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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这里，毛主席对严复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代表之一，是当时的先进的中国人。这也是对严复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严复（1854—1921）的一生中，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太平天囯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严复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戊戌政变前。那时候，他向西方寻找真理，宣传维新理论，但到戊戌政变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他就逐渐转向保守了。要了解严复从先进转向保守，就得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受外来侵略的开始。到甲午（1894）中日战争，清朝的陆海军溃败。下一年，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赔偿巨额军费，割让大块土地，帝国主义各国又对中国进行大量企业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使中国更其半殖民地化。接着，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划定东北，德国划定山东，英国划定长江流域，法国划定西南，日本划定福建，瓜分之祸迫在眼前。当时国内爱国人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认为清朝的专制政治非改变不可，提出变法的要求。由于国内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他们还要求发展工商业，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对待这两个要求，在国内各阶层中主要表现为不同的三派。
一派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他们代表地主官僚的利益，要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他们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会破坏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封建机构，所以具有排外心理；但他们更害怕革命会动摇他们的封建统治，便勾结帝国主义来进行镇压，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一派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代表地主官僚和买办的利益。他们和顽固派一样要保持封建统治，要勾结帝国主义来镇压革命。不同的是他们更富有买办性。他们不排外而媚外，他们热心于练新军，制造枪炮，筑铁路，办机器厂，来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这两派都反对变法。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即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要求改变封建统治机构，改变专制政治为君主立宪。他们是变法的积极倡导者。
严复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积极介绍者，是维新运动的鼓吹者。他曾经勇敢地攻击顽固派和洋务派，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宣传民主思想，大声疾呼地提出救亡图强的主张，所以在戊戌政变以前，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的先进表现在哪些地方呢？范文澜同志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里说：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改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这里指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思想解放上所起的作用。就这方面说，严复比起康有为来还要进步些。严复对于清朝统治者所选择的一整套封建毒品，进行猛烈的攻击。像上文所说，康有为“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这种方法是并不如何进步的。因为在陆、王和今文里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学校和策论也并不如何进步，用这种方法来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免不了武断，免不了牵强附会。这是因为当时的康有为没有到过西方，没有读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著作，只能这样做。
严复就不同了，他是英国留学生，在留学时期就研究资本主义思想，读了不少资本主义经典著作。因此，他的攻击清朝统治者的封建毒品，是用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作武器的，这是他比康有为进步的地方。严复在《救亡决论》里猛烈地攻击八股，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又说：“夫数八比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把国家的衰弱危亡，归罪于八股。接下去对程朱理学、古文经学都否定了，指斥它们为“无用”“无实”，“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他不光攻击程、朱，还攻击陆、王心学，指斥他们“师心自用”，“向壁虚造”，“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这比康有为的尊崇陆、王来就进了一步。他拿来攻击一整套封建毒品的，是西方的进化论。他在《原强》里，一开头就赞美达尔文，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探源》一书，“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他是第一个把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最先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给国人敲起国家危亡的警钟，在国内的思想界引起了震动。康有为称他是“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就思想解放说，严复还有比康有为更激进的，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制度。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尽力提倡的是：“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他对于民权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于时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同上）严复却在戊戌维新前三年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表《辟韩》，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他说：“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诋为“大盗”，斥为“尤强梗”“最能欺夺”，把君权神授说斥为“大盗窃国”，这些，可以说是谭嗣同“仁学”发表以前（《仁学》出版于谭嗣同死后）对君主制度所作的极猛烈的攻击。
严复在《辟韩》里还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对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说：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
后来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在《仁学》卷下里谈到了君主的起源，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这几句话跟严复的论点完全是一致的。在当时，这种理论有力地冲击了君主承受天命的说法。
严复还用中西事理作比较，有力地用资本主义思想来抨击封建思想，宣传他的变法救亡的主张。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在这里，他要用力今胜古来反对好古忽今，用进化论来反对循环论。他又用西方的自由来和中国的恕与絜矩（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等）相比，认为“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又总论西学的命脉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这里，严复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来代替封建的思想的。
在《原强》里，他对西方的学术政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严复是要用自由、平等、自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专制政治。在《救亡决论》里他又非常自信地指出要救中国一定要学西学，主要是格致，即自然科学。在《原强》里他更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已经提出要用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了。所以蔡元培说：“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说下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严复还抨击了当时当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他指斥顽固派“苟利而自私”，“不睹西洋富强之效”是“无目”，“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是“狂易失心”！指斥顽固派的贪恋权势，反对变法，“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论世变之亟》）。又刻划他们的顽固道：“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救亡决论》）从而指斥他们的误国殃民，斥为没有羞恶，斥为狂悖。他又反对洋务派，认为中国好比病夫，洋务派的举办洋务好比要病人从事跳高跳远的激烈运动，“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原强》）。他又指斥洋务派的无知，说：“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译〈天演论〉自序》）
在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中国都还在封建统治之下，严复能够有这样的观点和见解，是颇为特出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的思想从先进到保守，主要是由于时代变化了，而他仍保持原有的观点，甚至是后退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拥戴德宗来变法，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康、梁逃亡国外，德宗被幽禁，维新党人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改良主义者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严复不是在戊戌政变后才后退的，在戊戌维新时就后退了。他的具有进步作用的翻译《天演论》和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是在戊戌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写作的。就在这些著作和翻译里面，进步的和保守的思想同时并存，不过对于当时中国的情况说来，它们的主要倾向是进步的，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的。
其中所包含的保守思想，主要为庸俗进化论。严复接受了英国的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像动物机体一样服从生物学规律。达尔文正确地解释了物种的起源，却误信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生物经常生殖过剩，而食物供给有限，为了生存，就发生种内斗争。达尔文又否认有机界发展中的飞跃。斯宾塞用这种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来构成一种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符合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又根据有机界没有飞跃的理论，认为社会只能渐渐进化而不能有飞跃和革命。
严复在《天演论》导言三《趋异》的按语里就宣传了这种理论。他先引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于是感叹道：“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美）、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必虔刘朘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严复在这里就用人口论说明物类的种子极多，由于养料不足，能生存的极少，用来说明种内斗争。再用这种理论来说明美、澳两洲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养生之物有限，是由于“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这里，就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种族是优越的，其他民族的种族是劣下的。这样，就使他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跟洋务派接近，而跟反帝精神距离反而远了。
在《原强》里，严复又宣传社会进化只有渐变而没有突变的理论。他说：“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根据这种渐变论，认为根本问题不在政治而在于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所以说：“是故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并且明确地说：“甚矣，徒政之不可与为治也！”那么当时国内的民力、民智、民德又怎样呢？“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种理论也是从斯宾塞来的。斯宾塞说：“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按照这种理论，那么不仅突变的革命要反对，激进的变法维新也不免“期之以骤”了，主张君主立宪未免跟民力、民智、民德都大大衰退的情势不合了。但就在《原强》里，严复又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又坚决地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了。
这样看来，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从事翻译和发表论文时，他的思想里既有进步的成分也有保守的成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主张用资本主义学术思想来代替封建思想，主张用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专制，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一面。认帝国主义为优胜，主张渐变而反对突变，主张从提高民力、民智、民德入手而不赞同从政治入手，这是具有保守性的一面。当时候，他的主要影响在前一方面。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却向后退了。这表现在下列各点上：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引严复的话，说先要有胚胎，才能发展成物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则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梁启超驳他道：“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二，光绪二十三年，严复发表《中俄交谊论》，说：“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前，严复发表《上皇帝万言书》，提出治标三策：联各国之欢，结百姓之心，破把持之局。还有治本四策没有写出来。他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吴汝纶戊戌二月《答严几道书》里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陵夷，万物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是治本四策中有选举和地方自治，吴汝纶劝他不要写，他因此就写不下去了。这比起《原强》里勇敢地提出议院和地方自治来，就很不同了。
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从提倡君主立宪后退到反对君主立宪，可能是受下列各种影响。第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了严复的《辟韩》，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看见了，认为洪水猛兽。当时严复几乎遭到不测之祸，经人疏通才罢。张之洞还是叫屠守仁作了篇《辨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痛骂严复。严复在这件事上可能感到洋务派压力的重大，从此收敛锋芒，开始向后退。第二，当是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在作祟，认为社会进化“不可期之以骤”，于是对于激烈一些的言论就发生害怕，倾向后退了。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二十六说：“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仆尝寓书戒之，劝其毋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可见严复看到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言论激进，就害怕了。第三，严复最佩服吴汝纶，吴汝纶对于“乡举里选”、“土著为吏”都不赞成，严复听了他的话，连《上皇帝万言书》也写不下去了。严复的后退，可能跟他的影响也有关。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里，严复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他是用翻译来表达他的政见的。严复这时期出版的翻译书，主要有《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他在《原富译事例言》里说：“且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为是，行祸也而相以为福。祸福是非之际，微乎其微，明者犹或荧之，何况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其所亡失者已无艺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这是反对当时激进的言行，劝那些有激进言行的人去埋头研究科学。他在《群学肄言序》里说：“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这里反对立宪派想靠变法一下子富强起来，又反对革命派的破坏封建统治，劝他们放下立宪和革命去研究科学。这时候，他一变过去的赞美立宪而为反对立宪了。他在《群己权界论序》里，认为自由之说，使得“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他已一变过去的极力赞自由，而要用这本书来作补救了。他翻译《社会通诠》，认为社会的进化分成图腾、宗法、军国三个阶段，把民族主义归属到宗法这一阶段，因此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说它是属于宗法阶段的民族主义。他说：“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社会通诠》案语）那完全是反对革命了。这样看来，严复这时期的翻译，目的在反对立宪和革命，所以总的倾向是保守的。
不过就他这时期所翻译的书说，像《原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法意》是奠定近世资产阶级法学基础的巨著，再如严复翻译的《名学》（逻辑），在当时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严复生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那一年（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1854），是福建侯官人。他在求学时名宗光，字又陵；做官后改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十四岁时，父亲严振先去世了，家境贫困，无力就学，便去投考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他正迫切地感到遭逢父丧的痛苦，于是“成论数百言以进”，他的文章受到办理福州船厂的洋务派著名人物沈葆桢的赏识，考了第一名。在船政学堂里，学的功课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航海学等。十九岁毕业，成绩为最优等。毕业后，派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第一年，他在建威船上，曾经南到星加坡、槟榔屿等地，北到直隶湾、辽东湾等地巡视。第二年，派在扬武舰上，巡视黄海并到日本访问。扬武舰到长崎、横滨各地时，聚观的有几万人。第四年，日本勾结美国侵略台湾，严复跟着沈葆桢坐扬武舰到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约一个月完毕。
1877年，严复二十四岁，奉派到英国留学了两年。先进抱穆士德肄业，后进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高等算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当时郭嵩焘任出使英国大使，跟严复讨论中西学术政制的异同，往往日夜不停。郭嵩焘曾经写信给清廷的大臣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这说明严复在英国留学时，他的注意并不限于所学习的功课，而是扩大到中西学术政制的异同上去了。
1879年（光绪五年），严复二十六岁，留学毕业，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他去任总教习，实际上是担负了总办的责任。他直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才升做总办。他在水师学堂里前后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他才离开。
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的上一年（1879），日本变法图强，吞并我属国琉球。严复既不相信李鸿章的办洋务可以强国，又看到了清朝政治的腐败，很悲痛。常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络住）我如老牸（母）牛耳！”这种不满洋务派的激烈言论，使得李鸿章很不高兴。
严复既不满于洋务派，在洋务派手下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抱负，就想另外找一条出路来贯彻他的主张。他就努力钻研八股文，想从举人、进士、翰林而到达公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在三十二岁时捐了一个监生，回福建参加乡试，三十五、三十六岁时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四十岁又回福建参加乡试，都没有考取。这条路也走不通。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危亡逼在目前，他受了这种刺激，次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强烈地宣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这时候，他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第一个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他要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教国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只有发奋图强才能自救，否则就要被淘汰，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这时期，严复除了发表政论和翻译外，还有下列三件事跟维新运动有关：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严复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这是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的机构。二，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旬刊），主要是通中外之情，提高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企图有利于推行变法维新。它跟梁启超主编的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都是当时宣传维新最力的报纸。三，王锡蕃推荐严复通达时务，德宗在百日维新中召见他，问他对维新的意见，问他办报的事，问他写的文章，要他把《上皇帝万言书》抄呈。政变后，通艺学堂归并到京师大学堂，《国闻报》被封禁，严复仍在水师学堂任总办。他没有被逮捕或撤职，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他跟当时洋务派的人有联系的缘故。
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即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这十三年中，严复的生活是比较不安定的。1900年义和团起义，严复慌忙地避到上海去，从此脱离水师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又到北京任编译局总办。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帮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又到北京做审定名词馆总纂。这时期他还担任过别的职务。但这十三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他翻译的书有：
亚丹斯密：《原富》 1898—1900年译
约翰穆勒：《自由论》，后改《群己权界论》 1899译
《穆勒名学》 1900—1902年译
孟德斯鸠：《法意》 1900—1905年译
斯宾塞尔：《群学肄言》 1898—1902年译
甄克思：《社会通诠》 1903年译
耶芳斯：《名学浅说》 1908年译
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到1916年，即袁世凯做大总统到盗国死去的五年中，严复是在袁世凯手下讨生活。1912年，袁世凯任命严复做京师大学堂校长，不久辞去。1913年，袁世凯又请他做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召开约法会议，他是约法会议议员。同年成立参政院，他又是参政。因此，1915年，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派杨度发起筹安会，表面上是讨论中国国体适宜于君主还是共和，实际上是给袁世凯做皇帝制造理论根据。严复也被杨度拉为发起人之一。
从1917年到1921年，他经常患哮喘病，直到死去。在袁世凯死后，他跟北洋政府关系已很少。这期间，主要是养病闲居。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能使他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反而使他走上复古的路。他说：
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与熊纯如书札》节抄第五十九）
这种复古思想，使他反对当时的五四运动，显得颇为保守了。
结合严复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文。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严复在戊戌政变前的贡献，主要在他的政论散文和翻译，所以先谈他的散文。这里的所谓散文，主要是指政论。在古代的文学论里，政论一向认为是散文的一个重要部分。章学诚《诗教上》说：“《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这是说像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辨亡论》，都陈述前代的得失，可以作后世鉴诫，具有“诗人讽谕之旨”，“情深于诗骚”，符合现在所谓文学的要求。
现在讲文学主要是在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那么这类政论的形象性又在哪里呢？这类政论既符合于诗人的旨趣，“情深于诗骚”，那就可用诗的形象性来解释。有些抒情诗直接抒写作者的情思，并不描写人物形象。我们从这些诗里可以接触到作者的精神面貌。因此，这类诗，实际上是以作者的精神面貌作为诗的人物形象来感染读者的，这就是这类抒情诗的形象性。上述的政论也是这样。这类政论的作者是有为而发，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精神面貌，就像我们从抒情诗里体会到作者的精神面貌那样，这就是这类政论的形象性，所以是“情深于诗骚”，具有感人的力量的。严复的政论是有鉴于国家的危亡而发，他的话抑扬往复，反复申说，警醒国人。从他的政论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爱国心，他鉴于国家危亡的忧惧，他对于顽固派的愤慨。他的政论反映出他的精神面貌，是有激情的。
严复的政论散文，最主要的是在戊戌政变前，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这四篇的思想性，在“先进的中国人”一节里已约略谈到了。我们读这四篇时，还接触到作者激动的心情，体会到当时国家和民族处在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像《论世变之亟》，一开头就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终于“心摇意郁”，充满着痛苦的忧急的心情。他还描写顽固派的心情说：“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揭露顽固派的丑恶面目，显示出对顽固派的强烈憎恶。又像在《原强》里说：“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情辞是非常迫切的。“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看到国家的危亡，大声疾呼垂涕而道的心情，是感人的。严复又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来解除有些人的错误认识。作者的精神面貌，一些不明世界大势而有爱国心的人士的精神面貌，从这里都可加以体认。此外，他还用了不少形象性的比喻。像在《论世变之亟》里写封建统治者用科举来笼络人才，说：“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再像感叹当时人的没有先见之明，说：“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对顽固派的想违抗世界潮流，阴遏维新，将要激成变局，用水的“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火药的“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来作比。在《原强》里，用砖的坚实方整可以把墙砌得牢固平正作比，说明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些，正是《文心雕龙·论说》里所谓“喻巧而理至”了。
总之，我们在严复的政论里面，接触到他的激动的爱国热情，深切感到他对于国家危亡的忧惧。就是在《辟韩》里面同样具有这样的激情：“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㤭，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所以，我们在这些政论里，可以体认到一位先进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情深于诗骚”的。
戊戌政变后的严复的散文中，这里选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是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倾向的。这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发表的。从这篇看，他当时的思想跟洋务派还是不同的。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这段话驳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还是有力的。这时候他提出的变法主张说：
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创垂，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他看到变法要去旧染，还要别择好的来保存，否则新的也无法巩固。这样是看到变法的复杂性了。他还寻求积极救国。他说：
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沉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宁可抛弃“父祖之亲，君师之严”，却去师法“夷狄禽兽”，情辞这样迫切，就是为了要挽救国族的危亡。
严复的散文，吴汝纶赞为“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丙申《答严几道》）又赞美他的《上皇帝万言书》说：“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文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馀子耶！”（戊戌二月《答严几道》）又赞万言书的文章道：“其文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戊戌七月《答严几道》）这是对他的散文极其推崇的说法。
章炳麟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严复的文章说：“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这里对严复的批评跟吴汝纶的赞美相反，说明章炳麟跟吴汝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章炳麟是革命派，对于严复的反对革命自然要进行严正的抨击。吴汝纶是赞成改良而反对革命的，自然跟他气味相投，备加推崇了。
这样，章、吴两人都是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严复的文章的。于是对于同样的文章，吴汝纶赞为“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章炳麟评为“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严复的政论，是用反复申说来使人信从，这就是“往复”，就是“回复之辞”。他的政论是有激情的，文中时常夹杂着感叹的话，这就是音节的“顿挫”，也就是“载飞载鸣，情状可见”。这种政论，要是具有先进的深刻的内容，就可说是“深美可诵”；要是缺乏这样的内容，徒具形式，只保存辞语的往复和音节的顿挫，那就跟八股文相似了。因此，我们对于严复的散文，还应该根据它的内容和时代，再来给以分别的评价才是。
严复的诗结集成《瘉壄堂诗集》。“壄”就是“野”，野是鄙野，瘉野是瘉愚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里是以瘉愚为急务的。严复在当时学术界上的影响，最大的是翻译，其次是政论，他的诗影响并不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的态度来。
在《送陈彤卣归闽》里，写出了他对洋务派的态度。“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时他在李鸿章手下做水师学堂总办。这样说，见得那班洋务派是并不了解他的。不光不了解，“举世相视如髦蛮”，还把他看作异类。洋务派对于辛苦培植出来的人才，却这样对待。这里反映出他对洋务派的不满情绪。
他对戊戌政变的态度，表现在《感事》、《哭林晚翠》、《古意》里。《感事》里，他以戊戌六君子为贤才而被杀害，以德宗为“求治翻为罪”，指出政变的黑暗，“燕市天如晦”。《哭林晚翠》里，称林旭为英才奇才，以林旭的被杀为沉冤莫白。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跟梁启超分别前，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谭嗣同传》）当时维新志士是确有牺牲精神的。在这里，严复热爱维新派，憎恨反动的顽固派，态度是鲜明的。
严复论诗，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又说：“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应该跟着时世的不同开出新的光景，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或做宋诗。“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天授，着眼沉郁兼顿挫。”入手的时候凭着各自的爱好似乎没有什么害处，只要在发展中着眼在沉郁顿挫就行。讲沉郁，要求内容的深厚；讲顿挫，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譬彼万斛泉，洄洑生微澜。奔雷惊电馀，往往造平淡。”微澜是从万斛泉源里来的，平淡是奔雷惊电后的境界，就是微澜和平淡，它的蕴蓄也是这样深厚。“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以沉郁的内容、顿挫的音节，而诗中有人，这就是严复对诗的看法。（以上引文见《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及《说诗用琥韵》）
不过严复的诗就它的创作成就说，并不能达到他所提出的要求。要沉郁顿挫需要有深厚的内容，这跟高度的思想性和重大题材有关。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才能有杜诗的沉郁。在这方面，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是突出的。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当前国家的重大事件，从这些事件里表现出他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严复的诗除了对戊戌政变有所反映外，对于其他重大事件就缺少反映，因此，他在诗的成就和影响上就不如政论了，内容的深厚也就差了。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比较朴实，叙事抒情比较真切，不做作，不浮夸。但也有用意深隐，运用《楚辞》中的神话故事，带有浪漫主义的手法的。如：
山阿有人从文狸，云旗昼卷声綷䌨。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丘无女日将暮，十二巫峰空黛颦。（《秋花次吕女士韵》）
这样的诗，在他的诗集中是个别的。他的诗，还是以朴实的写实为主。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