看一边念，同事在旁边听边记录，很快碑文的内容就出来了。按照碑文的记载，这座碑立于清代，李氏始祖原本是江西南昌府酆城县人，明代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兄弟三人来到贵州的经历。
这座清代墓碑看来比较普通，但刘凤翥觉得，既然找到了墓碑，就应该进行拓碑。于是他开始着手准备拓碑的物品。先写信给妻子李春敏，让她寄几张宣纸来。同时他又就地买些绵纸、墨汁、胶水、棉花等物品。
一切筹办齐了之后，刘凤翥带上一小瓶水、五张绵纸、一瓶墨汁、一瓶胶水、棉花若干、布一块和一根木棍，利用春节假期和两个同事一起奔向了双江口。行程刚到一半时，一个同事累了，停止了前进；另一个同事到了目的地后不久也走了。于是刘凤翥一个人留下来拓李氏祖坟的墓碑。他先用水把碑刷湿，然后把纸铺在碑上面，接着用胶水糊上四角，再用叠上几层的布铺在纸上，这之后就开始用木棍打布，为的是把纸都捶到碑凹的地方去，最后再用棉花少沾墨慢慢地在纸上捶。这些步骤都做好后，拓片就可以揭下了。
拓片揭下来的那一刻，刘凤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毕竟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拓碑。他反复端详着自己亲手拓出的拓片，虽然拓得有些模糊，但仍能影影绰绰地把字看清楚。
双江口的初次拓碑，让刘凤翥激动难忘，也让他从此更加喜爱拓碑，欲罢不能。就如后来刘凤翥回忆所说：“当时万万没有料到我这次偶然的拓碑尝试竟成了我后来数十年拓碑生涯的开端。”
几天后，刘凤翥也收到了妻子李文敏寄来的四张大尺码的宣纸。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凤翥又去了双江口，重新为李氏始祖墓碑拓了一份完整的拓片。接着又在为小王寨送急件的归途中，冒着天气的炎热拓制了王氏墓群中的一个大碑。这之后，刘凤翥又先后为木瓜田村一个布依族的清代五品官李世荣的墓碑，以及红岩村立于清代咸丰年间的《齐心捕盗碑》进行了拓片，终于把妻子寄来的四大张宣纸都派上了用场。不久，刘凤翥参加的“四清”工作也结束了。刘凤翥在日记中则写得更为详细：“‘四清’工作于6月上旬结束，6月12日撤离雨集公社，6月16日返抵北京。我忙里偷闲的早期拓碑活动也就随着‘四清’工作的结束而结束了。”
这几张拓片虽是最早期完成的作品，但一直让刘凤翥挂在心中。他回忆说：“我的这些早期拓片，在结束‘四清’工作时，全被同去参加‘四清’工作的我所图书馆负责人魏治臻同志取走了。在‘四清’工作中，他担任侯方若同志（我所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大新寨‘四清’工作队队长）的秘书。他取走的拓片可能都拿给侯老看了。侯老可能对双江口李氏始祖墓碑的那份宣纸拓片感兴趣，把那份拓片就带回研究室了。直到数十年之后，侯老离休很多年了，研究室的同事打扫卫生时才在侯老原来的办公室内发现了那份拓片。我立即建议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卢勋同志拿到外面去装裱，以利永久保存。其他拓片可能仍沉睡在我所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