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未呈现的问题

人类只是断断续续地致力于……思考、观察、学习和知道。相信才是其真正的骄傲对象。

——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

为防你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补充一句，人类的思想是有很大缺陷的。不仅如此，在面对大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能力一辈子坚持错误的信念。人们不仅向治疗师寻求帮助，而且也会旷日持久地抗拒他们付了钱才获得的帮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可能是愚蠢的、固执的和骄傲的——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组合。

虽然大多数治疗师将来访者坚持保持旧有行为、想法和感觉的行为称为阻抗，但我相信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考虑这件事。我们的大脑用那些从过去的学习中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潜意识假设编织出我们对现实的经验。那些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困难甚至艰难的东西与有用的假设交织在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通常无法分辨其中的区别。

事实是，大脑并不关心我们的思想是否有意义，它主要关心的是让我们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它愿意为了再多活一天而无视证据和逻辑。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阻抗可能仅仅是原始的大脑回路，后者通过坚持那些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信念来减少焦虑。尽管你的生活可能很糟糕，但你的杏仁核在你避免死亡的每一刻都会将阻抗与生存联系在一起——改变（即使是变得更好）就会激活焦虑。

尽管来访者前来接受治疗是为了寻求帮助，但他们由杏仁核主导的原始执行系统将不遗余力地避免改变。因为最好的防御是好的进攻，来访者甚至会尝试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他们很好，有问题的是治疗师（这有时很管用，因为真正有问题的有时确实是治疗师）。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社会性器官，而且它们对彼此有很强的影响力，来访者有时可以说服治疗师以他们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不意味着来访者和治疗师中某一方有问题，而只是拥有社会脑的一种表现。

陪伴原始大脑

通向发现的最大障碍不是无知——而是已经知道的错觉。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治疗师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自己是有能力的、成功的和有影响力的。当来访者的原始大脑比我们更聪明，而且在混乱和矛盾的信念沼泽中拖延治疗时，进行治疗对治疗师来说并不总是容易的。如果你已经从事治疗工作一段时间，那么你就会经常有这种体验。这是来访者在疗愈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潜意识交流的方式。尽管如此，治疗师对来访者感到沮丧、困惑甚至愤怒是很常见的，因为来访者让他们感到沮丧和无助。风险在于，当来访者用大量的抱怨、故事或信息来填满治疗时间时，一些治疗师放弃了在治疗中本应负的责任并用发呆来打发时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来访者的杏仁核就赢了。你拿到了报酬，而来访者则保持安全和不被改变。

来访者带着一张复杂的信念之网走进来，你需要耐心地对其进行探索并逐渐理解它。这些信念对他们来说通常是完全有意义的，而且，就像水对鱼一样，这些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由于你曾在不同的“水域”中“游泳”，所以你将能够看到来访者看不见的东西，但你要当心自己揭示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水箱里的水才能生存。治疗的艺术包括在可控的部分将层层错觉逐渐剥离的能力。恐惧是心理成长的敌人——杏仁核会保证这一点。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进行治疗时感到无聊，这很可能是因为来访者想要避免某个问题，而你被他的这种需求击败了。把你的无聊看作一个信号，它表明你已经退出，并且可能因为感到自己无能而正在对来访者进行被动的报复。摆脱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温你的治疗誓言，并重新投入战斗。看看未呈现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没说的？来访者可能在回避什么感觉？在所有被说出的东西背后隐藏着什么？仔细研究当下的问题，深入到来访者的历史当中。超越思想和观念，关注恐惧、羞耻和抛弃等核心情绪。

深挖表面之下

数据让我们可以理解过去，而一个好的理论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

已呈现的问题（presenting question）是来访者对自己为什么坐在你面前这个问题最接近真相的回答。这些问题通常是引发了情绪危机的事件，比如一段关系的破裂或失业。如果来访者有稍强一些的洞察力，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眼下的问题与逐渐认识到的生活模式联系起来。通常情况下，专注于已呈现的问题会导致对心理现象（psychic surface）的灾难性理解——之所以是灾难性的，是因为花在治疗上的资源被浪费在了那些无法充当改变机制的议题上。

原始大脑不会参与治疗过程并告诉你来访者出了什么问题。首先，原始大脑是非语言性的，所以它会像艺术家一样通过动作、情绪和符号与你交流。虽然你的来访者可能没有能力说明他在向其他人表达受伤的感觉方面存在问题，但是原始大脑会在这种情况下让当事人喉咙痛或得喉炎。你的来访者不会告诉你他们怨恨你在这段关系中拥有掌控权，但他们会告诉你，你的杂志像是书呆子看的、你的家具过时了，或者你的袜子与整体衣着不搭（这些话我都听过）。

作为新的治疗师，我们在培训之初就被误导了，因为我们被教导要通过回答一些问题来专注于已呈现的问题，比如是什么让来访者接受治疗、来访者认为什么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治疗重点是什么，以及我们将以什么标准衡量进展和治疗成功。

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特别是当来访者对自己的问题有准确的认识时。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提供服务：来访者就是消费者，他的关切应该是我们治疗的重点。来访者对接受治疗感到焦虑，而缺乏经验的治疗师也因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感到非常焦虑。因此，对双方来说，有一个可以专注的任务是令人欣慰的。从治疗的第一分钟开始，病人和治疗师都忙于填写表格、勾选方框，并迅速得出结论和解决方案。

已呈现的问题几乎总是属于三个范畴：

1.症状：抑郁、焦虑、解离等。

2.行为：自伤、赌博、讽刺、批评、诱惑等。

3.人际关系：冲突、分手、悲伤、孤独等。

然而，这些已呈现的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有时，症状是由底层的生物化学问题引起的，比如药物副作用或产后抑郁症。但大多数情况下，来访者的抱怨指向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一系列遗传的、历史的和经验的变量，正是它们将来访者在特定的时间点带到我们的办公室。进食障碍可能反映了父母对获得控制权的努力，而抑郁症可能是数十年慢性焦虑的结果。

从一开始，心理治疗就着眼于已给出的信息之外的东西。这是治疗师与生活中的朋友、亲戚和其他未受过训练的人的区别之一。一位外科医生曾经告诉我，当他被要求检查X光片并被告知要检查左肺时，最后看左肺就变成了他毕生的习惯。他表示，多年来，他发现了许多其他问题，而如果他只看别人让他看的地方，他永远不会看到这些问题。他说，专业指导让他以一种不那么聪明的方式运作——它们实际上引导他的大脑错过了一些东西。

有大量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在寻找其他东西，我们会错过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事物。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一张大猩猩的黑白图画放在X光片上，这张照片比放射科医生搜索的结节大很多倍。尽管这些医生在直接看它，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它。我在临床案例展示中看到过同样的现象，当一个来访者带着现有的诊断结果转到一位新的治疗师那里时，现有的诊断结果会导致新的治疗师错过“大猩猩”。但在这些病例中，“大猩猩”指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抑郁症或强迫症。换句话说，治疗师要质疑一切，尤其是那些觉得确定的事情。

看不见的忠诚

任何程度的顺从都可能有伟大之处，因为它源于忠诚。

——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

虽然我们以个体的形式体验自己，但我们也通过社会脑与家人、朋友、文化，以及我们的基因可以追溯到的非常久远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从本质上是社会性生物，大多数来访者提出的抱怨都被编织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结构中。我们的祖先——既包括人类祖先也包括更早的祖先——的成功和失败都被保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持续塑造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超越症状看到人本身，并超越人本身看到历史。

事情的真相是，生活太复杂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决定选取自己能理解的、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控制感的解释。持确信态度的人肯定是错的——但确定性是诱人的。这种诱惑力植根于我们对避免由无知触发的焦虑的渴望。富有“魅力”的邪教领袖利用了这种焦虑，并且消除了追随者的一切疑虑。自恋的治疗师和脆弱的来访者也可能成为同样的退化式关系的牺牲品。

匿名戒酒会 的格言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瘾君子不进入恋爱关系，他们劫持人质。”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出于多种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原因进入恋爱关系，有时我们会利用这种关系来展示自己过去的破坏性经历。许多关系的悲哀事实是，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无法挽救它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被爱、被误解、孤单，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不明白这一点。

因此，治疗室是一个拥挤的地方——即使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来访者和治疗师的家人都坐在他们旁边，激活移情和反移情反应以及其他内隐联想——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们体验和理解彼此的方式。虽然下面的案例是一个戏剧性的、有点不寻常的例子，但其运行机制是普遍存在的。

生殖器没了！

逻辑是一个很差的因果模型。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证明了家庭忠诚的力量，该案例来自我在接受专业培训早期接待的一位来访者。约翰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在海军新兵训练营中出现精神病性症状，被送往一家军队医院。他的经历和症状在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来访者中相当典型，除了下面这件事：在一次精神疾病发作期间，他切下了自己的阴茎。给他治疗的药剂师认为这是他精神疾病的直接后果，他的个人心理治疗师将其解释为一种对阻止自己变成同性恋的尝试，而他的护士认为他“纯粹是疯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甚至发现专注于这个案例是非常困难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和他一起坐在房间里。他做那件事情的画面一直侵入我的脑海，而且我还感受到了交感神经的阵阵刺痛。最初的几次治疗会面简直是反移情的狂欢，就连我的督导老师似乎也在通过我体验反移情。直到我就这个案例请教一位家庭治疗师，我才发现一个让我有信心的将其概念化的方式。

这位家庭治疗师告诉我，要治疗约翰，他的所有直系亲属——父母、弟弟和妹妹——都需要参与，而且他会和我一起面对约翰的家属们。一想到要见约翰的所有家人，我就满心恐惧，但好在至少会有一个盟友帮我度过这段在我看来将会很艰难的时间。更糟糕的是，当医院的一名督导老师听说了我们的计划后，她坚持要让这次治疗过程对其他受训人员公开，以供他们学习之用。所以我要和我钦佩的一位治疗师一起，在医院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包围下，为我最棘手的来访者和他的家人做治疗。因压力而去休假开始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了。

在开治疗会的那个早上，我和我的协作治疗师坐在还有五个空位的内圈，外侧被医生和实习生组成的更大圆圈包围——这些人里包括约翰的治疗组成员，我在前面描述过他们的意见。当我焦急地坐着等待约翰和他的家人走进房间时，我不得不与脑海中的声音做斗争，这些声音警告我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最后，门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约翰第一个进来，并且显然因为房间里有很多人而吓了一跳。他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他母亲紧随其后走了进来。他们之间的反差使我的头猛然后仰。走进来的是一位40岁出头、非常活泼的女士，她穿着一件紧身T恤，衣服胸前的位置有水钻拼成的“狐狸女士”字样。当她看到拥挤的房间时，她的反应与约翰截然相反——她面露喜色，就像走在舞台上一样。她脸上挂着笑容扫视了房间里的人们，然后坐在了儿子旁边。坐下后，她的短裤伸展到快要撕裂的程度。她把手滑到约翰的大腿内侧，并依偎在他身旁。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大了，同时也惊掉了下巴。

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也走进了房间并坐下。这位父亲坐在了妻子对面——他身体超重、神情忧郁，挣扎着挤进房间。他倒在椅子上，好像在原地融化了一样。另外两个孩子纷纷效仿，他们就像是父亲的复印件。我们都说不出话来。20岁的男人想要切除自己的阴茎一定是有原因的，而约翰就有一个理由。他对父亲和家庭制度的忠诚使他因母亲的手产生的性兴奋不可被接受。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能量对抗她或为她设定适当的边界，所以，约翰的自伤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而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答案。

充当对家庭忠诚的表现的症状不一定这么极端。我父亲曾传递给我很多微妙的信息，最后还告诉我，我上不了大学。我曾经因此苦苦挣扎。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童年时的痛苦和失望的表达，与我无关。他很聪明，但他的父亲也给了他同样的信息。我在20世纪60年代长大，因此坚持不能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告诉我的东西，这似乎也是一种好处。

我的一些学生来自不尊重教育或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的文化背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类似的现象。这些期望的重量和它们背后不可见的忠诚往往会导致激烈的内心冲突。一些聪明的学生只需要再多上一个学期就能获得学位，或者只需要通过答辩就能成为博士，但他们却放弃学业或者因缺席答辩无法毕业。学位的象征意义太强了，他们内心的忠诚让他们无法承受它。即使作为成年人，他们被遗弃的风险也很高，所以他们破坏了自己对成为独立个体的努力，以免威胁到对家庭的忠诚。

我的许多来访者，特别是50岁以上的女性，现在开始认识到这种无形的忠诚，并怀着极大的热情重返学校、职场或其他激情所在之处。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这是作为一名教师和治疗师享有的一项奇妙的福利。

灵性：健康和不健康

要当心错误知识，它比无知更危险。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我们的来访者也可能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有很高的忠诚度。不幸的是，自从弗洛伊德将宗教信仰称为“错觉”并将其降级为青铜时代的迷信，心理治疗和有组织的宗教一直关系不佳。直到一位牧师的儿子卡尔·罗杰斯和他“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疗法出现，宗教和心理疗法才发现了一个紧张的中立区域。其结果是，学生们被教导要尊重来访者的宗教信仰，这往往会导致他们认为对宗教或精神信仰进行解释是题外话。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可能包含有关未呈现的问题的重要信息。

我在媒体和临床实践中见证了很多我称为“病态灵性”（pathological spirituality）的东西。病态灵性的一个常见例子出现在被病态羞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来访者身上，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帮助、休息或幸福。他们在生活中的全职角色是服务他人者，尽管他们筋疲力尽、抑郁和愤怒。这些人经常援引佛教或基督教的教义来为自己的无私辩护，将自己的痛苦和牺牲比作苦行者和圣人的痛苦和牺牲。

虽然殉道可以是超越性的，但它也可以充当自我仇恨的理由，从而保护来访者免于意识到自己在早年经历的剥夺和丧失。它肯定了来访者和他们的需求都不重要。来访者外在的自我牺牲可以掩盖他们期待好的父母到来的秘密愿望。被自恋的父母用来管控情绪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变得既慷慨又愤怒——白天宽宏大量，晚上又具有破坏性。

从表面上看，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宗教形式和灵性形式往往看起来非常相似。识别它们之间相互区别的线索在于人们的观点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换句话说，人们在自己的信仰上是灵活的、对他人充满好奇心，还是在面对不同的观点时表现得僵化、教条和过于情绪化？他们的信仰是鼓励他们继续成长，还是着重强调服从和遵守？

在某些方面，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几乎没有任何进化，仍然与青铜时代的迷信相同，而且是被用来管理焦虑、应对恐惧，并将恶魔拒之门外的。宗教显然被许多人用来为原始情绪辩护、强化偏见，以及避免因生活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此同时，其他人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来挑战自己，以获得更高水平的同理心、同情心和个人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仔细检查来访者的精神信仰和宗教信仰可以潜在地提供关于他们早期经历和内心世界的大量信息。

超自然信念

我真的不相信魔法。

——J.K.罗琳（J.K.Rowling）

我有很多来访者经常使用通灵术或预测未来，并且相信星体投射（astral projection） 、时间旅行和心灵感应。虽然他们都不是精神疾病患者，但他们都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并经历过慢性的早期压力和/或特定创伤。由于这种模式的一致性相当高，我开始认为超自然的信仰和实践通常能提供关于来访者被遗忘的过去的信息。

我认识的大多数持有这些信念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强烈的超自然信念与艰难的童年之间的联系。我见过一个20岁出头的男人，他患有社交焦虑症，坚信自己有穿越时间的能力。他曾对我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时间旅行，他觉得这让他从悲惨的家庭生活中解脱了出来。他有拜访著名历史人物的美好经历，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但他不能随意泄露。在随后的会面中，他告诉我，从他还是个婴儿时到他14岁生日之前，他的母亲每天都会打他。在他生日那天，他让母亲停止打自己，母亲告诉他：“当然可以！”当他问母亲为什么每天都打他时，她的回答是：“我以为你喜欢这样。”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童年不寻常——因为那是他拥有过的唯一的童年。

另一位30多岁的男人告诉我，他有变体（transubstantiation）的能力——一种通过思想创造物质的能力。他描述过自己曾经在路上被一辆车挡住之后，专注于让一群蜜蜂出现在那辆令人不快的车里。他记得的关于这辆车的最后一件事是司机在驶离公路时疯狂地拍打蜜蜂。虽然他否认自己在儿童期曾受过虐待，但他对我分享了他与父亲一起玩打靶游戏的美好回忆。当我要求他描述他们如何玩这个游戏时，他告诉我，游戏的规则是他穿着画有靶子的T恤在后院奔跑，而他的父亲则用气步枪对准他，进行打靶练习。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很危险时，他的回答是：“不危险。我会戴护目镜。”他从来没有想到，被用作靶子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可能具有虐待性的父子消遣。

最后，一位坚信自己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30岁出头的女士曾与我分享她8岁时和4岁的弟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经历。她当时听到从屋外飞驰而过的车辆处传来的几声枪响，同时她的弟弟向前倒下了——其中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小脑袋。成年后，她患有广泛性焦虑症和广场恐惧症，还有惊恐发作的情况。她跟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形影不离。她们每小时通一次电话，并拒绝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旅行。她确信她们可以读懂对方的心思，她可以预测她们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自己，以及她们会说些什么。

这三个人都因不同形式的焦虑接受门诊治疗，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创伤受害者，也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然而，他们都坚信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而且没有将这些信念与童年经历联系在一起。通过穿越时间来逃避虐待、通过思想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以及在巨大的损失面前保持心灵感应，这些事情的象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会说，这些信念的象征价值足以创造和维持这些信念。我可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我认为这些信念出现还有更多的原因。

童年时期的早期创伤和慢性压力对发育中的大脑有许多影响，它们都可能支持超自然信念的发展和维持。与创伤相关的神经属性（如较小的海马、较大的杏仁核，以及静息状态下较高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内源性内啡肽水平）会影响生理、心理和社会信息处理，从而使来访者寻求治疗。

心理治疗对这些早期压力和创伤的受害者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只有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才能了解自己童年记忆中的歪曲。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么执着于信念而不是真理，以及了解早期经历如何塑造人们对现实的体验。也许最重要的是，心理治疗的环境让来访者接触到完全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新信息，而不是以满足周围人的需求为目的的信息。 BPurLBO9HsqvoBwe0rjSUlDdTwmvWpr2VheIgkJTcw0qpsHokckIp0rTOE1SU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