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听见爸爸学校里的学生唱歌，我就会开心地手舞足蹈。在上学前，爸爸还给我买过小型电子琴和竹笛。爸爸说希望我尽可能多地拥有各种技能，所以只要是我喜欢的，他都愿意让我去尝试。电子琴和竹笛爸爸都只会一点儿，能教的有限，他就竭尽所能让我先接触着玩。与其说那时我是和他学，不如说纯粹就是玩。我摔坏过至少三架小电子琴，也弄坏过好多根竹笛。

我正式开始学习乐器，是在上扬州特殊教育学校之后。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华桂明老师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在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华老师给了我希望。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坚持学习音乐、练习笛子演奏，直到现在能够站上国际舞台，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有动力去学、能够忘我地去练，更重要的是，我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好老师。

虽然现在，我主要是吹奏长笛，但长笛其实还不是我从一开始就学习的乐器。在扬州特殊教育学校的日子里，我“玩”过好多乐器。

最开始是小军鼓。我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打了一段时间鼓。即使到今天，我仍然非常喜欢打鼓的感觉，明快、干脆、响亮，绝不拖泥带水。后来华老师在学校组建了管乐团，我又开始学习小号。

吹小号只需用三根手指，就可以吹出好听又洪亮的声音，而且小号要吹得好，需要吹出那种“炸炸的”感觉，我觉得很痛快。我还参加过小号的考级，考了4级，考试时老师要求吹奏的曲目是《威尼斯狂欢节》。小号的按键经常要用润滑油擦拭，这样吹奏时才能运动自如。可小小年纪的我不懂得，以为是按键脏了，就把按键取下来放到水里去洗，结果自己还装不回去了，只好找华老师帮忙安装。我本来有点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肯定要挨华老师批评了。结果华老师居然一句也没说我，还耐心地教了我怎么自己安装按键。

扬州师范学校和我们学校经常会举办心连心联谊活动，扬州师范学校的乐团到我们学校，和我们一起吹奏、交流。我们也会去到他们学校，向师范学校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他们会辅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排练。师范学校有位吹小号的大哥哥，叫赵国栋，他知道我要小号考级，就帮我把考级需要做的练习曲做成录音给我听，还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并教我新的曲子。我吹得好，他也会表扬我，还经常让我示范给同学们听。他毕业后做了音乐老师，我们多年来一直保持交流。前些年我在扬州音乐厅开演奏会，他还带了家人一起来听。

因为吹小号对肺活量要求很高，而我个子小又瘦弱，觉得继续精进比较困难，于是在学校管乐团，我又学吹了大半年单簧管。再后来因为受到长笛声音的吸引，在10岁左右时又换吹长笛，一直吹到了今天。

和在管乐团里的乐器变换不同，竹笛是我从入校和华老师学习开始，就一直坚持练习的。所以华老师那时是同时在教我竹笛和长笛。一个是中国民族乐器，一个是西洋乐器，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少区别。首先，因为两者材质不同，对气息和手指的要求不同。吹奏竹笛的张口更小；指法也不一样，长笛的更复杂一些，除了右手大拇指，其他九个指头都会用到。竹笛中每支笛子的调性是固定的，所以要吹奏不同调的曲子需换不同的竹笛；而长笛则可以通过变换指法来变调，12个调一支长笛都可以吹奏。两者的表现力也各有千秋，竹笛更容易表现欢快愉悦的情绪，而长笛则更能吹出悠扬宁静的感觉。

我喜欢好听的声音，竹笛和长笛的声音对我来说都属于好听的声音。不过那时候年纪小，性格也很活泼，加上竹笛本身是我们的民族乐器，所以整体上我对竹笛音乐的理解相对更容易些，表现起来也更轻松。以致很多年里，我的长笛演奏，总免不了带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韵律。甚至我在吹奏长笛的时候，手指触摸笛身的方式也会偏向在竹笛上的弹动方式，那时我还没有领悟到，手指与金属的交流应该是和与竹子的交流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会把巴赫的曲子演奏出《茉莉花》《塔塔尔族舞曲》《梁祝》的味道。直到我进入美国的大学，认识了瓦妮塔·哈尔·约翰斯（Vanita Hal Johns）教授，她让我听朱利叶斯·贝克（Julius Baker）的录音，让我从最稳定的长音开始练习，加上我常常在音乐教学楼里感受其他同学的吹奏、呼吸、音色和强弱，才渐渐掌握了长笛与竹笛的不同技巧。

那时候华老师也只有19岁，他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他经常会把自己买来的好吃的东西分给学生。对他来说我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我们来说他不仅是我们的好老师，更是我们的好伙伴。

每天早上，华老师都坚持和同学们一起练习乐器，共同进步。华老师不仅会一丝不苟地给我们讲述如何处理乐曲的每一段和每一小节，每一个音符的强弱都会叙述得清清楚楚。

华老师可不仅仅是辅导我一个学生，我们乐团每一个人，华老师都要一对一进行指导。每一首曲子华老师都要首先念给我们听，每个音分别是什么、每一个音是几分音符。比如说do是4分音符，re是2分音符，mi是8分音符，他要把曲子这样读出来，录到磁带上交给我们反复听背。这样我们才知道一首曲子的每一个小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去听曲子的录音，听的时候注意在什么地方换气、体会音乐的表现力等。每个人的声部录音都不一样，都需要专门录，华老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即使现在科技发展了，学习音乐能得到的资源和方法也多得多，但对盲人而言，需要靠反复地听去背诵下全部的乐谱，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学习一首曲子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况且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先进设备和资源，全都依靠华老师给每个人专门做准备。

盲人要想去学习乐器，一位好老师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孩子来说，每日枯燥的练习是很无趣的，但是因为有华老师这样为我们付出、给我们鼓励，我们就觉得必须要认真坚持才行。

那时候，华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开始练习乐器，一天都不可以间断。我们乐团的同学练习的劲头也都很足，即使华老师不在，我们也都会自觉地集合排练。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只想着自己喜欢，而且要不负老师所望，却不会考虑我们的刻苦也不能建立在影响他人的基础上。华老师经常会提醒我们要注意音乐的强弱，但华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往往一味地追求强、更强。我们学校的隔壁也是一所学校，好像是叫教师培训学校。因为我们一大早排练得很激昂，隔壁学校就会有人冲我们喊，说我们太吵了。他们一喊，我们反而起了逆反心理，就吹得更加大声。他们的喊声被盖过了，很不甘心，就敲饭盆抗议。我们被他们敲饭盆的声音干扰，于是我们也敲。就这样，我们早上的练习常常变成了与隔壁学校的对敲饭盆大赛，谁也不让谁。现在想来，这样的情景实在有些滑稽，可当时我们却仿佛是为名誉而战，激扬又澎湃。后来，隔壁学校搬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我们的晨练。

那次因为太冷我把饼干桶装热水睡觉结果水撒了一床，大半夜的受尽了折磨，早上我依然按时拿着笛子去教学楼和华老师见面。

我不是出于怕他，他对我一向十分关心照顾。一见到他我就把晚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华老师立即把我带到他的宿舍给了我一杯热水让我喝下。见到他有时候就像见到了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那种感觉是我无法描述的。那天早上华老师带我去校外吃了早饭，他让我挑选自己想吃的东西，我实在太感动了。我一直都感激他那天给我买了一碗面条，那碗面条让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告诉自己，我要成为最好的笛子演奏家。这恐怕是我从小到大有过的第一个理想。

而当我想放弃、想偷懒的时候，华老师就会耐心地跟我讲道理。我一直都记得他对我说的这样一席话：“没有人是会随随便便成功的，无论是明眼人还是盲人。你看不见，必定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想想你的父母正在辛苦工作，拼命供你读书，如果你在这里浪费时间，这无异于是在蔑视你父母给你的宝贵的生命。他们一天天在老去，你也一天天在成长，你应该懂得这些。”

他说的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只是觉得浪费时间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经过华老师不懈的教导，我渐渐发现自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脑海里也会情不自禁地浮现乐谱和笛子的吹奏指法。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一种我从未发现的快乐。我走到哪里，手指都会不停地动，在没有笛子的情况下也能不停地练习吹奏指法。

和华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总是要结束的。几年后华老师搬出了学校，住进了离学校不远的教工宿舍。可是他每天早晨依然准时来学校陪我们练习乐器。

特殊教育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会练笛子。华老师会给我们布置很多的任务，让我们每天练习旧曲子、学习新曲子。

当时我没有语音手表，也没有手机，完全不知道几点，于是我每天就是听鸡叫起床。起床之后我就拿着录音机开始听华老师给我们录的谱子。

我拿着录音机，坐在院子里听乐谱，邻居戴奶奶看到我每次都会说，“晶晶这么早就起来了？”我说：“是啊奶奶，你现在去哪里？”然后戴奶奶就会跟我说，她要去河边洗衣服。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地问：“戴奶奶，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

戴奶奶说：“好，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是你到河边一定要小心，不能跑来跑去。”

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把我带到任何地方，我都会到处跑、到处摸。只要我感兴趣的我都会摸一遍。戴奶奶跟我说，河边是很危险的，掉到河里面的话，她也不会游泳，没法救我，如果我一定要去，我必须保证坐在台阶上不能动。于是我保证自己不会乱动，就跟着戴奶奶一起去了。戴奶奶在路上会对我说，旁边的树上有一只鸟。她还会告诉我，有一个老爷爷拉着车子出去卖菜了，周围的场景她都会很自然地向我描述。

作为盲人，我心中的世界很多时候是别人向我描述的。他们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相应的场景。虽然我不知道那些事物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场景和感觉就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大脑中，收集了很多很多人描述的声音、用词和语气，配合当时的场景。即便过去数十年，我依然能够记得。盲人就是通过这些学习感受空间，学会描述这个世界。

戴奶奶带我去河边，她告诉我，河边有三个台阶，可以下坡一直往下走，走下去就可以在那里洗衣服了，戴奶奶说：“你不要下去，你就坐在台阶上等我。”我就照着戴奶奶说的，坐在那里等她，静静地听。听到她把衣服放到水里，听到她用手去搓那些衣服，发出“哗哗”的水声，听到她用木棒拍打衣服的声音，我可以坐在那里一直听很久。

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宁静祥和心无旁骛的状态。我经常会主动地跟戴奶奶说想跟她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到了后我就坐在那里听水发出的“哗哗”声，听木棒敲打搓衣板的声音，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我相信其实很多人的心中也会有过类似的宁静祥和的感觉。听着戴奶奶洗完衣服，跟着戴奶奶回到家，我就继续练笛子，这样的早上，我练笛子的效率总是特别高。

1997年的夏天，华老师让我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的竹笛 7 级考试，我有些犹豫，更多还是因为没有自信。华老师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鼓励我，并帮我报了名。那年暑假华老师没有休息，他每天花六个小时在学校陪着我反复地练习吹奏技巧。

夏天太热了，就靠一个电风扇吹啊吹，总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烦，可华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以前的演奏家连电风扇都没有，不也一样成为了著名的演奏家？听了他的话，我就重新拿起笛子，反反复复地吹奏那几首同样的乐曲。

教室里空荡荡的，电风扇呼啦呼啦转个不停。华老师在隔壁办公室听我吹奏练习，不时过来指点，告诉我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日复一日练习了好多天，我又开始感到乏味厌倦了。我身在教室里吹笛子，心却早已飞到了操场上。可是华老师锁了门，我出不去。怎么才能离开教室去操场玩呢？我想到了办法：从教室门没法出去，我可以爬窗户出去呀！我练笛子的教室就在一楼，于是我先爬到了靠窗户的桌子上，然后跨上窗台，双腿一蹬，我就获得了自由。

当华老师发现我的笛声停了，很久没有重新响起，赶紧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他没有想到，教室里空空如也，只有我的笛子躺在一张课桌上，而我早已踪影全无。华老师很了解我。我正在操场上玩得开心，就听见华老师一边跑过来一边喊我的名字，我只好蔫巴着脑袋跟在华老师身后回到了教室，重新拿起了笛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第二天一早，我刚到教室，华老师就过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咱们去三楼的教室练习。

就这样，华老师陪我练习了一整个夏天，最后我终于把所有的技巧和曲目都练得滚瓜烂熟了。但当我站在南艺的考级老师们的面前时，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会出错忘谱。因为无法看谱，完全靠记忆演奏。我紧张得心脏怦怦直跳。我听见老师们让我先吹奏音阶。我心里立刻轻松了：这有什么难的？我能感受到老师们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接着便是指定曲目的吹奏，老师们让我吹的是《牧民新歌》。这首曲子十分欢快，有诸多音乐技巧的运用，琶音、颤音、滑音、吐音等，所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一旦吹奏起来，或许是我没魂大胆（黄桥方言：形容非常大胆）的天性发挥了作用，我立刻忘记了紧张。最后，我获得了竹笛7级的考核证书。这张证书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同情的可怜盲人女孩，而是开始觉得，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那以后，华老师又给我增添了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后来，我又考了竹笛8级；在2001年春天，我参加江苏省残疾人艺术汇演，获得了竹笛一等奖；同年夏天，我又参加了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是华老师让我战胜了自己，让我有了梦想的勇气和信心。我学习的动力是来自华老师的，那华老师为我们无私付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

扬州教育学院的蒋毅老师是我的声乐启蒙老师。

那是1999年的12月，我和蒋老师同在扬州广播电台举办的“手拉手·心连心”文娱晚会《与你同行》栏目上一起唱了《同一首歌》。因为合唱这首歌，我有了蒋老师的电话号码。

13岁的我直接自己打电话给蒋老师问：“蒋老师，我们一起唱过歌，我很喜欢唱歌，我想跟你学唱歌，可以吗？”

可能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会自己打电话给蒋老师提出学习的想法，而且还是一个盲童，富有爱心的蒋老师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很愿意提携有音乐爱好的后辈，让我每个星期去他家学习唱歌一次。

于是每周六，妈妈的一位朋友就会开着摩托车到学校接我，送我去蒋老师家上课，上完课再把我送回学校。当时我还没有变声，不能唱美声，但是可以学一些声乐技巧。我感到不满足，就问蒋老师我可不可以和他学钢琴。

蒋老师没有拒绝。每周他给别人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着。我旁听了很多歌曲。蒋老师教我弹琴的时候，会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告诉我应该按哪个键、每个按键在哪里、如何组合弹奏，他还把谱子唱给我听，让我先学右手的旋律，再学左手的合弦。

后来我还去蒋老师的学校做过演讲和演出。跟着蒋老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蒋老师对我的声乐启蒙，对我的提携与关爱，一直深深根植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