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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讲话

各位先生,同志,朋友:

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我是一个在历史博物馆 工作了三十年的,我们同行吧!还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但事实上东西越来越多,我的底子又很差,实在说做到现在还不及格呢。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来向各位学习,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是全国有名的,又是我的老乡。我是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年了,可是我的情感,我的兴趣,多半还是集中在家乡的一切。

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到本地的破烂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兵,前前后后转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来来去去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屈原还没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过了,那就是乡下。所以我对沅水的乡情,感情是很深的。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写的多半也就是家乡的事情。

我对家乡新的事情知道的还是少,比较少,知道的还是过去的。关于比较下层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纤手,小码头上的人事我比较熟悉。但是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落后吧!所以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大约有十三个教授级的,我们在一块。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家谈到学习时都坐下来学习,我一天就泡在陈列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对文物没有一点儿知识,有兴趣没知识,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应当好好地学。因此有个很好的机会,每一次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我都要参加,从开始展览一直到关门,我都参加。什么辉县的、郑州二里岗的展览,安阳的展览,麦积山、炳灵寺的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文物展览,我都参加了。特别是敦煌艺术展览,我待得特别久,前后差不多一年。我的基本常识就这么点儿。所以刚才讲我是专家,绝对不能相信的。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主要原因就是东西越来越多,来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岁了,又转业了,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怎么是历史所呢?我历史又没有底子,我主要是文物的常识,所以到这里很显然也做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得到大家的帮忙,特别是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的王㐨同志的帮忙,才起始把六四年着手的一本通俗性的、关于服装发展同衍进的图录勉强完成。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学习和补充我们没有的知识。到这里以后,得到侯局长、高馆长及各位领导热心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两位老师——高先生同熊先生十分耐心地陪着我来看,一件一件来学习,我这里深深表示感谢。

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我要谈的不是服装,服装大家比我知道得多,我要谈的是一个工作方法。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对头了,那么说服力就强;方法不对头呢,就不容易解决问题。

服装这个问题,是个最麻烦的问题。因为历史久、时间长、民族多,搞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我们做的现在也只是个开端,是个试验性的。这个试验的方法,大概同日本的专家原田淑人相比呢,有一点儿不同。

外国学者多是从《舆服志》着手,《舆服志》有它的好处,就是它都写清楚了,但是有它的弱点,都是写上层社会的。而且像《唐六典》、杜佑《通典》提到绸缎,但是绸缎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相信你让一些学历史的具体地谈一下呢,他又不知道了。我记得一个故事,前不久,十多年前一个朋友,是国内的历史专家,写了一部战国史,大家公认写得很好,但是到选插图的时候,他临时到历史博物馆来找几个不太相关的插图,原因是什么呢?学历史的按照习惯呢,是不大看得起文物。

对我们学文物的人来说,要懂历史,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假定中国有二十五史就够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年地下埋的不止二十五史,二百五十个史。很多历史上说不准的,都从地下得到解决,提出新的解释。历史上讲得模糊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很新的启发。不管是哪一方面吧,现在越来越多地,把我们文化史的时间提前了,延长了。

以楚国为例,按照金石释家来说呢,好像都是衣衫褴褛,贫穷得一塌糊涂;吴、越嘛,就是断发文身,野蛮得可观。按照现在挖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那么说,商代以后,最能够接受楚文化的可能是湖南。这个提法当然历史学家是不承认的,但是搞文物的呢,一大堆东西摆在那儿,你不能不承认。至少是我们商朝的发展,从文物上看来呢,楚国地下出的东西最能填补空缺。

博物馆的工作者有新的责任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因为我学了几十年这个东西,现在有机会得到党的鼓励。周总理提到每次出国访问,都有人请他去参观服装博物馆。他就问王冶秋同志,还有齐燕铭同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一个。人家都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一套东西,拿去送点儿礼?王冶秋听到就讲,这个容易办。

据我们估计大概是不容易办的。从商朝出土的人俑就有好几十个了,西周的比较少点儿,战国是一大堆。当时秦墓的俑还没有出来,但是楚墓的俑已经可以提出许许多多新问题。加上许多铜器中间,有水陆战争的、采桑的、跳舞的,铜器上刻的不断地出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可以有许多印象,特别是信阳二号楚墓,他们刚刚挖的时候我去参加,同陈大章他们去参加。看乐器的清理,就晓得一些很新的问题。所以说博物馆的工作者有新的责任,有新的工作可以做了。

但是因为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这个工作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远远地落后。再一个原因,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大学教我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

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一到上面去,任何陈列室,我就曾一点儿不知道,什么仰天湖的竹简,二里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机会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厂,我记得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参加“三反”“五反”反关于古董业的问题清点。当时北京有正式挂牌的一百二十八个古董铺,我大约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个古董铺,就是珠宝、皮毛我没有资格看,其他的关于杂文物类的东西我几乎都看到了。这个时候我长了不少的常识,我就总觉得——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

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

有个机会凑巧,当时的庙里有大量的大藏经 出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多半是织金锦做面子,早的早到永乐三年,晚的晚到雍正十三年,一般多半是万历二十五年。我曾经做过记载,谈到织金锦的年代问题和它的用途。我们知道,元朝大概前后一个世纪中间,大量织“纳石矢”,就是波斯的金锦。但元朝被消灭了以后,这个名词也消灭了,都不知道“纳石矢”是个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有机会去理一理,特别是近代这个东西是忘不了的。

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他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很有趣味,说他们内部打仗的时候,七十万人打仗,用织金做锦缎,延长了好几里路。还没打仗以前,大家弹二弦琴唱歌,到交锋的时候,每一个人射六十支箭,射完了再动手,一天工夫就解决战争。我看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是完全虚空的,就是小说家一定也还有些证据可以探索的。

结果我就有机会看了几部明朝大藏经,一般多是五千多本,六千总编号的。恰好北京有个习惯,一些很小的庙里,凡是敕建的,差不多都有大藏经,像潭柘寺、戒台寺这种地方,就更多。所以我就用这些机会,看了几部藏经。最近外面传说我看完了多少藏经,其实我只看了藏经的封面,内容我没有机会看到。也不是没有机会,因为我看不懂。除了写经的故事,像《本生经》啊,《九色鹿经》……这些我看过,其他非故事性的,纯理论性的我看不懂。但是我有机会从大藏经里得到许多有关锦缎的知识,我才初步地理解,我们凡是没有的,从上下四方去求索,可能得到一些东西,做些比较材料。

按照习惯,比如说波斯金锦应当是捻金的。我们知道锦缎上加金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切片、切丝丝,康熙时代切得像头发丝似的;再一个是裹在线外的,叫做捻金。按照织的来说,论捻金的数量来说,清朝它叫纽,切片子织金的叫明金、片金、缕金,花纹不全面的叫间金,中间夹杂金,全名叫浑金。

记载上提到,宋朝关于用金的技术有十八种,《燕翼诒谋录》同宋朝纪史上面一共提到十八种。到了明,胡侍撰《真珠船》,提到中国用金有三十八种。所以我们知道金工的发展是相当广阔的。但是金子在首饰方面不易保存,因为它变成了货币价值的。织金织物按照佛教的习惯保存得非常之好,完完整整的。比如定陵发掘的时候,一百七十件衣服,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锦缎。这个锦缎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凡是刘若愚《酌中志》上提到的当时锦缎样子,上面都有。而且是用元朝的制度方法,讲不是多少尺,而是多少派 ,现在苗乡还在用,就是两手向外拉开。定陵锦缎的名称,用的全名称,什么什么八宝云,很长的名字。上面还有每个织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进贡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黄棍棍,让人方便可以拿来核对《天水冰山录》严嵩抄家的那批锦缎。现在我们谈到锦缎,总是这两个材料。因此我们向上去推,就知道我们所见到的这几万锦缎,中间有许多花纹,不仅有唐、宋的,还有更早的,这是我们从大量的实物中间得到的小小的结论。

尽管得到的很少,但是提给我们一个新的问题,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决。所以这几年的结果,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里新的发现,给我们的帮助更大。比如说,湖南这批锦绣出土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一般都只晓得美丽、精细,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以外,其实提到许多另外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我们过去只估计到,印染的问题,大概是秦汉之间出现的,这次就帮我们证实了。

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另外一个更深的,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按现在的说法,多半以为是三国时的马钧 ,多半是根据《扶风马先生传》提到的他改良织机。从实物上看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个锦缎衰落期。凡是锦缎生产衰落的时候,就同经济特别有关。由于战乱、经济关系,这个时候不可能发明,没有需要发明,不可能参与。这个东西在《后汉书》里放到《方术列传》,属于传说,像华佗。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锦缎改良大概应当是从规矩的花纹,转到不规矩的花纹,从比较有规矩的套色提花方式,转到五彩缤纷的方式。结合文献说,应当是在汉武帝时代。因为现在我们从西北发现最著名的锦缎,它上面有“登高明望四海”,还有“长乐未央”“长乐明光”。我们知道“长乐”“未央”“明光”都是秦汉宫殿的名称,就很容易知道,这个东西上限不会出秦始皇,下限不会过汉武帝,就产生了。

更重要的是“登高明望四海”这个锦,更能够证明我们推测的可能性——不是可靠性,是可能性。为什么呢?他讲“登高明望四海”,很明显就是皇帝做了真命天子,上泰山封禅的结果,登高明望四海嘛。

现在呢,长沙出土的这批锦缎,特别值得注意。花纹还没有自由到刺绣的效果,规矩花占的比较重要,这就可以排除了秦始皇时代改的。汉朝设了“织室”,由东、西织室合并成一个,有一万个官奴婢参加生产,而且每年大量到西北送给匈奴君长,动不动一万多匹。丝绸之路一通,出去的更多了。所以说锦缎很可能是在汉武帝时代改的。

而且锦缎反映的也是这个时代。因为在上面看到花纹有羽人、鸟兽在山林树间奔跑。这个很明显受了两个影响:一个是游猎影响,《长杨赋》《上林赋》的影响;一个是《封禅书》“海上三山” 的影响。特别是把这个东西,结合西汉汉武帝时代前后的出土博山炉的花纹,比较起来看,大概也可看出织锦改良,大概是汉武帝时代占多数,大概不会太错。

再有一个新问题就出来了,长沙马王堆刺绣超过了锦缎,刺绣活泼的地方超过锦缎。但现在得到西北的刺绣,到东汉反而掉下来了。锦缎上升了,刺绣下降了,它有个联系。因为刺绣历来说齐国衣履天下,锦是出自襄邑。锦缎的提高,使刺绣下降,乍一说来这是有点儿荒唐,不大可信,可是知道得多了,这是必然的问题。因为刺绣加工非常复杂,到锦缎能够代替复杂的刺绣加工,形成五色斑斓的效果时,刺绣一般被当成商品生产,必然是掉下来了。等于机器工业一起来,印花布一起来,我们的土花布就掉下来一样。现在从比较上看,这个提法大概是可信的。我们就用这一点儿知识,来试把服装的问题探索一下。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没有第二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最主要的是西汉时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的——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最近朱檀墓 的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穿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特别像唐朝,现在我们在画上,也有许多有问题的。过去我们不清楚,人云亦云,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有些画可以做些新的肯定,或者提出新的怀疑,可供绘画的专家作参考。最出名的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都以为是南唐,韩熙载政治上不满,他就在家庭荒宴,李后主就派顾闳中悄悄地跑到他家里,观察他的情况,画出来了。

都指《夜宴图》是五代的,这好像是众口一词的。特别是我们兴的办法,凡是权威定了的,或是出国了的,或是国家收藏为一等品的,谁都不能否认。等于乾隆写个诗在上面,宋徽宗题个字在上面,那就谁都不敢否了。

这个画我前后看了六个不同的本子,现在故宫这个应该叫做清洁本,就是把那些猥亵的地方都清掉了。而且这个画从制度上看来,画的年代稍微晚一点儿,至早到南朝投降以后,宋太宗时画的。因为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元年,有一个命令,《宋大诏令集》正式提到南唐降官,一律服绿,即南唐投降的官一律只准穿绿色,其他颜色不可。淳化时按规矩恢复,这个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上也提到。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画,所有的男的都穿绿的。所以从制度上我们做个新解,从制度上来看这个画,可能是北宋初期画的比较合乎实际。

特别是从另外一个资料上看,按照宋朝新立的制度,凡是闲者诸人,即不做事的人,都要“叉手示敬”。《事林广记》中提到,什么叫“叉手示敬”呢?离开胸前三寸,凡是闲着的、晚一辈的、低一级的、没有事做的,都要用这个方式表示恭敬。所有闲着的人都这样,这是宋朝的方式,一直到元朝还流行。这里面还有一个和尚也不忘这个规矩,更增加了这画是宋太祖至宋太宗时期产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不承认。我们的专家是最怕用另外一个唯物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总是把矛盾上交,会以名家留传有序、乾隆作诗等方式不通过,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不大妥的。

还有第三个材料也证明这个画是拼凑起来的,甚至于是不大懂这个制度以后拼起来的,就是男人的衣着。我们知道唐朝“马周典仪”,还有长孙无忌,他们定服制以后,皇帝及各等级衣服,除朝服以外都穿圆领衫子,无例外,宋朝也还穿圆领衫子。朝服穿大袖宽衫,上下都一样。最低级当差有不同,是开衩,做事方便,把衣服提起来。但谁也没注意到唐、宋的圆领完全不同。不仅是幞头的式样不同,唐初是前倾,五代是方正,慢慢地宋朝才变成平翅幞头,这个过渡期就在五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唐朝圆领即是圆领,没有别的。但是宋朝到元朝都有个衬衫,从大量的壁画上都可以证明这是宋朝制度,这个衣服在宋朝是普通的。再一个东西更重要,证明他这个画是拼来的,就是身上悬一个“帛鱼”,这是唐朝初年的制度,同蹀躞七事混在一块的。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提到,帛鱼是用手巾结成一个鱼形,象征鲤强,李氏王朝强盛。到了武则天时又取消了。武则天过去了以后又恢复。但开元以后又失踪了。又,这个画上,到了五代虽然讲明是李家也是“唐”,但这个方面没提到:凡是元和以后的画,从来没有发现过。特别是敦煌给我们的帮助很大。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兄弟民族,到西夏,到元朝,还用蹀躞七事,打火镰、算袋、算码子等七件。用到了封堂镇所,或者是正统派统治这里。

大概我们搞这个,就是探索、试验,从这些穿的戴的各方面比较探索来看问题的。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是编十本

这本书 我们得到社科院支援,各方面朋友,各方面同行来帮助,已初步试印。不能说是成功的,更不宜相信是什么了不得的专著,就是一个常识性的图录,充满试验的、探索的方法,提出些问题,解决些问题,主要是有待各方面的专家帮助我们把这工作搞得更好。

原来计划,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是编十本。拿到材料呢,编二十本也有条件,有大量的宋、元壁画在山西出来,辽金的壁画在西北、宣化、辽源也很多,秦俑出来,西汉初年俑出来,启发我们太多了,材料是用不胜用啊!

但是我个人快八十岁了,明年即八十岁了。看样子按照文物法令,好像到了八十就不能出国了。我到了八十不是不能出国,工作恐怕时间少了,很希望给以后的朋友抛砖引玉嘛,及时地把这项工作用唯物的方法,做一些新的试探。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新的进展。

这本书我们最先是试验排(比)材料的材料,解决问题。不按《舆服志》中的提法。

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

商朝有多少玉人,眼前是最多的,有二十多种。新出的妇好墓 有五个玉人,是崭新的材料。但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它没出土以前,我们发现很多玉人,头上包一个帕子系个纽纽,后头结个小辫子,疑心它这东西恐怕是通用的东西。故宫有两个玉人好像是王子、公主形象,特别地庄严,男女都戴。妇好墓出土的两个小玉人,虽然小,但是解决问题,果然是通用的帽子形象。

还有马王堆新出的材料,发现曲裾衣,盘绕而下的,啊,大家都认为是崭新的,是楚国人专用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说的“绕衿谓之裙”,这个“衿”字总以为是领子,注解上一再讲是衣领的领,我们也想这个领子怎么绕法呢?现在所知道的领子合领,是曲裾衣下来的,像琵琶襟的样子,绕下来就不同了。我早就因为这个问题和王㐨同志比较所有的战国材料,像金村玉人,三个玉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像现在新出土的西周的,注意车上人衣服的处理,所有的衣服都是绕襟而下的。有的是不同的从这样绕下来,有的是绕到背后下来,其实绕就是通常现象。就知道:历来文字学家注这个字的时候,是领啊?是襟啊?以为是“衣”字旁加个命令的令,恐怕还是“衿”字,衣襟的“衿”。为什么绕呢?有的说是楚国的制度,也打破了。我们从汉朝的材料看,像西安出土的、山西出土的、山东济南出土的杂技俑——因为原物在历史博物馆——看那两个跳舞的女人,也是这么绕法,七个男俑在两旁都不同的直接下来的。也证明比较早介绍楚俑的蒋玄佁所摹绘的是相当正确的,他把两种衣服全画下来了。

因此,我们理解古代另外一个问题“衣作绣,锦为缘”,衣是绣花,织锦作为衣缘。这个问题解释较单纯,现在因为这个材料被发现多了,我们才进一步知道,绣衣底料经常是在轻容绡上,薄纱绣,薄极了。这个衣服旋转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厚重的边缘作骨架,它就不能走路,走路就裹起来了。你看印度人走路,不就是裹起来吗?包括鞋子的式样,早先是双歧履,后来是两歧履,最后是兀头履,圆的。到了唐代变成高墙履、重台履,这都是同应用有关系。衣服长了,像永泰公主墓壁画那人,走路才不摔跤,不被衣服套住,都有一定的用处。

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我们从这个方面得到一些新的看法,有待于各位专家同行特别指教。一方面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总觉得商朝白陶上面纹样,及几个玉石人衣宽带,多半用连锁矩纹。这花纹在商代铜鼎上有同样的。白陶上有,白陶上还有间条子、栏杆花的。我们怀疑这不是凭空的。这花纹的来源,可能和纺织物有关系。特别是看到春秋战国时候,所有的车器,特别是中原部分的这些车器,多半是这些花纹,我们初步认为这是古代最原始的锦纹。

这后头发展双矩锦,唐朝就像镜子上说的山字镜的花纹,到了宋朝就变成了“青绿靛纹锦”,一直下来到康熙特别欢喜的“青绿靛纹锦”,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上百种。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装裱及坐垫,我们说得夸张一点儿,也许这种织锦花纹也是从楚国来的,也有这个可能。锦纹是和织席有关哎!它就不能离开竹子编织生产。现在我们知道许多花纹都和竹子的编织有关系,从那里花纹得到启发来的。这个提法可能好像很少同意的,太孤立了,冒险了。凡是衣领,边缘都是这个花纹,这个规矩花纹是织出来的。不规矩花纹往往是刺绣、绘画。但现在我们新的妇好墓上,上面已经发现刺绣,不一定是这个花纹,但是有刺绣的痕迹,附在铜器上面。新的材料帮我们证明了,侯马出土的那五个陶范,就进一步证明。特别发现商白陶上有一条子新花纹出现了,完全证明它是衣服上的纹样。要假定说白陶可靠呢,商朝白陶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条子锦的花纹,将来在商朝的丝绸上也可能发现,就是相对的云纹——两个三角形的。

再下来更具体了,唐朝花纹尽管是植物性花纹,但是多半是图案的效果。一直到宋朝,花纹多是生色折枝花,出现了仿生的花卉,一朵一朵的。宋朝绸缎这种花多。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特别是帽子的问题,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帷帽的问题。过去一直以为是幂篱,记载相传以为是白狄,或者是东胡,胡人像。这是笼统而言,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北齐北周,没有发现全身障蔽这种,发现的并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样,像观音渡戴这么个东西,仅在俑上,在敦煌画上都没发现。

帷帽正式发现是唐初。有的是比较尖的笠子,下垂裙,大家不知是什么东西。原来汉朝以来,裙边我们现在讲团鱼的,那时凡是下垂边缘的都叫裙,裙是个统称。现在新疆正式出个俑,戴着斗笠有网。按记载上说就不行了,说流行于开元、天宝间,因为杨贵妃欢喜漂亮,她们姊妹靓妆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实没有,一直下来元朝还有。

以后我们知道“透额罗”,“透”是穿透的透,“额”是额头的额。这个根据元正史上提到:窦彩春漫过常州透额罗。但是透额罗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这名词变成一个抽象的了。这就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原来敦煌壁画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开元、天宝间的,典型的两夫妇都穿的唐朝一品命官命妇的有诰封的礼服,命妇大抱鬓,花花朵朵,一切同唐代的点批制度相合。这后面几个家属,中间一群家属,中间有三个人头上有网子在额头,恰好就是这三个人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为什么呢?这个透额罗啊,很快就变了,到宋朝就变成了“渔婆勒子”,这是元朝人戏剧上用的。上头提到渔婆戴的,等级下降了,渔婆用的,一直用下来。到清朝又提高了,至少是康熙皇帝妃子,乾隆皇后,雍正十二个妃子,一大半都用。可能我的妈妈,可能在座各位同志的妈妈,都戴过,叫“勒子”,老太婆戴的,上面加个寿星,加两片玉佛顶。不追究便罢,一追究就言之话长了,原来如此。有些没有了,有些又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后来变成了实用的装饰。清朝老太婆将它变成一个实际的装饰品。特别像《金瓶梅》插图,《燕寝怡情图》,很多戴起。不但是普通的戴,现在新看到的雍正的十二个妃子也戴,样子就跟《红楼梦》中十二金钗样子一样。因此传到我们母亲这一代,现在西南的乡下可能还戴。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帷帽变成透额罗发展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事的人来从这问题上追究探索。

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

帷帽到宋代另外一个发展更有趣味。宋代讲究相生的花。唐代的花冠同宋朝的花冠是根本不同的。同样是花冠,唐代、宋代就大不相同,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比如《簪花仕女图》大家都说是周昉,没问题,至少是官定啊!专家定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不是,这花是假的,稿子可能是《贵妃纳凉图》这类旧图稿画的,头上戴的花是画蛇添足。因为画画的人,很明显是不懂这个制度,是根据唐朝《贵妃纳凉图》这类旧图稿画的。上面这个花是宋朝人的罗帛花,因为他不知道,唐朝没有这种花冠,宋朝才有这种花冠。唐朝根据《宫中图》《听筝图》《纨扇仕女图》《倦绣图》,上头都是元和时代的。《会乐图》都是元和时代的。花冠是崔莺莺时代花冠,都是小花朵套到头上的。到宋朝讲究罗帛花,生色花,男的戴,女的也戴,出行也戴。特别是《东京梦华录》提到戴花的问题,各种的,多半是插一把。看宋人杂剧图也好,《大驾卤簿图》也好,看到许多生色花都是一把杂花,戴到头上。按照记载,上有等级,看这花上看不出。

总而言之,这个画 这一点上不是唐的。因为头上的装饰,前面还加一个玉步摇,已经是完整,还画着蛾翅眉,是典型的开元、天宝装扮是没有问题的。同敦煌出土的绘画,接引菩萨上面有个女孩子,是一个样子。也同《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一女人一个样。蛾翅眉,像飞蛾翅膀的样子,加上义髻那么大抵就完整了,上面不应,再不能着花了。着花就画蛇添足了。

上面还有一个,证明更不是唐朝的了。唐朝的项圈是套在里面贴肉的,很少套到衣服外面。这个图上有一个女人,项圈不但是套到衣服外面,还是个扁项圈,这个项圈到什么地方才能发现?只有到《大清会典》图上,特别是历史博物馆藏一个《皇朝礼器图》,就是皇亲国戚的女性有爵位才戴这个东西,套到衣服外面。所以这个画呢,甚至可说晚一点儿,提到它加工的地方,甚至是清朝乾隆好事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衣服画得非常之好的,看去即如唐朝的“轻容”,轻容纱的。但是衣服画得很好,花纹却都是平铺的。衣服有转折,唐朝人不可能这么画,他们非常懂曲折的。

从这几个问题看,这画稿子也可能是唐朝开元、天宝,或稍晚周昉时代画的《贵妃纳凉图》的旧稿。但实际上这个画肯定是不懂唐朝制度的人画的。已经够完整的画,画蛇添足地再加一朵花,而且花画得很写实也是假花,唐朝不常见。所以我们从制度上看来,也可能对当前相传有名的画提出新的问题。

按照专家来看呢,特别是美术史专家,他的习惯,或者一下子不同意。说皇帝有字嘛,有题的诗呀!还有有名的收藏有皇帝的御宝在上面。实际上我在故宫别的不说,在丝绣组看,有许多相传是宋朝的刺绣,都不是。基本上全一个模式。最容易看,看穿衣服不是。所以从衣服上搞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不仅光是画的问题,还有俑上的问题,现在没有人从这方面探索。

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

像外国人一讲到马镫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许多还是相信他这个话。讲马镫是《世说新语》上提到的,谢玄有玉铁镫,还有封氏墓挖的有两个木制的马镫。

马镫产生于晋朝,实际上可能还要早。有三个材料可以把它时间提前。一个是湖南省博物馆藏的西晋的青釉俑,上面两个马都有马镫,和我们推测的一样。早期的马镫是皮圈圈,皮制的,马踏镫。再者是石寨山,大家一般提到说是王莽时代的,上面一个武士骑匹马,站在一个贮贝器上,一群牛在底下,这个武士脚下分分明明踏的是一个镀金的马镫。再上去点儿,一个战国的镜子,一个刺虎的镜子,错金银的上面虽然看不太清楚,看到上面有一个圈圈下面飘着三条带子,这个有可能也是马镫。所以马镫提得晚一些也是西汉末就有,比英国专家在科技史上提到东晋才有马镫,早几百年。

而且他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也有不同看法,提到马镫是草原民族的发明,这也同事实有距离。马镫这东西一定是为骑马方便,怕摔下来,上马方便才有的。特别是马镫一个变成两个,更是因山地的需要。至于草原民族,到现在为止,蒙古民族小孩子也能抓住马鬃,顺势一爬就上去了。就像玩马技的,一下就上去了。我记得一个外国人画的一个元朝的骑士,在《世界美术全集》上,元代篇上,他画的马镫就是用皮打个疙瘩,这是元朝起始的马,这是相合的。所以提到这种问题,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也可以知道别的问题。

关心这些小事物

之所以我们研究服装,不是为了好看搞,也不是为了演戏搞,意思是可以探索许多,互相来证它。特别是我们去学习文物工作的同志,对这方面要充满了兴趣。关心这些小事物,可以解决许多一般的或是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轻而易举地解决,因为提的都是证据,一切实事求是,唯物嘛!一方面可以补充历史文献所不够的,一方面可以丰富历史文献的内容。

因为《舆服志》这个东西它是死的;《画论》按照旧的习惯,太旧了。但新的方法——比如,《画论》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宗,那都是根据董香光 提的,把山水画放到王维、李思训时代,以至“荆关”——荆浩、关仝这个时代。按照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说,最晚把它放到西汉,很有道理。而且博山炉就是个证明。

博山炉一来就晓得,博山炉发展下来,很快变成南北朝青石做的棺材,像宁万寿孝子棺、北齐的孝子棺……博山炉发展下来,变成充分地反映保存在孝子棺上的北派山水,是什么原因呢?北派山水,它是由博山炉的千奇古怪来的。也不是凭空的东西,是从《封禅书》来的,“海上三山”来的。说它是早期反映到砖刻上,石刻上,甚至于绸缎上。现在从金银错上,从博山炉上看。从金银错上还可以增加我们新的理解,这一派山水就包括我们金碧山水在里面。因为它错金,所以现在提到金碧山水是从这方面来的。专家会摇头笑话我们。但是我们拿材料摊出来,可能慢慢地会相信:还有一点儿道理。

南派的呢,也有的是。我们记得东汉晚期博山炉就简化了,没那么讲究了。历史博物馆存有许多博山炉,其实都是化缘的,做起来方便,画点草儿在上面。所以过去南北宗呢,最需要推翻,其实是最容易推翻的。单从《画论》上看,看不出来;你从诗歌上看,早就推翻了。余致山谈到屏风画,讲到渡小桥、骑马……就是山水画,而且都是描写山水画的。至少比董香光的提法早。

现在还有《明皇幸蜀图》,都讲是宋朝人画的,大家也提到这是故宫博物院定的,按照山水来定的,其实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作参考。因为题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徽宗也好,乾隆也好,他就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帷帽。这个画上所有的女人戴的都是帷帽。他可能在开元、天宝以前,而且绝对不是《明皇幸蜀图》。我们读白居易的《长恨歌》都知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他一个六军,这个上面都是商人,实际上本来就是《蜀道图》或《蜀道行旅图》,绝对不是《明皇幸蜀图》。是无知的妄人题法,后人题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无知的大专家,总而言之,它不是《明皇幸蜀图》,是可以肯定的。从这方面看来,我们从文物、从制度出发作一些新的探索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服装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系列文物的制度、古代的绘画的问题。

(这时大家请沈先生休息。)

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我这样不三不四地说些空话,很希望大家指教。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

谈谈我到美国得到的印象

很对不起,我这湘西话呢,我到了北京六十年,湘西话还没改,一句官话都不会说。而且这种事啰啰唆唆的太多了,谈不完的。尽管与各位的工作都有一定关系,但是谈得太多也不好。我现在用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谈谈我到美国得到的印象。

这次去美国是十月二十七日到的,是二月十七日回来的,前后有一百天。我去呢也不懂外国问题,主要是看人家的博物馆怎么样。因为我们经常搞这个问题,不免要用材料,尽管这些材料都是偷中国的,盗出国外。清朝末年重要文物大量流出国外,现在我们堵住了这个缺口。所以有了这个机会,又得到党领导的同意,我出去看一看。本意是看一看他怎样保存这些重要文物,还有处理问题是怎么做的。拿日本来说,重要材料离开中国,研究就说不上了,他没法子,话说尽了,而且也说不透。

我们拿出去展览的新东西,比方马王堆吧,出土一两千件东西,拿五十件去展览,他们就根据这五十件猜谜儿了,做一大堆文章,几十公斤,出个广告把马王堆的一件袍子印那么大,用七百万。更可观的是,我听人说日本那几年是马王堆热,几乎所有的卖品不光是绸缎,其他商品也是马王堆的,他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一过就过去了。他做文章也是如此,很快。尽管他印得非常之好,很堂皇的,很快也不行了。为什么呢?掌握不住材料。

美国好像差一点儿,按藏品来说呢,我特别的注意。我先后到了十四所大学,前后做了二十次左右谈话。最先是到耶鲁大学,有一个艺术馆,中国东西不灵,它是新建的,但是有很多罗马镶嵌的东西,意大利的庞贝火山挖的那些东西,还有文艺复兴时的东西就多了,十八世纪很讲究的。甚至于到现代派,谁都看不懂的,一个大红日头,底下一个黑的,或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黑,也是现代画,看不懂。我问他们,也有中国人,学艺术的,都是在那儿教书的,问他们懂不懂。也不懂。但是他按着习惯又非用不可。

特别是到旧金山,在大学里看到一个雕刻在一个房子角上,不重要的地方,在那儿摆着,那么大的一个石柱子,上面拿着一个铁皮子折两下,画两只大眼睛一百万美金,是毕加索的。我问她——管艺术品的是个女人——这个好到什么程度,能解释解释吗?她的解释是“很有名”。他按着规矩每一个新建筑前,都要花一部分钱做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是整个建筑的一个部分,所以雕塑家知名。

新画家也有,任何地方都有这个东西。所以到华盛顿要去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馆,我就不去了。就有机会看一个新的,真正是新的上月球的航天博物馆。按照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摸摸那从月球上带下来的石头,其实并不大,上天回收下来的。看起来很简单,吃的东西就像牙膏一样,挤着吃的。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味的笑话,就是一个上天最出成绩、最好的一个人,他看到天地之大,太大了,结果相信宗教,做牧师去了。由极大的科学转到牧师,这就证明他的思想动摇得厉害。最大动摇的一个情况,就是当牧师去了。

打拳用另外一种打法

这个地方——美国,总的来说思想是相当混乱,在学校这些方面迷信钱啊,简直是无以复加了!馆子里到处贴了恭喜发财,到处都画着钱的样子,这就是唯钱是问。但是仅限于钱也不一定,研究还是相当出色的。

我就想知道他们研究的博士论文写什么,本来更详细的了解应当去国会图书馆去看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不一定有中文系,但都有一个东亚文化系,照例有一个中文专业。

他们做的论文照例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如前不久到北京开中美史学会的人——我有机会参加啦,就听到副秘书长谈到,他们的论文啊,没法子称赞,没法子对话。比如说“《金瓶梅》同荀子的关系”,这个太荒谬了,这题目还是向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专家没法子对手,就好像打拳用另外一种方法打。还有人问我,他想研究“袁中郎”,我说我不懂没办法。

博士论文还是很庄严的,外国人对博士论文还是蛮尊重的,他要有一篇博士论文才能当教授,这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也有人做杜甫《秋兴八首》做了多少年。我有个亲戚的学生,文章太多谁也看不下去,也得不到学位,指导他的教授看了以后,还请了好多大学教授分辨,并不是不认真。

我们中国人好几个人都做了《金瓶梅》研究,现在《红楼梦》一起来,又做《红楼梦》研究。这是永远不可能碰头的,都可以说空的,都不太明白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搞比较近三百年才有出路,所以也有做康熙皇帝的研究的,也有做陈独秀的研究的,做西南联大的博士论文也有。

他总在那里猜谜子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想象的,认真是认真,搞材料也很方便。读书那儿的条件是太好了,一个不是研究生的在看书,有那么大的一个位子,都有微型的看书的放大镜,灯,还有打字机,要复印什么材料,外面的廊子上有很多复印机,投个五分的镚儿,书摆在上面立刻就印出来了,要多少材料有多少材料。所以我去了,他们把我当一个作家看的,其实我这个落后作家早就没有资格了,承蒙他们的好意,也还有专门研究我的。我的很多文章他们都知道,不但知道,还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不是他知道,是图书馆知道。图书馆不一定是入了名人录的,不一定是名人。知名人士和比较知名的,按照他的习惯,都很详细把他哪年做什么,哪年做什么……所以他们讲笑话,钱伟长出去,人家知道他哪年写检讨。所以人家要问到我,我也同样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充满了好意,一定要我谈写作,我说这个我没有资格说话,只能够说二十年代我怎么初学习用笔,到三十年代这一段的社会背景,和它的文学运动的情况。尽管谈这个,我还要争取时间,达到我另外一个目标。所以幸好我还带来一些服装的幻灯片,和另外一个专题的幻灯片。谈一谈,他们倒相当有兴趣,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有些问题太新了。他们是按着规矩,因为别人都是用转手材料谈中国问题,所以隔得很远。

也有学考古的,都有考古系。他们的材料太少了,哈佛大学的中国东西算是最多的,我看了一个外国人捐的古玉,那就可观了,恐怕科学院、故宫啦都不及了。单是错金银柄的玉矛头就一大堆。玉人从商朝到汉朝的又是一大堆。玉戈,各种的玉戈不是磨的,敲打出来的,这些真是可观的。

但是也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有一个民俗博物馆,他把最好的长沙出土的那块笭床——国内没有了,放到干了,摆在那里,怪可怜的油漆了,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战国坛子罐子。他弄不清楚这个东西,从这个陈列法就看出他没有发言权。特别可笑的是他把商朝的玉鱼——玉雕的鱼可以做切割工具用的,上面有个眼儿,他把它用塑料丝悬挂起了,叮叮当当的,让人又担心又难过,完全不解决问题。证明他们一般情况,特别是民俗部分,东西是应有尽有,那锡蜡台、烘炉、马桶,几乎财神菩萨都有,因为我有机会到他库房去看了。但是不行,谈到研究他们好像也不懂。这些有待于我们中国怎样更大量地把这些材料整理,想法子印出来。

我们这个材料特别同日本比,日本虽然没有材料,但是他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印的大型东西可多了。别人说笑话,日本就一个富士山,他们转来转去照相,照相总离不开富士山。离开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东西。中国东西新的他也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拿的东西很少,他总在那里猜谜子,猜不出所以然。

配合展览一定要有个图录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近两年,我们经常从经济出发,常常把这些文物送出去。比如前不久听说,美国有五件龙袍展览,是和故宫租的,是次等品。过去我经手买过,当时五十年代也就值四十块钱,拿出五件出去展览三个月,值五万美元。这样好像我们赚钱了,赚小钱,他们赚大钱。

依我个人想呢,我们拿点儿这种零零散散的文物出去不是办法,对他们不能提高,只是提起他们的好奇,更不了解中国。用什么办法呢?比如长沙去些小件,把漆器加以整理,解释。如我们介绍屈原,研究屈原的就非要不可。屈原生活的时代背景写什么,物质文化写什么东西。这样的搞,我们至少印四个图录,左左右右。

但是问题就是怎么个印法,特别是有机会出去展览。配合展览,不必什么东西都是干烧辣椒,什么都有。你就拿关于生活的,比如屈原时代的生活,错金银的棺材板,剑,车——模型的,镜子,这拿出去,从生活出发。他们就从民俗方面、艺术方面来看是否能够欣赏,能够接受。特别是对学人有用处,读书人。不单是这些,还有很多,甚至台湾的。因为台湾没有材料,台湾报来报去也就是那一堆材料,但是读书的人多,印了不少图录。当然日本人印得更多。图录比较上我们是处于劣势的,这个劣势应该挽救它。

要外出搞展览,有两个方面我们保定会成功,一个就是我说的楚时代。要有简要的说明,例如介绍屈原的背景,生活、社会背景,从这个方面出发来解释大家的见解。要出去讲演也不妨采取这个方式。选一百个彩图,效果好极了,非常之有区别的重要的问题,用几个图就可以说明了。这方面李方桂先生年龄同我一样大啦,也是语言学专家,他就提到:“假如你再来,最好是多配一点图,最好是有个简要说明,你先翻译好了。你自己不翻,我来帮你翻。这样效果会更好。”这就是展览如何单纯从赚钱出发,等于叫人家看三脚猫、三脚蟾、绿毛龟一般,只是好奇嘛!

不单是东欧国家博物馆专家,我记得过去我同他们打交道,多半认为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其实哪是那回事呀!其实接近人情的,适当地恢复点儿东西,像衣服之类的。其次就是如民族刺绣这些。我们湖南苗族的挑花摆在那里,摆得很大的很重要的,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把京剧,最丑的京剧场面摆在上面。希望另外一个国家而且是那么复杂的国家,有多少人对你有了解,只能让他们这么搞。试探让那些有头脑的学人对你有好感,恐怕宣传方面要变一变。普通的,这样拿几件精粹的东西摆一摆不展览,就是谈谈学术;配合展览一定要有个图录。图录不一定多,这个方面国家花钱太多,到处都花钱。这方面国家应有新的看法,赔一点儿钱,所得到的好感啊很多。

按照习惯呢,美国校长没有多大权力,他是管行政的;系主任呢,是个办事的也没有多大权力;教授还是占主要位置。教授他要不断地指导博士论文,他照例是勤勤恳恳的。像我有个亲戚上次跟美国文化代表团来中国,团长是余英时,三十多岁就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在在耶鲁做特别讲座,搞汉唐文化的。我那个连襟呢是副团长,他是搞中国乐府诗的,每年到处去讲学,懂中国问题。他总感觉我们这方面的宣传,要是真正有效果的宣传,要争取这个阶层的好感,还是值得做的。方法不是这里选一个精品,那里选一个好的,那他没有印象。不如光搞一个湖南的、湖北的楚国文化展。配四个讲演,不同的讲演,介绍文物,从艺术出发,这是我个人想的。

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关心

一个是兄弟民族的。兄弟民族的有个好处,现在他们喜欢波斯地毯,我听到一个管中国地毯出口的讲到这个问题,很难搞,我们中国已经尽力了,每年七十万米地毯出口。但是波斯地毯七百万米,你看伊朗这个水平。我们中国这方面还是吃点力,努力要靠新的设计。别出心裁搞些未来派的画就可以上去,肯定是没前途的,走不通的。是不是在民族文化中找点儿比较好的图案,织成地毯,拿去展出?好的只一件不能拿出去,做点复制品,这样对别人印象深。因为学美术的多,爱好美术的多。特别是中国人,不管他是从中国台湾去的也好,从中国香港去的也好,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关心,充满了感情,特别是这部分知识分子。

至于裱中国画不行,他们到中国台湾去裱,到中国香港去裱,到日本去裱。日本裱的不好,一看,小里小气的。至于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呢,比日本还差,停留到八大山人 、石涛这个阶段。我看过的多了,怎么凭空飞来那么多,尽是假的。我问他们:“怎么研究石涛、八大山人的那么多呢?”他们说再往上,他们就吃不消了。因为涉及制度各方面,鉴赏能力就不行了。等于日本研究的往前一点的水平,停留在对梁楷等人研究的阶段。

我们哪年哪月能够做到啊

教中国文学的也碰到这个问题,研究明清小说,“三言二拍”,也做博士论文。《红楼梦》有,陈独秀有……再上去的古代的没有。但他有一个好处,图书馆好,这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陈列方面,看书的便利不能够设想,一个人吃饭也可以看书,看书的条件实在太好了。一般的中国人在那里教书,都是四十岁左右,二十多岁就已经是博士了。有好几个最出名的,如钟开莱是我的老朋友,是世界上七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还有一个叫王浩,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权威;还有一个被大家称为神童的叫丘成桐,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没毕业,转到美国才一年就念了一个数学博士。这方面得到外国人好评、赞美。

美国一面又重视钱财,一面又尊重知识。里根在竞选的时候,人家漫画上把他画出来,让他督促衬衫的情况,画在漫画上。但是也麻烦,美国也有麻烦,他外来人口太多了,太杂。国家生活比较严重,这个英雄主义恐怕将来要吃亏的。目前科技方面有好多成果,生产方面是试点,粮食很多。但情绪方面,某些方面的不安的情绪,是失业。反映到读书人身上更容易见出来,资本家方面不消说。但是他的学校在社会上虽然有充分的自由,但还是在学校的圈里。他特别的现象很奇怪,我们可以说很不如中国。比如说每个人到六十五岁都要退休,退休也惨,没几个钱。现在有的就像杨振宁他们,吴健雄,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都是第一流的科学人才,一年也就五万美金,也是自己开车,自己做饭,生活都是平等化了。

另外关税重重,就像原来的四川情况,到处买东西都加百分之八的税,多得可怕。我那个亲戚一年是五万美金的,平均每个月可以支配的大概也就一千多,因为他的各种的账,动不动还要请律师来帮他算,我应当纳多少税,怎么样子,复杂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味,就是为什么博物馆的东西,收藏那么多中国的书啊,整理得真好。你到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就感觉到,我们哪年哪月能够做到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基本上都把书处理好,任何一个像我们都不大知道的杂志,他都整理研究的。放到那里,你复印东西五分钱一张。

一个大家认为是研究我的专家叫金介甫 ,他搞了一千多个卡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啦!这是做学问的方面。但是现在我是有点儿幻想,从我们同行这方面出发,我们的文物是值得介绍的,影响他们美术界,雕刻方面,我们还有不断的材料。图案在世界上,我们还是占主要位置。有苗族的、各兄弟民族的,刺绣呀,一直到古典的雕刻,还是占第一位。你看到埃及,埃及就是那么一段,只有中国奇怪,是一直下来的,而且文化面积是那么宽。充实文化史的写作,简明文化史的介绍,还是值得写的或值得合作写的,特别是楚文物,值得出几大本,怎么样把它印出来,对世界是很大的贡献。

我说的话啊特别乱,占到各位很多宝贵时间,随随便便说这么几句,也没什么准备。很对不起大家。谢谢!

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 z7W+Ectm9/ujk/C+HbORFGigrZNsMJpm21gZaQh63LmF/fK9sCz2hQYrLfNYo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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