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什么心理治疗有用

唯一有教养的人是那个学会了如何学习改变的人。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产生我们情感痛苦根源的进化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将其治愈的工具：我们与他人联结、与他人调谐和同情他人的能力。心理治疗不是一种现代干预手段，而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学习环境，后者植根于我们的社会脑（social brain）的历史当中。因此，心理治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母亲与孩子的纽带、对家人和朋友的依恋以及有智慧的长辈的指导。

心理治疗的成功依赖大脑、心灵和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运行机制。

1.大脑是一个有适应力的社会器官，经进化塑造可以与他人联系，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改变。心理治疗利用的是大脑在服务于适应性变化时展现出来的调谐和彼此相互学习的能力。人际联系和学习之间的这种亲密互动是在社会进化的熔炉中历经漫长时间才形成的。

2.变化取决于神经可塑性过程的激活。要想发生任何变化，我们的大脑必须经历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反映在我们的想法、感觉和行为上。因此，心理治疗的成功取决于治疗师刺激来访者大脑中神经可塑性的能力——建立新的联系、抑制其他联系，并连接以前解离的神经网络。

3.我们共同创造了支持神经和心灵整合的叙事，同时创造了一个模板来指导未来的经验。通过共同构建连贯的自我故事，我们能够提高自我反思能力、创造力和成熟度。它在了解我们的过去、巩固我们的身份和从创伤中痊愈方面尤其有价值。

治愈的工具

社会脑

一切都可以在孤立中存在，除了理智。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在我们社会脑的进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神经可塑性的原始过程与更晚进化出的社会性方面交织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依恋关系的质量已经进化到可以调节神经可塑性和学习。安全依恋关系支持灵活的、适应性的学习和更高层次的执行功能；不安全依恋则会支持反应性行为和僵化的、基于创伤的学习。这就是在治疗关系中建立安全依恋是产生积极改变的重要前提的原因。因此，作为治疗师，我们工作的本质是通过跟我们的来访者进行情感和信息的交流从而建立联系。就像神经元一样，我们通过 社会突触（social synapse） 来相互发送和接收信息。

为了建立一座调谐的桥梁，我们要依赖许多接收和发送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的神经系统。我们利用这些信息来建立关于别人心灵内容的理论。我们通过在自己的心灵中模拟他们的内部状态来确立关于他们心灵内容的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我们凭借依恋的“线路图”建立联系，也凭借它得知如何应用挑战和支持之间的最佳平衡来帮助我们的来访者成长。我们利用社会脑的所有网络来尝试表达来访者目前无法表达的经历。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残留物——杏仁核——处于大脑的核心位置。在检测到威胁时，这个古老的执行中心保留了对现代的皮质执行中心的否决权。它也像一头大象一样，永远不会遗忘。我们克服恐惧的唯一机会就是像我祖父给小时候的我的建议那样：“回到把你摔下来的那匹马上。”这种民间智慧体现了一种知识，即回避恐惧会强化它，而对抗恐惧会抑制它。这就是回避行为的减少与治疗成功高度相关的原因。

处理危险并幸存下来会抑制杏仁核触发战斗-逃跑反应的倾向。这些危险情境包括捡起一只蜘蛛、上完最后一节课拿到学位，或第一次出去约会。为了促成积极的改变而冒险进行新的、看似危险的试验需要将勇气、情感支持和想象成功的能力相结合。因此，成功的治疗师通过利用社会脑来学习成为“杏仁核耳语者”（amygdala whisperer），以帮助来访者在治疗期间共同开发的实验中直面他们的恐惧。

神经可塑性

可塑性……意味着拥有如下所述的结构：它弱到屈服于施加于它的影响，又强到不会完全屈服。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最普遍的情况下，神经可塑性指的是神经元的诞生、成长、发育和连接——这是所有学习活动的基本机制。现有的神经元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连接它们的突出部分（树突）而成长。神经元相互连接形成神经网络，而神经网络又相互整合以执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因为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系统管理者，所以断开连接、错误连接和适应失败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来帮助自己正常发展，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当实现最佳功能所必需的一个或多个神经网络没有发育、不受管理或没有与其他神经网络整合时，我们就会经历需要治疗的疾病和症状。

我们现在假设，当心理治疗导致症状减轻或经验变化时，大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新的连接已经建立，功能失调的系统已被改变或被抑制，或者断开的网络重新被整合了起来。这表明所有的心理治疗师都是致力于改变大脑结构的神经科学家。虽然神经可塑性的原理直到最近才被理解，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和策略从一开始就是由这些原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的。通过反复试验，治疗师已经知道了什么有效、什么无效，而且继续与来访者单独进行这项工作。起作用的是优化神经可塑性并带来积极变化的东西——我们都是实验神经学家。

开放和信任就像脆弱的生物，即使对我们最爱的人也是如此。治疗环境和治疗师接受的培训本身旨在增加社会脑网络中的神经可塑性，以增强支持、信任和可得性（availability）。事实证明，安全和积极的治疗联盟会产生双重的神经可塑效果。积极的情感联系会刺激新陈代谢过程，从而激活神经可塑性，同时抑制压力。

因此，安全的和调谐的连接为大脑的短期和长期改变创造了可能性。通过安全关系的安全性，一些新的东西可以被引入以前封闭和功能失调的系统中。这是亲戚、朋友和部落成员提高生存能力和促成文化兴起的方式之一。这也是人际关系是生活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的原因。尽管关于不同治疗形式相对优劣的争论无休无止，但它们都依赖相同的关于改变的底层生物心理社会发展机制（biopsychosocial-developmental mechanism）。

语言、讲故事，以及共同建立的叙事

没有什么比背负着一个尚未讲述的故事更为痛苦了。

——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

人类天生擅长讲故事，谈话疗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篝火周围的聚会。在无数代人中，我们分享着狩猎的故事、与我们祖先的功绩有关的故事，以及有关善恶的道德故事。讲故事和八卦的冲动根植于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大脑，编织进了我们的基因中。这就是《人物》( People )杂志的销量总是超过《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的原因。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口头交流和非文字记忆是我们集体知识的储存库。长辈们反复讲相同故事的驱动力，与年幼的孩子们对一遍又一遍地听相同故事的渴望相匹配。这条千丝万缕的信息高速公路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记忆、观念和价值观。

故事也是整合神经网络的强大工具。线性的故事情节和视觉图像结合在一起，再跟语言和非语言的情绪表达交织起来，一起激活了两个大脑半球、皮质网络和皮质下网络、额叶不同区域、海马和杏仁核的回路。这种整合的神经信息处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连贯叙事和安全依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共享的故事包含激发想象力并将个人与群体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图像和观念。

叙事也很强大，因为它们让我们与直接经验之间有了客观的距离，创造了产生另一种观点的可能性。通过故事，我们可以逃避当下的情绪和影响，花时间反思我们的经验。我们还可以与他人分享不同的可能自我，以获得有关我们的经验和观点的信息。最后，当我们编辑自己的生活剧本时，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情感、行动和语言。

尽管孩子们看起来像是探索世界的小科学家，但我们常常忽略他们致力于进行的首要活动是发现其他人已经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事情。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通常情况是别人告诉我们事情。渐渐地，我们开始告诉别人我们是谁、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我们能做什么。这服务于文化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延续，因为父母会本能地努力重新创造他们自己。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取决于父母和孩子的相处融洽程度。故事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有助于延续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的自我认同形式。有证据表明，积极的自我叙事有助于获得情绪安全感，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精心设计的心理防御的需要。

语言和叙述在神经整合、记忆形成和自我认同中的作用使它们成为创造和维持自我的有力工具。长期以来，用语言表达情感对许多遭受压力或创伤的人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只是写下自己的经验，这也能支持来访者自上而下地调节情绪和身体反应。在倾听来访者说话时，治疗师会条件反射般地分析他们的叙述，寻找其中不准确的、具有破坏性的和缺失的成分。然后，我们尝试以我们认为能更好地支持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福祉的方式编辑他们的叙述。

反思能力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

反思能力，即思考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的能力，已经被发现与安全依恋和成功的心理治疗都相关。同样的能力被精神分析学家称为心理感受性（psychological mindedness），在自助领域中被称为正念（mindfulness）。我们的父母和治疗师通过创造叙事——这些叙事将主观状态当作交流的对象而将其包括进来——的方式产生并加强了我们的自我觉知。我们还认识到，我们有能力评估旧习惯，而且有能力对他人的期望和童年的使命获得更客观的看法。心理治疗尝试利用这种元认知优势来做出新的、更具适应性的决定。

与他人分享我们的故事的目的是积极参与到新叙事的共建中。我们自己的故事往往会变成封闭的系统，需要新的输入。治疗师希望教给来访者以下信念：他们不仅可以编辑现在的故事，而且还可以成为新故事的作者。在反思的帮助下，治疗师帮助来访者意识到他们生活故事的叙事弧线，然后帮助他们理解另一种故事情节也是可能的。随着写作和编辑过程的进行，新的叙事弧线出现了，同时我们有可能尝试更具适应性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动方式。

抽象思维和想象力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随着灵长类群体规模的扩大，梳毛、咕噜声和手势逐渐被塑造成了口语。语言使更精确、更复杂、更微妙的交流形式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群体扩大，语言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更多的大脑皮质来处理更多社会信息。这种扩张是抽象思维和想象力出现的一个促成因素。

人类大脑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作顶下皮质（inferior parietal cortex）的区域是生长性的。这个区域与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的一些部分合作，似乎可以让我们能够做到三件近乎奇迹的事情。首先，我们能够在想象中构建外部对象的三维模型。其次，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操纵和修改这些模型。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想象中的对象转化为外部世界中的对象。我们不仅可以把想象力用在外部对象上，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因此，人类能够想象不同的自我，创造新的叙事来成为这些自我，然后将叙事用作改变生活的蓝图。随着儿童和青少年尝试不同的身份，无数的蓝图在发展过程中被创建和抛弃。随着我们的进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旧的身份，就像蛇蜕皮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经常忘记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故事，而当旧的身份不再适合我们现在所变成的样子时，我们可能会出现病症。

我们的想象力允许我们逃离当下，创造另一种现实，然后开始寻找新叙事的旅程。每种文化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一种英雄之旅 ，它们是对探索新世界的古老动力的反映，而这种动力让早期人类得以存活并扩散到全世界。作为治疗师，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英勇的本能为来访者服务，帮助他们直面恐惧，创造新的人生故事。这是每种文化中共有的英雄之旅——巫师、女医师、智者长老和心理治疗师则是他们的向导。

为愚昧而奋斗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

我们还没有发现大脑和心灵是如何构建意识的。我们最好的猜测是，有意识的经验是通过持续的注意力、正在工作的记忆、习得的行为，以及语言和文化的汇聚产生的。因为这仍然是一个猜测，所以我们所有使用心灵或拥有心灵的人都需要对自己知道些什么保持谦虚。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那就是我能确定的事情不多，但是我认为我有一些很有效的模型。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有意识的经验是被大脑和心灵在大约半秒钟内构造的。让人吃惊的是，这段时间对于大脑使用一千亿个神经元和一百万亿个突触连接来构建一个有意识的感知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90%的大脑活动致力于内部的信息处理，那么只有10%的大脑活动专注于弄清楚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自然选择塑造了为生存服务的有意识的经验，所以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也被塑造得可以优化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繁衍和保护我们的孩子。需要记住的是——大脑和心灵构建意识的方式注重适应能力，而不是准确性。

大脑是一个适应性器官，它预测和控制那些为生存服务的结果。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快地从经验中学习、组织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自动反应，并预测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感知偏向于在信息最少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定。你可能也会注意到，无论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即使知道决定是错误的，我们也倾向于为其辩护并将其合理化，以减少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大脑不仅想要快速做出决定，它还想让我们坚定地行动并祝贺自己，不管结果如何。

心灵可以改变大脑

转变时常发生。

——坎达丝·珀思（Candace Perth）

为什么人们很难接受自己呢？这是一个答案相对简单的复杂问题。我们的自尊、调节内在情感世界的能力，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舒适感，都是在人生的头一两年组织起来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母亲、父亲和其他照顾者的内心世界会迅速被下载到我们的隐性（潜意识）记忆系统中。因为我们从来不记得自己学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了自我意识时，大部分软件其实都已经下载好了。因此，当我们尝试发展出一种连贯的叙事来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时，我们必须为许多情绪、反应和行为辩护。我们会相信自己创造的叙事，觉得有必要与之保持一致，即使它不适合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叙事，而且本能地觉得有必要与其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病症。我们因为这些病症（如焦虑、抑郁、糟糕的人际关系）而寻求治疗，但却发现这些病症是更深层次问题的可见表现。我们的心灵基于三种误解构建有意识的经验：（1）我们正在经历现在；（2）我们拥有无限的自由意志；（3）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自己和世界的准确信息。正如你可能想象的那样，这三种错觉的结合让我们能够自信地、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这三种信念。

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所拥有的大脑具有复杂的神经网络，这些神经网络在我们观察并与周围的环境互动时就会被激活。我们有分析其他人的行为和姿态并发展出一种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关于他人知道什么、他人的动机可能是什么，以及他们接下来可能做什么——的固定线路。这种凭直觉了解别人心灵内容的能力有助于我们预测他人的行为，是一种支持群体协作和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也有镜像神经元，它们将感觉、运动和情绪的大脑网络连接起来，在我们内部产生行为和感觉，而这些反映了与我们互动的人的心灵当中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些镜像神经元和心灵系统理论的存在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数百万年的进化一直致力于完善那些用来解读他人情绪、想法和意图的系统。我们会很快就认为自己了解他人，这是因为这些过程及其引发的归因和情绪是前意识的、自动的和强制性的。这些专用的固定线路使我们非常善于想出关于他人动机和意图的想法。它还可以让我们通过观察来学习，并在心灵中实践新的行为。

当然，这种能力也有明显的缺点——我们很容易误读自己。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进化让我们具备了觉知他人的能力，但它还不认为在自我觉知和个人洞察力上投入太多是合适的。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哪里出了问题，却很难看到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在进化过程中，挑战自我感知的能力甚至可能是自然选择所反对的，因为它会导致自我怀疑、犹豫不决和士气低落。这可能就是人类拥有歪曲现实、使之有利于我们的潜意识机制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可能不认为它们是自己的）投射到别人身上，并假设这是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虽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投射过程是防御性的，但它们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进化得能够处理社会信息时产生的自然的副产品。投射是自动的，可以减轻焦虑，而自我觉知会产生焦虑，并且需要持续的努力。自我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内部逻辑与我们的自然反射交织在一起的程度非常深，让我们可以通过责备他人来避免焦虑。

心理治疗为什么有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问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给出：人类需要什么？除了食物和住所这些基本生存需要，人类还需要感觉到自己是被所在群体接受的成员。对于孩子来说，这个群体首先包括自己的母亲，然后是父亲、兄弟姐妹和更大家庭的成员。人们需要更多对象的接受，这些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青春期的同龄人和浪漫关系，以及成年后的工作、配偶和孩子。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联结是一种基本的驱动力，而我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也是关键问题之一。大多数人来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被别人接受，而且他们也因此不接受自己。

正如索尔克博士几十年前观察到的那样，进化解决了旧问题，也创造了新问题。虽然许多适应性策略创造了对心理治疗的需求，但也有其他策略为我们提供了治疗的工具。第一个策略是安全的人际关系的力量，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人际关系来刺激神经可塑性和大脑生长，第三个是身体和有意识的心灵利用自我觉知、故事、情绪和身体觉知来重塑神经回路从而提升适应性的能力。我们现在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误解，并且有能力与我们固有的偏见做斗争，以获得对外部现实的清晰感知。好消息是，我们将自己的心灵与他人的心灵联系起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抵消进化中一些不那么出色的结果。大脑和心灵彼此调谐和相互影响的能力是心理治疗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