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名师指导下

北京大学不仅校园环境幽雅，更荟萃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这样的学习条件下，一向刻苦学习的刘凤翥更是如鱼得水般勤奋努力，并在诸位老师的教导下取得优异成绩。而对于自己能够走上契丹文字研究的道路，刘凤翥觉得，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北大名师的点拨和提携。他说：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所从事的职业既不能由个人来选择，更不能由个人来决定，往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在诸多因素中，名师的点拨和提携往往起着助推的作用。

我之所以以解读契丹文字为终身职业，拓制辽金碑刻成癖，与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名师点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读书时的北大历史系正是名师齐集的黄金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北大、燕京、清华、中法等大学的史学大师在院、系调整后均聚集在北大历史系。他们有翦伯赞、周一良、向达（字觉明）、邵循正（字心恒）、齐思和（字致中）、杨人楩（字萝蔓）、邓广铭（字恭三）、苏秉琦、张政烺（字苑峰）、商鸿逵（字子上）、张芝联、胡钟达等。

5年的学习中，无论是先生们的讲课，还是师生共同的学术讨论及最早的拓碑启蒙教育，都让刘凤翥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张政烺和邓广铭的课

在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刘凤翥就听到了张政烺先生讲授的先秦史和邓广铭先生讲授的辽宋金史。两个先生的讲课，都给刘凤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张政烺先生虽不善言辞，也很少有幽默感，但从中国猿人一直到秦的统一，他那渊博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和金文甲骨的深厚功底，以及对先秦典籍的了如指掌，都渗透在每一句朴实无华的言辞之中，使人听得津津有味。刘凤翥从张政烺先生的讲课中得到启发：“治历史必须广泛搜集史料，厚积才能薄发。”

邓广铭先生讲授的是辽宋金史，刘凤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印象最深的是，虽然邓广铭先生有讲义发给大家，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课也讲得很活。当讲到学界有争论的问题时，他不仅讲自己的观点，也客观地介绍与他不同的意见。对于比较生僻的古汉字，比如，当他讲到“乣军”问题时，“乣”字的正确写法究竟是“乣”还是“糺”，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是什么意思，邓广铭先生都讲得十分清楚。

另外对于这个“乣”字原本是契丹字还是汉字等诸多的问题，邓广铭先生都是既谈出自己的意见，又客观地介绍了国内外其他众说纷纭的意见。这也让刘凤翥在邓广铭先生的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了世间还有契丹文字一事。刘凤翥说：“这对于我此后终身从事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不能不说是最早的启迪”。

（二）得到翦伯赞先生的提携

升入二年级后不久，刘凤翥与他尊敬的翦伯赞先生又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让他高兴的是，这一次他还得到了翦伯赞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也被刘凤翥称为“翦伯赞先生对我最大的提携”。事情还是起源于一次北大历史系关于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为了指导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翦伯赞先生于1959年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的论文，也从此在全国史学界展开了如何评论曹操的大论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北大历史系也于当年举办了两次由翦伯赞先生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先生筹备的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

刘凤翥记得那时的翦伯赞先生因为工作忙，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只带研究生。在系里，他也仅仅举办过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讲座。一般情况下，他是用举办学术活动和发表指导性的论文，以及邀请如范文澜、韩儒林等校外知名学者来系做学术报告等方式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而正在给他们上辽宋金史课的邓广铭先生则在课堂上几次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班干部也一再动员，但还是没有同学敢报名。因为大家总是认为这是高年级学生的事，对于他们这些二年级学生似乎不太合适。

为了向邓广铭先生交差，班上的学习委员瞒着刘凤翥，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算是给邓广铭先生交了差。所以直到临近开会前三天才得到通知的刘凤翥只好临阵磨枪，他粗略地翻看了《三国志》，又读了当时报刊上有关的文章，用一夜的时间，还真赶写出了一篇将近1万字的发言稿。大意就是曹操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是非分明。

三天后的下午，讨论会在化学楼的一个大教室举行。会场里除了黑板上写着“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用粉笔在黑板两侧分别画了红色和白色的曹操京剧脸谱。刘凤翥觉得，两幅画像的用意似乎是在问曹操是忠臣乎，还是奸臣乎？

会议由邓广铭先生主持。他先讲了主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接着又说，这是一次师生结合的讨论会，报名发言的不仅有老教师，也有青年教师，还有二年级的学生刘凤翥同学。一直到邓广铭先生按发言顺序逐一念了发言者的名字后，刘凤翥才知道，这所谓“师生结合”的学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顿时心里紧张极了，连台上的发言都听不清了。他只记得翦伯赞先生第一个发言还注意听了一下，后面的发言几乎就没心思听了，因为心中只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

终于轮到刘凤翥发言了，他只记得自己走到前面就开始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念稿子，因为紧张还念了两三个白字，没想到坐在他对面的翦伯赞先生还替他纠正。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稿子念完之后，翦伯赞先生不仅和邓先生带头为他鼓掌，还上前和他握手。

这次的学术讨论会虽然时间不长，却深深印在刘凤翥的脑海中。他回忆说：“会议结束时，翦伯赞先生说，今天的会开得好，所有的发言全部发表。今天来参加会的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同志，今天的发言全部交给《光明日报》，就对不起《文汇报》了。凭着翦伯赞先生的面子，我的发言‘滥竽充数’地发表在当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发表文章。当年发言时的紧张与胆怯，已变成永恒的美好回忆，这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是翦伯赞先生对我的最大提携。”

（三）拓碑技术——向达先生对刘凤翥的启蒙教育

对向达教授，刘凤翥也十分敬重，并称他为“学兼中西的史学大师”。四年级时，刘凤翥在北大的学习开始分专业，他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在刘凤翥的记忆中，向达教授在1961年春天的时候开始给中国古代史的十三位同学讲授《史料目录学》课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向达先生在讲课时提到的碑刻和契丹文字。他回忆说：“向先生在讲课时曾提到，碑刻是重要的史料。凡遇重要碑刻，应当手勤一些把它抄录下来，如能照相或拓制那就更好了，日积月累，最后必有大用。向先生还曾提到契丹文字是失传数百年之后于20世纪陆续出土的死文字。倘若解读了契丹文字，可为辽史的研究工作增加许多新资料，甚至改变辽史研究的面貌。”

当然最让刘凤翥印象深刻的，是向达关于碑刻技术方面的讲话。一天，刘凤翥去燕南园向先生的家中请教一些学习的问题时，刘凤翥又借这个机会重提了拓碑的事。他说：“向先生，您叫我们遇见好碑尽可能地把它拓下来，这个意见很好，可我们都不会拓碑。请问先生拓碑的方法是怎样的？”向达先生告诉他说：“拓碑的方法很简单，先用清水把碑洒湿。然后把宣纸铺在碑上，纸也就湿了。纸一湿就有延展性了。再用毡垫儿铺在纸上，用木锤子轻轻地敲打毡垫儿。如果没有锤子和毡垫儿，用湿毛巾叠一下，在纸上拍打，或在字口处使劲挤压，也能使有笔画地方的纸陷下去。然后等纸晾干了，再用块布包些棉花做成有弹性的布球，用布球蘸些墨往已经干了的纸上拍打，多拍几遍，等把墨色拍匀了，把纸往下一揭就行了。”向达先生的话虽不多，却让刘凤翥牢牢记在了心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受拓碑技术的教育。因此晚年的刘凤翥回忆说：“向先生传授的拓碑技术虽然过于简单，但他讲明了拓碑的基本程序。这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关于拓碑技术的启蒙教育。”

（四）一次畅谈，更加了解翦伯赞先生

一次与翦伯赞先生近距离的畅谈，让他对翦伯赞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是一天晚上，刘凤翥与专门化的十几位同学一起来到翦伯赞先生家中拜访。翦伯赞先生不仅热情接待了学生们，而且与他们一直畅谈到深夜。那一晚，翦伯赞先生首先谈起的是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关系，接着又谈到他研究历史的原因和过程，后来还谈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史料与理论的关系、历史主义的问题、古为今用的问题、联系实际的问题、通史与专史的关系问题、写作问题以及他的喜好和交际等很多问题。一晚上的畅谈，同学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健谈的翦伯赞先生，更感受到翦伯赞先生活泼风趣的谈吐，无形中让大家受到了启发和鼓舞。

翦伯赞先生的热情和健谈，也让大家少了许多拘束，于是一个同学就问他，您是怎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于是翦伯赞先生又接着和学生们畅谈起来。他说，自己最初并不是学历史的，也根本就不是科班学历史的，是学商业的，他写的第一本书是《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情况。他还告诉大家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此生此世会研究历史，更没想过当什么历史学家，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偶然把他领到了这一学术领域。

原来翦伯赞先生虽然在1938年出版过一本《历史哲学教程》，但真正专门搞历史研究，还是从给冯玉祥将军当家庭教师后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最初是在湖南溆浦编辑《中苏友好》杂志。后来在1940年的春天辗转到了重庆，并找到周恩来同志，请他帮忙给找份安定的工作。恰逢当时的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将军欲请一个家庭教师。此时的冯玉祥，因受排挤，已被削掉兵权，仅仅剩了军事委会副委员长的空衔。他表示，自己是军人出身，玩枪杆子玩了大半辈子，从小没有正经读过什么书，所以后半辈子想请个德高望重的、有学问的家庭教师给自己补补课好好读点书，这样才不虚活一世。后来冯玉祥在周恩来面前又提到这番话，周恩来就巧妙抓住这个时机，把翦伯赞先生推荐给了冯玉祥。翦伯赞先生也因此入住冯公馆，专职担任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并开始一面备课（即自学和自行研究），一面给冯玉祥讲历史。

翦伯赞先生告诉学生们说，全靠他的国学基础好，才得以胜任冯玉祥的家庭教师一职。因为他的祖父是清代举人。在他还咿呀学语时，就被祖父抱着接受“子曰”“诗云”的教育。到了七八岁时，祖父更是让他试着标点《资治通鉴》。虽然没有真正进大学科班学历史，但在祖父的指导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即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以及《资治通鉴》，他不知读过多少遍。正因为对史事的烂熟于心，翦伯赞先生才能在给冯玉祥讲课时得心应手。

翦伯赞先生还说，冯玉祥对他极为尊重。每次讲课之前，都是冯玉祥亲自把他坐的椅垫铺好后，再请先生坐。每次讲课时，冯玉祥不仅认真听讲，还记笔记，而且他身边的夫人李德全、副官余心清等均要旁听。众人在下面早已约好：谁若不注意听讲，被发现后，冯玉祥就会瞪谁一眼，谁就得自动站起来罚站，过一会儿再自动坐下。而当时翦伯赞先生对这一约定并不知情，是他在讲课中才逐渐发现的。后来翦伯赞先生把他给冯玉祥讲课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就是先秦史和秦汉史）然后出版，还把一些讲稿先以单篇文章发表，然后再集结成《中国史论集》第一集、第二集出版。这四部著作的完成，也让翦伯赞先生一举成名。

那一晚，刘凤翥和同学们还在客厅里看到了翦伯赞先生家中客厅挂着一幅冯玉祥画给翦伯赞先生的山水画。画面上山间中有一条河，一个人撑船逆水而上。冯玉祥还在提款中写了一首打油诗：“伯赞先生：乘小船，上高山，脱去长衫，打倒独裁卖国的汉奸。决心坚挺，不怕任何危险。冯玉祥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五）难忘田余庆先生辅导毕业论文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共有历史和考古两个专业。二年级时，刘凤翥被分在历史专业。历史专业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和亚非史四个专门化。四年级时，刘凤翥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由张传玺先生辅导做学年论文。五年级时，由田余庆先生辅导做毕业论文。

对田余庆先生，刘凤翥印象也很深刻。特别是在五年级时，田余庆先生辅导他毕业论文的情景更是难忘。他记得学期一开始，田余庆先生就郑重地告诉他说，先认真读《史记》《汉书》以及有关秦汉史的论著，并让他根据阅读内容选定一个题目。于是在第一学期末，刘凤翥选了汉武帝方面的题目，并在田余庆先生的要求下写了一个他自认为面面俱到的提纲。没想到田余庆先生看了后竟对他说，面面俱到写一本书也放不下，要集中说一个问题，说深说透就行了。

刘凤翥按田余庆先生的要求重新写提纲。他决定把写作内容限定在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上，并在完成后交给了田余庆先生，结果田余庆先生很满意，并让他照提纲去完成论文。没想到刘凤翥把论文初稿交上后，遭到了田余庆先生一顿狠狠的教训。原来，刘凤翥在初稿中转引了吴式芬、陈介祺合撰《封泥考略》中的一条资料。因为没找到《封泥考略》原书，所以他论文中的这条资料是从别人的文章中转引来的。田余庆先生看了之后，就立刻把刘凤翥召去，并严厉地对他说：“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

刘凤翥只得辩解说是因为北大图书馆没有《封泥考略》这本书，但田余庆先生说：“严谨的学风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北大图书馆没有，可以去北京图书馆查。明天就去系里开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原书。”刘凤翥只得照办。

事后回忆起来，刘凤翥说：“后来提起田余庆先生，翦伯赞先生也曾对我说过，他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不看正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现在想来，这些教诲对我日后的工作极有益处。”

（六）翦伯赞先生一番叮咛，终生受用无穷

大学毕业之前，有关方面一再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中心意思是让大家做好改行的思想准备。内心深处，刘凤翥认为上了5年大学之后用非所学实在可惜。为了摆脱改行的厄运，毕业之前刘凤翥报考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述（字玉书）教授招收的东北古代民族史（实际是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很幸运地被录取了。去民族所报到之前，刘凤翥向一些师长辞行。

1962年9月13日，刘凤翥向商鸿逵（字子上）教授辞行时，商鸿逵先生再三告诫刘凤翥今后要多学几种已经灭绝的古代民族的文字如西夏字、契丹字等。同月16日晚上，即将离开北大的刘凤翥，依依不舍地去燕东园28号翦伯赞先生的家里辞行。这时的翦伯赞先生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兼系主任，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依然对刘凤翥热情相迎，并对他说，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翦伯赞先生让刘凤翥去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民族古文字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等。最后翦伯赞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记住我让你学习民族古文字的事，学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你研究民族史，而且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让你终生受用无穷。

临行前翦伯赞先生的一席话，让刘凤翥铭记终生，受用无穷。他回忆说：“当我在辞行前开口向他求墨宝时，他当即答应，说写好后通知我来取。这时天空中突然打雷，我赶紧告辞。翦伯赞先生出来送我，我请他留步，他不肯，一直送我到燕东园的西门才肯停下脚步……我对翦伯赞先生一向很崇拜。他所说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即暗下决心：一定要永远铭记翦伯赞先生的临别赠言，按翦伯赞先生的嘱咐去做。这是我下决心研究契丹文字之始。” d3wCC3RrsnLHeuFpnkSVEMc9UCkimqLSKwQxx0fu8l+Ts7aP6QUJ5vmmmHpRI+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