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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由后门送进厨房，宛英正在厨下安排晚饭。她认得胡小姐的笔迹，而且信封上明写着“南京胡寄”呢。胡小姐到南京去，该是为了她和余楠出国的事吧？宛英当然关心。她把这封信和一卷报刊交给杏娣，叫她送进书房去。她自己照旧和张妈忙着做晚饭的菜。
这餐晚饭余楠简直食而不知其味。他神情失常，呆呆地、机械地进食，话也不说。熏鱼做得太咸些，他也没挑剔。一晚上他只顾翻腾，又唉声叹气。余楠向来睡得死，从没理会到宛英睡得很轻，知道他每次辗转不寐的原因。第二天他默默无言地吃完早饭就出门了。宛英从字纸篓里找出那封撕碎又扭捏成一团的信——信封只撕作两半，信纸撕成了十几片。宛英耐心抚平团皱的碎片，一一拼上，仔细读了两遍。她又找出那一对田黄图章，发现已换了簇新的锦盒。
宛英不禁又记起老太太病中对她说的话：“阿楠是‘花’的——不过他拳头捏得紧，真要有啥呢，也不会。”西洋人把女人分作“母亲型”和“娼妓型”。“花”就相当于女人的“娼妓型”。不过中国旧式女人对于男人的“花”，比西洋男人对女人的“娼妓型”更为宽容。宛英觉得“知子莫若母”。显然这回又是一场空，证实了老太太所谓“真要有啥呢，也不会”。宛英和余楠是亲上做亲。余楠的母亲和宛英的继母是亲姐妹。宛英和余楠同岁，相差几个月。一个是“楠哥”一个是“英姐”。余老太太只有这个儿子。她看中宛英性情和婉，向妹妹要来做干女儿，准备将来做儿媳妇。宛英小时候经常住在余家，和余老太太一个床上睡，常半懂不懂地说自己是“好妈妈的童养媳妇”。她长大了不肯再这么说，不过她从小就把自己看作余家的人。她和余楠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人人称她好福气，她也自以为和楠哥是“天配就的好一对儿”。她初次发现楠哥对年轻女学生的倾倒，初次偷看到他的情书，初次见到他对某些女客人的自吹自卖，谈笑风生，轻飘飘的好像会给自己的谈风刮走，全不像他对家人的惯态，曾气得暗暗流泪。她的胃病就是那个时期得的。她渐渐明白自己无才无貌，配不过这位自命为“仪表堂堂”的才子，料想自己早晚会像她婆婆一样被丈夫遗弃。她听说，她公公是给一个有钱的寡妇骗走的。她不知哪个有钱的女人会骗走余楠，所以经常在侦察等待。假如余楠和她离婚，想必不会像他父亲照顾他母亲那样照顾妻子。
余楠每月给老太太的零用钱还不如一个厨娘的工钱。宛英的月钱只有老太太的一半。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她可以出去做厨娘，既有工钱，还有油水，不称意可以辞了东家换西家。如果她不爱当厨娘，还可以当细做的娘姨。她在余家不是只相当于“没工钱、白吃饭”的老妈子吗！出去帮人还可以扫扫余楠的面子。不过宛英知道这只是空想，她的娘家和她的子女绝不会答应。
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老太太得病卧床，把日用账簿交给宛英说：“这是流水账，你拿去仔细看看，学学。”宛英仔细看了，懂了，也学了。老太太不过是代儿子给自己一份应给的管家费。宛英当然不能坏了老太太的规矩。余楠查账时觉得宛英理家和他妈妈是同一个谱儿。老太太病危，自己觉得不好了，趁神志还清，背着人叫宛英找出她的私蓄说：“这是我的私房，你藏着，防防荒，千万别给阿楠知道。”她又当着儿子的面，把房契和一个银行存折交给宛英，对儿子说：“你的留学费是从你爹爹给我的钱里提出来的，宛英的首饰，也都贴在里面了。这所房子是用你爹爹给我的钱买的。宛英服侍了我这许多年，我没什么给她，这所房子就留给她了。存折上是你孝敬我的钱，花不完的，就存上；没多少，也留给宛英了。”“留给宛英”是万无一失地留在余家，因为余楠究竟是否会“有啥”，老太太也拿不稳。
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余楠不客气地把钱收下说：“我替你经管。”其实宛英经常出门上街，对市面很熟，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也有她自己的道路。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
宛英料定余楠这回是要和胡小姐结婚了。据他说，“老板”报酬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共产党就要来了，他得趁早逃走。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叫爸爸别慌，他只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宛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因为他偏宠女儿，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从不听妈妈一句话。余楠说，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反正家里的生活，他会有安排。宛英明白，余楠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宛英的那所房子上。不过，她也不愁，她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可以“防防荒”。两个儿子对她比对爸爸好；女儿如不能出国，早晚会出嫁。宛英厌透了厨娘生活，天天熏着油气，熏得面红体胖，看见油腻就反胃，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她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
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宛英的失望简直比余楠还胜几分。这会影响余楠的出国吗？她瞧余楠惶急沮丧的神情，觉得未可乐观。他连日出门，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
黄金、美钞、银元日夜猛涨，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蜂那样闹哄哄的乱。宛英忍耐了几天，干脆问余楠：“楠哥，你都准备好了吗？要走，该走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
余楠长叹一声，正色说：“走，没那么容易！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你准备和我离婚吗？”
宛英不便回答。
余楠说：“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骗我和你离婚的。”
宛英说：“你别管我，你自己要紧呀！”
余楠说：“可是我能扔了你吗？”
宛英默然。她料想余楠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
她不说废话，只着急说：“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余楠对宛英只说人家请他，他不愿去；宛英虽然知道真情，也只顺着他说。
余楠满面义愤，把桌子一拍说：
“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确实说了真话。
宛英凝视着余楠，暗暗担忧。她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她究竟还是个主妇，手下还有杏娣和张妈。如果和楠哥一起讨饭，她怎么伺候他呢？
余楠接着说：“共产党来也不怕！咱们趁早把房子卖了，就无产可共。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小本经营，也不是资本家！再不然，做叫花子讨饭去！”
宛英忽然记起一件事。二三月间，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余楠到北京工作。余楠当时一心打算出国，把信一扔说：“还没讨饭呢！”宛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她又厌恶上海，曾捡起那封信反复细看，心上不胜惋惜。这时说起“讨饭”，她记起那封信来。她说：
“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你好像没有回信。”她迟疑说：“现在吃‘回头草’，还行吗？——不过，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姓丁的是谁呀？”
余楠不耐烦说：“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呀？”
宛英是余楠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鹁子胡同文学研究社”。
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
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
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下面几行是“……信，谅早达。兹定于下月底摒挡行李，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
电报没有退回，但杳无回音。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她越等越着急，余楠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余楠又发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
宛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
余楠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
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宛英如在梦中，对楠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