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待了十几年,接受几千个小时的督导和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我终于开始了心理治疗实践。尽管我仍然很不幸地毫无准备,但我还是努力装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当然,没过多久,一位新来访者,他是一位严肃的商人,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问题:“这种心理治疗如何运作?”
于是我开始给他介绍日程安排、费用、取消政策等事宜。“不,”他打断道,“不是这些东西。我想问的是:心理治疗究竟是如何让人好起来的?”
我为误解他的问题道了歉,并告诉他,我们将首先建立我们的关系,他将尽可能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我们将共同努力,以揭露潜意识中的问题。在那之后,我们将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实验,以扩展他的情绪技能和行为技能。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正在变得沮丧,但他决定再试一次。“不是这个。我对心理治疗的做法了如指掌。”他在脑海中寻找另一组不同的词语,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从那以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行动的机制是什么?做这些事情将如何导向我需要做出的改变呢?”
我回答道:“问得好!”此时我在脑海中寻找答案,并设想我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答案。我找到的是从我接受过培训的十几种不同治疗方法当中得来的解释。我想用系统论、客体关系理论和认知行为疗法的语言来解释心理治疗为什么有用,然后我阻止了自己。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对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个完全满意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对满意解释的寻找。我结结巴巴的回答削弱了他对我的信心,也削弱了我对自己的信心。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需要在通常的治疗哲学和治疗隐喻之外找到理性的解释和行动的机制。
心理治疗是有用的,这是我所接受训练的一个基本假设。我接受的所有训练都集中在如何实践上。就像僧侣和士兵一样,所有流派的治疗师都认为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各种形式的心理治疗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什么有用,什么无用。虽然我学会了如何进行治疗,但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说明它们为什么有用。这些疗法中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
我相信,我所研究的每一种心理疗法都有潜力帮助一群来访者克服他们的症状,使他们获得更高水平的功能、幸福感和洞察力。我也看到治疗流派的宗派主义限制了我们对心理治疗基本治疗要素的理解。
我开始相信,为了理解心理治疗如何起作用,我们必须自下而上,从大脑开始——它如何进化,特别是它如何进化到能够学习、遗忘和重新学习。我们需要理解大脑如何对压力做出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导致症状和煎熬(suffering)。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大脑是一个社会器官,我们可以利用人际关系的力量调节焦虑和刺激学习。
如果同一个来访者今天来问我心理治疗为什么有用,我仍然不会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然而,我能构建一个具有科学基础的、超越无数种具体治疗方法的解释。虽然科学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另一个比喻,但它为心理治疗过程当中人类的挣扎和行动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去羞耻化的解释。这些观念中的一些甚至可能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个案概念化(case conceptualization) ,将大脑功能也涵盖在内,并更深入地认识多学科协作的价值。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思考的大脑:意识和自我觉知”。这一部分奠定了一个广泛的科学框架,以解释进化如何既让我们陷入精神痛苦,同时又为我们提供相互治愈的工具。我描述了为什么我们必须超越语词、诊断和呈现出的问题,来看到我们所属物种的深层历史和每个来访者的内在历史,并发现通往积极变化的途径。
第二部分是“社会脑:影响与改变”。这一部分关注我们的大脑如何进化成社会器官,以及我们的人际生活如何成为痛苦和力量的来源。我通过对依恋图式的研究,探索了我们的大脑如何被设定以使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相互联结,并通过对社会地位图式的研究来探索我们的大脑如何被设定以使我们在群体中举止得当。我尽最大的努力来证明,依恋和社会地位对于健康和疾病而言具有中心地位。这部分还探讨了核心羞耻感(core shame),它是原始本能的产物,强制性地实现群体合作、协调和控制。然后,我尝试表明羞耻管理对健康功能(healthy function)的重要性,并尝试实现帮助我们更有能力去爱和工作的心理治疗目标。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是“解离与整合: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在这一部分中,我将重点放在焦虑、压力和创伤的机制及影响上。我们所做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是治愈负面经历对大脑、心灵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我在短暂的压力和早期慢性压力之间做出了一个重要区分,后者经常被我们最具挑战性的来访者所经历。然后,我将重点放在叙事对于自我调节、神经整合和积极变化的重要性上。最后,我要谈一谈佛教的一些基本哲学观念,这些观念帮助我融合了来自多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种多样的视角。
为了发现治疗性变化背后的过程,我们必须超越特定治疗形式的特殊性,看到人类进化、生物学和经验的共性。心理治疗为什么有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植于我们大脑、心灵和人际关系当中的适应和变化的底层机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