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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既是一个产生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
如果需求是发明之母，那么是什么需求促成了心理疗法的发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我们的进化史以及它在我们的生物学、人际关系和日常经验中被表达出来的方式。虽然进化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每一次适应都会带来新的挑战，而这些新的挑战又需要新的适应来应对。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那样，最初看起来是个好主意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并在一段时间之后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人类的心灵是由遗传特征、生物特征和人际关系的复杂组合所构成的，这些因素使我们相互结合，组成我们称作家庭、部落和文化的超个体（superorganism）。我们深层次的进化史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心灵以及我们人际关系的性质和质量之间的深刻联系。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在心理治疗中治愈他人的能力。
从解剖学上讲，现代人是在大约十万年前从灵长类祖先进化而来的。我们的大脑和文化似乎又花了五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出足够的复杂性，使我们有语言、规划和创造能力。但遗憾的是，这种复杂性带来了新的挑战。较新出现的逻辑能力、想象能力和共情能力建立在原始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组织网络之上，而这些网络驱动着我们的恐惧、迷信和偏见。协调来自不同进化阶段的数十个神经系统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的大脑极易受到失调、解离以及思考错误和判断错误的影响。
博物馆里陈列的诸如头骨、珠宝和石器的人类史前器物的古老性跟我们头脑中的器物比起来可谓相形见绌。通过一百万年的保存、创新和变异，我们的大脑已经成为新旧系统的拼凑物，其中许多系统具有不同的语言、操作系统和处理速度。在进化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做出了基于生存的选择，这使我们这个物种能够适应新的挑战。这些调整也为未来出现新问题埋下了伏笔。唉，进化不是针对未来的战略计划，而是对现状的适应。
接下来我将介绍几个进化的产物，它们导致了许多使我们和来访者走向心理治疗的心理困扰。虽然我出于定义的目的而在这里将它们分开来说，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大脑运作的这些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这些核心原则是以后诸章内容的概念基础。
人类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有机体，可能会因为缺乏简单性而灭亡。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正如弗洛伊德（Freud）、沙尔科（Charcot）和他们之前的许多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的大脑有多条平行的轨道来处理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信息。第一条轨道是一套很早就进化出来的快系统（fast system），用于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感官、运动和身体过程。这些非语言的、无法被有意识地反思的原始系统被称为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潜意识（unconscious）或躯体记忆（somatic memory）。这些是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去记，但却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这些快系统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在更晚一些才进化出来的有意识觉知（conscious awareness）出现之前所拥有的全部。
后来进化的系统涉及有意识觉知，它也被称为慢系统（slow system），该系统最终产生了叙事、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这个慢系统是因复杂的社会互动及其所需的更大的大脑而发展出来的，它产生了自我觉知和自我反思。快系统和慢系统之间的处理速度之差大约是半秒。这至关重要的半秒是我们需要心理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来解释一下。
半秒看起来不算久，但对大脑来说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大脑活动被有意识地觉知需要500～600毫秒（半秒），而我们的大脑处理感觉、运动和情绪信息只需要10～50毫秒。这是因为有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需要更多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的参与。快系统活动的证据每天都伴随着我们。如果我们摸到热炉子或在开车时被交警拦下来，我们的身体反应会比有意识觉知更快出现。这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大脑也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在有意识地控制着这些反应。
虽然半秒对于神经元交流（neural communication）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有意识觉知来说，它几乎无法被察觉到。在这至关重要的半秒内，我们的大脑就像搜索引擎一样工作，下意识地扫描我们的记忆、身体和情绪，以寻找相关信息。事实上，输入大脑皮质的信息当中有90%来自内部的神经信息处理，而不是外部世界。这半秒让我们的大脑有机会根据过去的模板——我们的心灵将其视为客观实在——来构建我们现在的经验。其结果是，我们感觉自己活在当下，而实际上，我们落后了半秒。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信息处理裂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反复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旧的、无效的行为模式。
当我们有意识地觉知到一段经验时，它其实已经被处理了很多次，而且激活了记忆，并引发了复杂的行为模式。这一过程的例子是依恋图式（attachment schema）和移情（transference），大脑利用过去的人际关系来塑造我们对他人的想法、感觉和意图的感知。根植在这个投射过程中的歪曲可能会在我们从未觉察到它正在发生的情况下对我们一生的人际关系造成破坏。我们许多有意识的经验都基于潜意识的大脑信息处理，这使得我们极易受到错误知觉和错误信息——我们的心灵假定它们是真实的——的影响。这些歪曲越是严重，成功地恋爱和工作就越困难。使潜意识的东西被意识到是弗洛伊德的主要目标，而纠正内隐信息处理中的偏见则是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的核心。所有的心理治疗都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至关重要的半秒造成的信息处理偏差。
不存在现在或未来，只有过去在当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快系统不仅最先进化出来，而且在童年时期也最先得到发展。这些快系统会学习、记忆，并且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心灵在我们的余生中构建有意识经验的方式。因为记住我们学到的东西是较晚发育的慢系统的一种功能，所以我们不会有意识地记住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学到的东西。这就是早期学习对我们的一生有非常强大的影响的理由之一。心理治疗是一次进行某种心理时间旅行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弄明白自己在孩提时代学到了什么，并了解这些东西对我们产生的持久影响。
甚至在出生之前，我们大脑的原始区域就深深地受到我们的生理、社会和情绪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我们许多最重要的学习都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那时我们的原始大脑处于控制地位。例如，胎儿的杏仁核（我们处理恐惧的执行中心）在母亲怀孕八个月时就完全成熟了。杏仁核恰好是我们的依恋图式和社会地位图式发展过程当中的核心要件，也是我们调节情绪的能力和自我价值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件。另一方面，调节和抑制杏仁核的大脑皮质网络将需要二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成熟。
如此多的学习发生在生命之初，这是自然界的标准操作程序之一。在子宫中，胎儿的生理是由母亲的日常经历所塑造的。出生后，婴儿与母亲、其他照顾者和物理环境的互动塑造了其大脑。这一策略使每个人的大脑都能适应特定的环境。文化、语言、气候、营养和父母，这些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代，甚至不同的日子里都可能截然不同的因素，以独特的方式塑造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这与大多数动物不同。每个人类婴儿都可以适应出生时所处的任何自然和社会环境。
因为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大脑发育旺盛的时期，早期的经验对大脑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影响。父母的非语言交流和对婴儿基本需求的反应模式塑造了婴儿的大脑和婴儿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情况好的时候，如果父母也足够好，那么这种早期的大脑塑造将在孩子的一生发挥积极作用。坏消息是在这些因素不那么有利的时候出现的。比如，当父母得了精神疾病时，孩子的大脑在这种情况下被塑造的方式将使其在以后的时间里变得缺少适应能力。
不调谐的父母、残酷的社会制度、战争和偏见都会对大脑早期发育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记忆永远无法被我们有意识地考虑或修改。几年后，我们成长到具有自我觉知的程度，这时的我们已经被带有感受、感知和信念的早期经验——我们自动地将它们假定为真——所决定。由于缺乏有意识地将我们的感觉和想法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的能力，我们的负面情绪和负面行为的产生似乎没有内部原因。我们只能基于带有偏见的、不充分的信息，通过对自己和世界进行负面归因来理解我们的困惑、恐惧和痛苦。
作为青少年和成年人，我们寻求治疗是因为发现自己无法形成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也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我们挣扎的原因往往隐藏在内隐记忆的网络中，有意识的反思无法触及它们。心理治疗引导我们安全地探索早期的经历，并帮助我们创造一种叙事，将这些早期的经历与我们的大脑和心灵曲解我们当前生活的方式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症状逐渐被理解为内隐记忆的不同形式，而不是精神错乱、性格病态或纯粹的愚蠢。这个过程可以打开一扇门，让你对自己更有同情心，对他人敞开心扉，也让治愈成为可能。
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你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弥补。
——格申·考夫曼（Gershen Kaufman）
羞耻的经历是早期社会学习和情绪学习的核心方面。我们需要区分核心羞耻感与童年后期出现的适当羞耻感（appropriate shame）和内疚。适当羞耻感是对群体所要求的社会行为的适应，而核心羞耻感是一种对自我的本能判断，会导致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一种害怕被发现的感觉，以及一种对完美的拼命追求。从本质上来说，核心羞耻感与我们原始的本能——成为部落中有价值的成员——紧密相连，它是一种没能内化深层次的归属感的结果。因此，有核心羞耻感的人会觉得受到伤害、不讨人喜欢、被遗弃。因此，核心羞耻感成为导致不安全依恋关系和社会地位图式持续存在的核心因素。
在生命的第一年，亲子互动主要是积极的、充满爱意和嬉戏的。随着婴儿成长为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们日益增长的运动能力、冲动和探索的欲望导致他们陷入危险的境地。第一年的无条件爱意让位给大声的“不！”“不要！”“停！”的惊呼，孩子的名字也从表示爱意的词语转变为命令或警告。这种亲子警告机制出现在许多动物身上，目的是让孩子们停在原地，以保护他们免受捕食者和其他危险的伤害。这种僵住反应（freeze response）在自主神经系统中通过从交感好奇心（sympathetic curiosity）到副交感抑制（parasympathetic inhibition）的迅速转变反映出来。从经验上讲，孩子们会从一种探索模式迅速转变为一种惊恐的僵住状态。结果是，孩子停了下来，低下头、向下看、肩膀耷拉下来。
这种顺从的抑制状态就像一只狗在被训斥后弓起腰，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溜走一样。几乎所有的群居动物在经历社会排斥、无助和屈从时都会出现类似的姿态。这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它所表达的东西与成年人用“请不要伤害我”或“好吧，你说了算”这类话语表达的东西一样。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种从交感好奇心到副交感抑制的快速转变被内化为“我不可爱”和“我的家庭成员资格受到威胁”。孩子的生存依赖于无条件地接受，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孩子生命的威胁。
在早期的依恋关系中，当孩子寻求联结的兴奋的期望被父母或照顾者用冷漠、反对或愤怒来对待时，孩子就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种依恋关系中的不调谐很可能会引发从交感主导到副交感主导的快速转变，而这会被发展中的心灵解释为羞愧、拒绝和抛弃。
父母和孩子在气质或性格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调谐可能会促进核心羞耻感的发展。在其他家庭中，那些小时候被遗弃、忽视或虐待的父母可能会将羞辱、批评和讽刺用作对自己孩子的主要育儿方式。这在僵化和专制的父母、宗教教派和军人家庭中相当常见。当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患有心理疾病或未解决的创伤时，这也相当常见。
最初被用来保护我们孩子的生存策略现在变成了我们生理基础构造的一部分。这种生理基础构造是后来进化而来的，与依恋、安全和自我价值相关的心理过程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基本问题“我安全吗？”已经与“我讨人喜欢吗？”这个问题交织在了一起。在感到核心羞耻感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不！”。因此，有核心羞耻感的人往往难以承担风险，经常选择非支持性或具有虐待性的伴侣，并且无法忍受独处。虽然核心羞耻感可能无法治愈，但心理治疗给了来访者去实际测试他们非适应性信念、行为和情绪的技能。
进化偏袒焦虑的基因。
——亚伦·贝克（Aaron Beck）
从单细胞生物体到人类，每一种生物的首要生存指令都是接近能维持生命的东西，同时避免接触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东西。一个物种辨别两者的能力越强、速度越快，它生存的可能性就越高。爬行动物进化出了一种叫作杏仁核的结构，这种结构在后来进化出的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都被保存了下来。杏仁核的主要工作是评估世界上事物的吸引力或危险性，并根据它的决定来促使我们前进或离开。
当杏仁核意识到危险时，它会向自主神经系统发出信号来准备战斗或逃跑。半秒后，我们会有意识地体验到从焦虑到恐慌的一切。一些可以在杏仁核中触发恐惧信号的东西，如蛇和高度，似乎是一种固有的遗传记忆，让我们想起住在树上的祖先；另一些是基于经验的习得性联想，这些联想在关键的半秒内被激活，可以让我们躲避狗、公共演讲或亲密关系。
进化似乎塑造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只要觉得长远看来可能有益，就会谨言慎行。这对于野外的被捕食动物而言不算坏，但对人类而言却很糟糕。我们人类有非常大的大脑，它创造了充满复杂性和压力的庞大社会。杏仁核会对交通堵塞、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想法，或者考试得了不理想的成绩做出反应，将这些当作性命攸关的威胁。这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它为心理治疗师提供了充足的工作保障。
恐惧抑制我们的执行功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情绪调节。换句话说，恐惧让我们变得僵硬、不灵活和愚蠢。我们变得害怕冒险和学习新事物，这导致我们停留在功能失调的行为模式中、坚持失败的策略、保持具有破坏性的关系。杏仁核似乎用我们的生存来证明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这让有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的人认为：“我已经十年没有踏出家门了，而且我还活着，这一定是因为我十年都没有踏出家门的缘故。”杏仁核的工作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它拥有神经系统的权威（neural authority），可以为了生存而否决幸福和福祉。心理治疗要闯入这个逻辑闭环，就必须干扰功能失调的思维和对这种思维的强化这个循环。
当动物听到响亮或具有威胁性的声音时，它们会吓一跳，僵在原地，扫视周围的危险，并且安静下来。其中的逻辑是相当清楚的——躲避探测、定位危险源，并做出反应。这些古老的反应以及支撑它们的结构在人类身上被保存了下来。在高唤醒状态下，负责表达语言的大脑区域（布罗卡区）会受到抑制。这可能解释了从与老板交谈时结结巴巴，到与创伤相关的无言恐惧的各种人类现象。
虽然短暂地抑制声音的产生可能对其他动物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人类来说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对我们来说，停止发出声音意味着失去我们与他人保持联结和组织有意识的经验所需要的语言。语言服务于情绪神经网络和认知神经网络的整合，该整合对情绪调节和依恋关系提供支撑。用语言表达感觉，并构建由我们的经历所组成的叙事，这对形成连贯的自我意识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心理治疗的中心原则包括将未被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使潜意识的东西被意识到，以及整合思想和感觉。在我们发展出语言能力之前或在创伤背景下出现的经历在解离的神经网络中是不完整的、孤立的。通过刺激布罗卡区、将语言与情感联系起来以及帮助来访者建立关于自己经历的连贯叙事等途径，我们帮助来访者恢复了客观性和自主感，以及对异常的生活故事进行编辑的能力。语言已经进化得可以将我们与他人以及自己联结起来，这是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思考……我们思考是为了成功存活。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我们的心灵善于产生错觉。献身于真理的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科学家和禅宗佛教徒一生都在尝试穿透这些错觉，以便洞察现实的本质。然而，使用“错觉生成器”来超越错觉是有局限性的。虽然很多事情仍然是个谜，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有意识的经验充满了歪曲成分。虽然其中许多歪曲的作用是提高存活率，但它们也让我们容易受到多种形式的痛苦的影响，这些痛苦会让人们走向心理治疗。
社会心理学发现的防御机制和所有的归因偏差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思维在利己和减少焦虑的方式上是有偏误的。事实上，人们经常认为抑郁症是对现实的感知过于准确导致的——后者是一种否认缺乏障碍（denial deficit disorder）。群体思维（groupthink）、光环效应（halo effect）和幽默也会润滑社交系统，让我们对家人和朋友的行为产生积极的看法。
虽然自欺行为减少了焦虑，但它增加了我们成功欺骗他人的可能性。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自欺行为，就不太可能通过非语言的迹象和行为来泄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或者与我们的真实欲求相反的行为和感觉，往往能非常有效地欺骗他人。因此，我们都是天生的骗子，我们首先欺骗的是自己。
简而言之，有意识觉知的歪曲成分不是性格缺陷，而是我们进化史的副产品，由于其对于生存的价值得到证明而被预先确定了下来。它们帮助我们在面临威胁时变得坚强、果断和自信。这些歪曲成分让我们相信自己优于平均水平，让两个交战国家都相信神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当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不顾所有相反的证据，重复同样的异常行为时，这些歪曲的不利之处就会显现。错觉、歪曲和误解盛行起来，这就是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在几乎所有形式的治疗中都非常重要的原因。对于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即使是最天真的观察者也能比我们自己看得更清楚，更不用说训练有素的治疗师了。质疑一个人的假设、将解释内化、了解大脑如何错误地管理信息，这些都是通往积极变化的潜在途径。
作为治疗师，我们尝试为来访者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新的信息，以便打破一个封闭的、自我强化的逻辑系统。当治疗最有用的时候，来访者能够将他人的感知和洞察内化，这些感知和洞察可以帮助来访者超越自己的习惯性歪曲，提高测试自己经验的现实性的能力。心理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的潜意识变成有意识的机会，为探索我们适应不良的错觉创造了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