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改变境遇

我觉得，拉货运马车的这匹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它垂着脑袋，拖着脚步，慢腾腾地往前走，好像故意要让接收包裹的人久等似的。我觉得，它有时候真的因为这个主意笑出了声，但车夫说它只是在咳嗽。

车夫也同他这匹马一样耷拉着脑袋。赶车的时候，他昏昏沉沉的，软塌塌的身体总爱往前倾，两只胳膊分别撑在左右膝上。我说他在“赶车”，却惊讶地发现，即使没有他，这辆马车也照样能到雅茅斯，因为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那匹马干的。至于聊天嘛，他想都没想过，只知道吹口哨。

佩戈蒂的膝上放着一篮点心，就算我们是坐这辆马车去伦敦，这篮点心也够我们一路所需了。我们吃了很多，也睡了很久。佩戈蒂总是下巴搭在篮子提手上就睡着了，抓篮子的手却一刻都没有松开。要不是亲耳所闻，我绝不会相信，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打起呼噜来，竟然声如雷鸣。

我们在小路上绕来绕去，花了好长时间给一家旅店送床架，还去别的地方逗留了一阵。我累得精疲力竭，看见雅茅斯的时候，不禁欢呼雀跃。我朝河对岸的一大片萧瑟荒滩望去，只觉得它看上去松软而潮湿。我心里直纳闷，如果世界果真像地理书上说的那样是圆的，怎么会有一个地方看上去如此平坦呢？不过转念一想，雅茅斯也许正好位于两极中的某一极上，这样就说得通了。

我们又靠近了一点儿，看见周围的景色全都横亘在天空之下，连成一条低低的直线。我向佩戈蒂表示，倘若有个小丘之类的东西，这里会更好看些。我还说，如果陆地离大海稍远一点儿，如果镇子没有同潮水混杂在一起，就像泡在水里的烤面包一样，那就更好了。但佩戈蒂用比平时更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必须接受事物本来的面貌，还说她个人就对自己身为“雅茅斯熏鲱鱼” 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走到街上（这种街道在我看来相当陌生），闻到海鱼、沥青、麻絮和焦油的气味，看见水手走来走去，马拉大车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地来来往往，我才觉得自己刚才冤枉了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方。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佩戈蒂，她听见我很开心，不由得颇为得意，告诉我，谁都知道（我想是那些有幸生来就是“雅茅斯熏鲱鱼”的人才知道），总的来说，雅茅斯是全宇宙最好的地方了。

“我的阿姆在这儿呢！”佩戈蒂忽然尖叫起来，“长得都认不出来了！”

事实上，哈姆就在旅店门口等我们。他问我感觉怎么样，就像我们是老相识一样。起初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可比不上他对我的了解，因为自打我出生那晚，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家，自然在这方面占了上风。不过，他把我背起来，驮回家去，这大大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他现在身高六英尺 ，身材壮硕，膀大腰圆。但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傻笑，头上又长着浅色鬈发，看上去十分腼腆。他穿着帆布夹克和硬邦邦的裤子，硬得就像即便没有腿在里面，裤子自己也能立起来似的。与其说他戴着帽子，倒不如说顶着一个黑漆漆、黏糊糊的东西，就像一座老房子的沥青屋顶。

哈姆背着我，胳膊下夹着我们的一只小行李箱，佩戈蒂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行李箱。我们在遍布碎木片和小沙堆的小巷里绕来绕去，经过了煤气厂、制绳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修船厂、索具厂、铁器厂，以及许多类似的地方，最后来到了我刚远远望见的那片萧瑟的荒滩，这时哈姆说：“那边就是我们的家，大卫少爷！”

我朝四面八方眺望，尽量往荒滩尽头看，看到了远处的海，又看到了远处的河，但就是看不到房子。不远处有一艘黑漆漆的驳船，或者某种年久报废的船，停在远离大海的高地上。船上伸出一个铁漏斗，充当烟囱，缓缓地冒着炊烟。除此以外，我就看不见有什么可以住人的地方了。

“不会是那个吧？”我说，“那个船一样的东西？”

“就是那个，大卫少爷。”哈姆答道。

我觉得，即便是阿拉丁的宫殿，或者大鹏的蛋 ，也比不上住在那条破船里的浪漫想法更令我着迷。船侧开了一扇可爱的门，上面搭了顶棚，还有几扇小窗。但它令人啧啧称奇的独特之美在于，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毫无疑问，它已经下过几百次水，但从没有人打算把它停在旱地上，当房子住。这就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如果它本来就是造出来给人住的，我可能会觉得它太小、太不便、太冷清了。但它绝非为此用途而造，于是就成了完美的住处。

船屋里面干净漂亮，所有东西都尽量摆放得整整齐齐，包括一张桌子、一架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子上立着一只茶盘，上面画着一个打阳伞的女人，正带着一个男孩散步，男孩军人打扮，在滚铁环。一本《圣经》支撑着茶盘，以防其倒下。万一茶盘倒下，就会砸碎《圣经》周围的许多茶杯、茶碟，还有一把茶壶。墙上挂着几幅普通的彩色画，装在玻璃画框里，主题都是《圣经》故事。后来，只要看到小贩手里的这种画，佩戈蒂哥哥房内的一切就会再次浮现在我眼前。这些画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幅：一幅画的是穿红衣的亚伯拉罕要杀穿蓝衣的以撒祭神 ；另一幅画的是穿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绿狮子的坑里 。在那小小的壁炉架上方，挂着另外一幅画，画的是一艘名叫“萨拉·简”号的小帆船，船在桑德兰建造，船尾是一小块粘在画上的真木头—那真是一件艺术品，将绘画构图同木工技艺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它是世上最令人羡慕的财产之一。房梁上挂着几个钩子，我当时没猜出它们的用途。屋里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家具，方便人随时落座，以弥补椅子的不足。

我跨进门槛，一眼就将这一切全都看清了—按照我的理论，小孩子往往都有这样的本事—然后，佩戈蒂打开一扇小门，给我看我的卧室。这是我见过的最理想的完美卧室—它位于船尾，有一扇小窗，那里原先是船舵穿出去的洞。墙上钉着一面刚好与我齐高的小镜子，周围镶嵌着牡蛎壳。还有一张小床，大小恰好能容我躺下。桌子上的蓝色马克杯里插了一束海草。墙壁刷得像牛奶一样白。用花布拼缝的床单分外鲜艳，刺得我眼睛生疼。在这个令人愉悦的屋子里，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到处都弥漫着鱼腥味。那股味道无孔不入，就连我掏出小手帕来擦鼻子的时候，都发现小手帕闻上去如同包过龙虾一样。我把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佩戈蒂，她对我说，他哥哥就是做龙虾、螃蟹和螯虾买卖的。后来我发现，外面有一个存放锅碗瓢盆的小木棚，经常可以在那里看到一堆这样的生物，以奇特的状态纠缠在一起。不管什么东西，它们一钳住就不肯松开。

一个系着白围裙、彬彬有礼的女人出来迎接我们。离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 的时候，我就在哈姆脊背上看到这个女人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欢迎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或者说我觉得她非常漂亮）。她戴着一串蓝珠子项链。我想吻她，可她不肯，还跑到一边藏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正大模大样地享用清炖比目鱼、融化的黄油和土豆的时候—我还有一份排骨—一个毛发浓密、面容异常和蔼的男人回家了。他叫佩戈蒂“小姑娘”，还满怀热情地在她脸颊上重重吻了一下，而我知道佩戈蒂向来行为得体、讲究礼节，因此毫不怀疑此人就是她哥哥。不出所料，佩戈蒂紧跟着就给我介绍，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戈蒂先生。

“很高兴见到你，少爷。”佩戈蒂先生说，“你会发现我们很粗鲁，少爷，但你也会发现我们很爽快。”

我向他致谢，然后说，在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肯定会过得很开心。

“你妈妈还好吗，少爷？”佩戈蒂先生说，“你离开她的时候，她快活吗？”

我告诉佩戈蒂先生，我母亲要多快活有多快活，还说她托我向大家问好呢—这当然是我编造的客套话。

“我要好好感谢她，真的。”佩戈蒂先生说，“呃，少爷，你要是能跟她，”他朝自己妹妹点了点头，“跟哈姆，还有小埃米莉，一块儿在这里待上俩礼拜，那可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啊！”

代表全家如此殷勤地欢迎过我之后，佩戈蒂先生提着一壶热水出去清洗身体了，边走边解释说“冷水根本洗不掉我身上的脏东西”。不一会儿，他回到屋内，外貌已大为改观，只是脸上过于红润，让我不由得想到，他的脸和龙虾、螃蟹、螯虾有一个共同点—进热水前黑乎乎的，出热水后红通通的。

吃完茶点，关好门，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舒服极了（夜里屋外总是冷飕飕、雾蒙蒙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惬意的隐居地了。听着海上刮起的大风呼呼作响，知道雾气悄悄弥漫了外面的荒滩，眼望着炉火，想到除了这个屋子，附近便别无人家，而这个屋子其实是一条船—这一切着实令人心醉神迷。小埃米莉已经克服了羞怯，和我并排坐在最小、最矮的柜子上。这个柜子刚好够我们俩坐，也刚好能放进壁炉的一角。系着白围裙的佩戈蒂太太坐在壁炉另一头织毛线。佩戈蒂熟练地使用着那块蜡头和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盒干针线活儿，那样子就跟在家里时一模一样。哈姆已经教了我“四全牌”的第一课，又试图回想起用那副脏牌算命的方法。他翻过的每张牌上，都留下了大拇指上的鱼腥味。佩戈蒂先生抽着烟斗。我觉得是时候说点心里话了。

“佩戈蒂先生！”我说。

“什么事，少爷？”他说。

“你给你儿子起名叫哈姆，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挪亚方舟一样的船上？ ”

佩戈蒂先生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但他还是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少爷。我从没给他起过名字。”

“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我说，向佩戈蒂先生提出了教义问答里的第二个问题 。

“哎呀，少爷，是他父亲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佩戈蒂先生说。

“我还以为你就是他父亲呢！”

“我兄弟乔才是他父亲。”佩戈蒂先生说。

“他是不是过世了，佩戈蒂先生？”我礼貌地停顿了片刻，试探着问道。

“淹死啦！”佩戈蒂先生说。

听说佩戈蒂先生不是哈姆的父亲，我大为惊讶，然后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把他同这里其他人的关系也搞错了。我深感好奇，决心向佩戈蒂先生问个一清二楚。

“小埃米莉，”我说，瞅了她一眼，“她是你的女儿，没错吧，佩戈蒂先生？”

“不是，少爷。我妹夫汤姆才是她父亲。”

我按捺不住好奇。“他过世了吗，佩戈蒂先生？”我又礼貌地停顿了片刻，试探着问道。

“淹死啦！”佩戈蒂先生说。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难谈下去了，但我还没有把问题彻底搞清楚。既然问了，总得彻底搞清楚才行。于是我说：“你有自己的孩子吗，佩戈蒂先生？”

“没有，少爷。”他大笑两声，答道，“我是个光棍儿。”

“光棍儿！”我惊呼道，“可那是谁呢，佩戈蒂先生？”我指着那个系着围裙织毛线的女人问。

“那是格米奇太太。”佩戈蒂先生说。

“格米奇，佩戈蒂先生？”

但就在这时，佩戈蒂—我指的是我家那个佩戈蒂—对我做了个相当明显的手势，叫我不要再问下去，我只好坐在那儿，注视着陷入沉默的众人，直到上床睡觉。后来，在我自己那个小舱室里，佩戈蒂私下告诉我，哈姆和埃米莉是佩戈蒂先生的侄子和外甥女，从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佩戈蒂先生就先后收养了他们。格米奇太太是个寡妇，她丈夫当年和佩戈蒂先生在同一条船上打鱼，死的时候穷得叮当响。佩戈蒂先生本人也很穷，佩戈蒂说，不过他这个人像金子一样纯粹，像钢铁一样可靠—这都是她打的比方。她还告诉我，佩戈蒂先生从不发火骂人，除非有人提及他如何慷慨仗义。倘若家人胆敢触碰此类话题，他就会举起右手狠拍桌子（有一次甚至把桌子都拍烂了），恶狠狠地赌咒发誓，要是他们再提这茬儿，他就立刻出走，一去不回，否则就遭“天劈” 。我问“天劈”这个可怕的词是什么意思，似乎没有人清楚，但他们都把这看成是最厉害的毒誓。

我深深体会到了东道主的善良。我听见女人们到船的另一头和我的舱室差不多的小隔间里睡觉，听见佩戈蒂先生和哈姆在我刚才见过的房梁钩子上挂起吊床，这时我心情畅快极了，而睡意又加深了这种畅快。不知不觉中，我渐渐昏睡过去。半睡半醒间，我听到狂风在海上怒号，又猛烈地吹过荒滩。我蒙蒙眬眬地意识到夜里要涨大潮。但我又想起，自己毕竟是在船上，如果真有什么事发生，有佩戈蒂先生这样的人在船上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不过，除了早晨依然如约而至外，并没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晨光刚一落到我那牡蛎壳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同小埃米莉一起跑到海滩上捡石子了。

“我想，你常常出海吧？”我对埃米莉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是觉得必须说点儿什么才算有礼貌。就在这时，不远处浮现出一张明亮的船帆，那美丽的影子映在小埃米莉眼中，于是我才想到了说那句话。

“没这回事。”埃米莉答道，摇了摇头，“我怕海。”

“怕海？”我说，装出应有的勇敢模样，神气十足地面朝大海，“我可不怕！”

“啊！但大海很残忍呀！”埃米莉说，“我见过大海非常残忍地对待我们这里的一些人。我见过大海把一条同我们家一样大的船撕得粉碎。”

“但愿那条船不是—”

“—我父亲淹死在里面的船？”埃米莉说，“不，不是那一条船。我从没见过那条船。”

“也没见过你父亲？”我问她。

小埃米莉摇摇头：“不记得了！”

真是太巧了！我紧跟着就对她说，我也从没见过父亲，我和母亲两人一直相依为命，幸福无比。我们过去这样过，将来也要永远这样过。我父亲的墓，就在离家不远的教堂墓地里，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我常在树下散步，听鸟儿歌唱，度过令人愉悦的早晨。不过，我和埃米莉虽说都是孤儿，情况却似乎有所不同。她母亲死得比她父亲还早，而且没人知道他父亲的墓在哪里，只知道在深海之中。

“而且，”埃米莉说，四下寻找着贝壳和石子，“你父亲是绅士，你母亲是阔太太，而我父亲是打鱼的，我母亲是打鱼人家的女儿。我舅舅丹 也是打鱼的。”

“丹就是佩戈蒂先生，对不对？”我说。

“丹舅舅—就在那边。”埃米莉答道，朝船屋方向扬了下头。

“对，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吧？”

“好人？”埃米莉说，“要是我哪天做了阔太太，我就要送给他一件带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裤子 、一件天鹅绒背心、一顶三角帽、一块大金表、一支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毫不怀疑佩戈蒂先生对这些珍宝受之无愧。但我必须承认，他穿上这位感恩图报的外甥女送给他的衣裳会不会觉得很舒服，这是难以想象的。我尤其怀疑三角帽这项选择是否恰当，但我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口。

小埃米莉罗列这些东西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仿佛那些东西是灿烂的幻景。我们继续往前，边走边捡贝壳和石子。

“你想当阔太太？”我问。

埃米莉看着我，笑了笑，点头承认。

“我很想当阔太太。那样一来，我们就都是上等人了—我、舅舅、哈姆，还有格米奇太太。就算暴风雨天气来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不用为我们自己担心了。我们当然还是会为穷苦的渔夫担心，要是他们受到伤害，我们就会给他们钱，帮助他们。”

在我看来，她描绘的这番前景非常令人满意，因而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想到这里，我开心极了，把自己的喜悦告诉了小埃米莉。她壮起胆子，却依然带着几分羞怯地说：“你不怕大海吗？”

海上风平浪静，足以令我放心。但我相信，如果我看到一个稍大点的浪头打过来，就会想到埃米莉那些淹死的亲戚，撒腿便跑。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说“不怕”，然后补充了一句：“你虽然嘴上说怕，但看上去也并不害怕嘛。”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走上了一道旧防波堤或者木制堤道上，而她走得太靠边了，我很担心她掉下去。

“我怕的不是这个，”小埃米莉说，“但海上狂风呼啸的时候，我就会惊醒。想到海上的丹舅舅和哈姆，我就浑身哆嗦。我好像听到了他们在大声呼救。这就是我特别想当阔太太的原因。但这个我可不怕，一点儿都不怕。你瞧！”

她从我身边忽然跑开。一条边缘参差不齐的木板道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延伸出去，悬于深水之上，而且一道护栏都没有，她就沿着这条木板道跑开了。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倘若我是个画家，我敢说现在就可以把当时的情景分毫不差地画出来—小埃米莉脸上带着我永远铭记的神情，直望着大海远端，朝毁灭狂奔而去（当时我觉得是这样）。

埃米莉轻盈而勇敢的小小身影猛地转身，安然无恙地回到我身边。我马上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那样害怕，还大喊大叫。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再怎么叫喊都没用。不过，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在所有未知事物的可能性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那孩子之所以突然做出那种鲁莽的举动，流露出那种狂野的远眺眼神，是因为某种慈悲的力量在吸引她走向危险？是因为在她已故父亲的同意下，这种力量诱使她朝父亲靠拢，从而在那天结束生命？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曾想过：假如我当时能够瞥见她未来的命运，并且年幼的我能够完全理解那样的命运，假如她的生命存续取决于我的出手相救，我会不会伸手救她？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并不长，但的确有过这样一段时间—我曾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倘若那天早晨小埃米莉当着我的面就投水而死，这样是不是更好呢？而我的回答是：是的，这样更好。

说这话可能为时过早。或许，还远远不到写这个的时候。不过既然写了，就姑且保留吧。

我们漫步到很远的地方，捡了许多我们认为新奇的玩意儿，还把几只搁浅的海星小心翼翼地放回水里—直到现在，我对这种生物都不甚了解，拿不准它们究竟是感谢我们那样做，还是正好相反—然后返回佩戈蒂先生的住处。走到堆放龙虾的小木棚的背风处，我们停下脚步，天真无邪地互吻了一下，就满面通红、满心欢喜地进屋吃早饭了。

“跟一对小白眼圈似的。”佩戈蒂先生说。我知道，佩戈蒂先生说的是我们当地土话，意思是“跟一对小画眉似的”。我把这当成称赞接受了。

我当然爱上了小埃米莉。我相信，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与长大成人后最美好的爱一样真诚，一样温柔，却更纯洁，更无私，尽管后者是那样崇高伟大。我相信，在我的想象中，那个蓝眼睛的小姑娘身上散发出的某种东西令她超凡脱俗，变成了天使。如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张开两只小翅膀，径直飞走，我也不会觉得那有多么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相亲相爱地漫步在雅茅斯那片昏沉沉的古老荒滩上，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时光之神也在我们身旁嬉戏，仿佛它自己也没有长大，只是个贪玩成性的孩子。我告诉埃米莉，我喜欢她，如果她不承认她也同样喜欢我，我就只好拔剑自刎了。她说她也喜欢我，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喜欢我。

至于门不当户不对啦，太年轻啦，或者别的什么阻碍我们的困难，我和埃米莉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考虑过未来。我们没有准备好长成大人，正如我们没有准备好变回婴儿一样。我们成了格米奇太太和佩戈蒂羡慕的对象。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排坐在小矮柜上的时候，她们总会喃喃地赞叹：“天哪！多美呀！”佩戈蒂先生叼着烟斗，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哈姆整晚啥事也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咧嘴傻笑。我想，他们在我们身上感到的快乐，或许就跟看到一件漂亮玩具或者古罗马竞技场袖珍模型时一样。

不久我就看出来，格米奇太太寄居在佩戈蒂先生家里，却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好相处。格米奇太太性情烦躁易怒，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她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弄得其他人很不舒服。我替她感到非常难过，但有时候也觉得，倘若格米奇太太有一个方便独处的房间，情绪一不好就进去，直到恢复平静之后再出来，那对她自己和别人都会更好。

佩戈蒂先生偶尔会到一家名叫“有心人”的酒馆去。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到这儿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我发现他不在家，而八九点钟的时候，格米奇太太抬头看了眼那架荷兰钟，说他在酒馆那边，还说她早上就知道他要去那儿了。

格米奇太太一整天都情绪低落，上午壁炉冒烟的时候还哭了一场。“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哟，”格米奇太太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会这样说，“事事都不顺。”

“噢，烟一会儿就散了。”佩戈蒂—我指的是我家那个佩戈蒂—说，“再说，你也知道，不光你不舒服，咱们也不好受呀。”

“我比你们更难受。”格米奇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刺骨。在我看来，壁炉旁格米奇太太的专用角落是这里最暖和、最舒适的位置，而她坐的那把椅子无疑也是最惬意的，可那一天，这些都无法令她满意。她不停地抱怨天气冷，说她背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最后她竟然为了这事哭起来，又说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事事都不顺”。

“确实很冷，”佩戈蒂说，“大家肯定都觉得冷呀。”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格米奇太太说。

吃晚餐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是客人，首先给我上菜，紧接着就给格米奇太太上。那天的鱼都很小，没什么肉，土豆也有点儿煳。我们都承认有点儿失望，但格米奇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然后又哭了起来，痛苦万分地重复了一遍先前那句口头禅。

于是，当佩戈蒂先生九点钟左右回家的时候，苦命的格米奇太太坐在角落织着毛线，那样子可怜极了。佩戈蒂在高高兴兴地干活儿，哈姆在补一双大水靴，我则同埃米莉并排坐着，念书给她们听。格米奇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发出了一声凄苦的叹息，而且茶点之后就一直埋着头，眼皮都没抬一下。

“喂，伙伴们，”佩戈蒂先生边说边坐下来，“你们都还好吧？”

我们都说了点儿表示欢迎的话，或者露出了欢迎的神情。只有格米奇太太依然织着毛线，摇了摇头。

“怎么啦？”佩戈蒂先生说，拍了个巴掌，“打起精神来，老妞儿！”（佩戈蒂先生的意思是“老姑娘”。）

格米奇太太似乎没法打起精神来。她掏出一块黑绸旧手帕，擦了擦眼，但擦完了没有放回口袋，而是留在手上，又拿它擦了擦眼。擦完了还是留在手上，准备下次再用。

“到底怎么啦，太太？”佩戈蒂先生说。

“没事儿，”格米奇太太答道，“你是打‘有心人’回来的吗，丹尼尔？”

“嗯，没错，我今晚是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说。

“我很抱歉，是我把你逼到了那里去。”格米奇太太说。

“逼我？我可用不着有人逼。”佩戈蒂先生说，真诚地笑了笑，“我巴不得上那里去呢。”

“巴不得？”格米奇太太说，又是摇头，又是抹泪，“是呀，是呀，你是巴不得上那儿去。我很抱歉，都是因为我，你才巴不得上那儿去的呀。”

“都是因为你？绝不是因为你！”佩戈蒂先生说，“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是的，是的，都是因为我。”格米奇太太哭喊起来，“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不仅事事不顺，而且人人讨厌。没错，没错，我感受得比别人深，念叨得也比别人多。这就是我命苦的地方。”

坐那儿听这番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想，除了格米奇太太，这家里还有人也命苦呀。但佩戈蒂先生并没有如此反驳她，只是再次恳求格米奇太太打起精神来。

“我也不希望自己变成现在这样，”格米奇太太说，“绝不希望。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的烦恼让我讨人厌。我觉得烦恼，这些烦恼让我讨人厌。要是我感受不到烦恼就好了，可我办不到。要是我能狠心不去理会烦恼就好了，可我办不到。我闹得全家都不痛快，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闹得你妹妹，还有大卫少爷，一整天都不痛快。”

听到这里，我忽然心头一软，悲痛至极，大声说道：“不，你没有，格米奇太太。”

“我这样做太不对了。”格米奇太太说，“我不该这样恩将仇报。我还是进救济院死掉好了。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最好别在这儿讨人厌。如果我注定事事不顺、人人讨厌，那就让我回到自己的教区 讨人厌好了。丹尼尔，我还是进救济院死掉好了，那样大家就解脱了！”

说完这番话，格米奇太太就起身离开，上床睡觉了。佩戈蒂先生一直对她深表同情，此外再无情绪流露。待她走后，佩戈蒂先生扫视众人，脸上依然写满深切的怜悯，一边点头一边低声说：“她在想那个老头子呢！”

我不大明白格米奇太太一心想的那个老头子是谁，直到佩戈蒂送我上床的时候才告诉我，那是已故的格米奇先生；她还说，每次遇到这种事，她哥哥就会把这句话当成公认的事实搬出来，而且每次都把自己感动得不行。那天晚上，佩戈蒂先生上吊床后，过了一会儿，我亲耳听见他又对哈姆说：“可怜啊！她在想那个老头子呢！”我们住那里期间，后来但凡遇到格米奇太太这样情绪失控（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佩戈蒂先生都会说这句话来为她开脱，而且总是带着最温柔的同情。

两个礼拜就这样匆匆过去了。除了潮汐变化带来的改变，日子几乎千篇一律。潮汐改变了佩戈蒂先生出门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哈姆的工作时间。后者无事可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陪我们散步，带我们去看大大小小的船只，还带我们划了一两次船。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微不足道的印象会与某个地方密切关联，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一点，童年时代的印象尤其如此。现在，只要听到或者看到“雅茅斯”这个名字，我就会想到某个礼拜天早晨的海滩：教堂钟声响起，召唤人们去做礼拜；小埃米莉靠在我肩头；哈姆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着石头；远方的海平线上，阳光穿透浓雾，映出几条宛如幻影的航船。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能忍受同佩戈蒂先生和格米奇太太分别，但一想到要离开小埃米莉，我就感到万箭穿心般的痛苦。我们手挽着手来到车夫投宿的旅店，路上我答应给她写信。（我后来履行了诺言，字写得比常见的手写招租广告上的字还大。）分手的时候，我们悲痛万分。如果说我一生中内心曾缺失过一块的话，那一块就是那天失去的。

说起来，出来做客的这段时间，我再次背弃了我的家，很少去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过它。但是，我刚一踏上归途，我那幼小的良心就自责起来，似乎在用手指坚定地指着回家的方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愈发觉得家才是我这只小鸟的安乐窝，母亲才是抚慰我的朋友。

一路上，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离家越近，经过的景物越熟悉，我就越急于回到家中，扑进母亲的怀抱。可是，佩戈蒂不但不像我这么激动，还试图抑制我这种心情（尽管态度相当和蔼）。她看起来惶惑不安，心绪不佳。

不过，不管她怎么样，只要马夫赶的马愿意，总能走到布兰德斯通的栖鸦楼的—最后也确实走到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个冷飕飕、灰蒙蒙的下午，天色阴沉，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

门开了，我又是喜悦，又是兴奋，半哭半笑着期待看到母亲的身影。但开门的不是她，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仆人。

“怎么回事，佩戈蒂？”我沮丧地问，“她还没回家吗？”

“回来了，回来了，大卫少爷，”佩戈蒂说，“她已经回家了。你先等一下，大卫少爷，我有—我有话要跟你说。”

佩戈蒂心烦意乱，加上天生体形所限，下车时笨手笨脚，她把自己的衣服弄得乱糟糟、皱巴巴的，活像一个大彩球。不过，我当时头脑空白，大感意外，根本没心思跟她说这个。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满心疑惑的我领进厨房，关上了门。

“佩戈蒂！”我惊恐莫名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事情，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大卫少爷！”她答道，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

“我敢说一定出事了。妈妈在哪儿？”

“妈妈在哪儿，大卫少爷？”佩戈蒂重复道。

“是啊！她为什么没到大门口来？我们又到厨房来干什么？你说话呀，佩戈蒂！”我双眼噙满泪水，感觉就快晕倒了。

“上帝保佑我的小宝贝！”佩戈蒂喊道，将我揽入怀中，“你怎么啦？说话呀，我的小乖乖！”

“妈妈不会也死了吧？噢，她没死吧，佩戈蒂？”

佩戈蒂用大得惊人的嗓门儿叫道：“没有！”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喘粗气，说我真把她吓坏了。

我抱了抱她，给她压惊，或者说，让她恢复常态。然后我站在她面前，用急切的探询目光看着她。

“听着，亲爱的，我本该早点儿告诉你的，”佩戈蒂说，“但我一直没机会。我本该找机会才对的，可我就系—”在佩戈蒂的字典里，“就是”总是被替代为“就系”，“下不了这个决心。”

“说下去，佩戈蒂。”我说，比刚才更加惊恐了。

“大卫少爷，”佩戈蒂用一只颤抖的手解下软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有爸爸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浑身颤抖，脸色煞白。某种跟教堂墓地里的坟墓，跟死人复活有关的东西—我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那样—如同腐臭的阴风一样扑面而来。

“一个新爸爸。”佩戈蒂说。

“一个新爸爸？”我重复道。

佩戈蒂深吸一口气，好像要咽下什么很硬的东西似的，然后伸出手道：

“去见见他吧。”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妈妈呢。”佩戈蒂说。

我不再往后退。我们径直来到家中最好的那间客厅，然后佩戈蒂就走了。母亲坐在壁炉的一侧，默德斯通先生坐在另一侧。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匆匆站了起来。但我觉得她的动作里带着几分胆怯。

“好了，亲爱的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道，“冷静点儿！控制住自己，永远要控制住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和他握了握手。迟疑片刻后，我去吻了母亲，她也吻了我，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坐下来继续做针线活儿。我不能去看母亲，也没法去瞧默德斯通先生，因为我很清楚，他正注视着我们母子俩。我转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寒风中低垂着头的灌木。

一有机会开溜，我就一溜烟跑上了楼。我那间亲爱的老卧室已经变了样，我得在一个离老卧室很远的地方睡觉。我溜达到楼下，想看看还有什么没变样，但一切似乎都不复从前了。我漫步到后院，但立刻退了回来，因为原先的空狗窝里如今趴着一条大狗—那条狗像默德斯通先生一样声音低沉，毛色乌黑—一见我，它就狂怒不已，一跃而起，朝我扑来。 D5NrDSrxQJOz2bZTNwM4gIfyc86e4B4CtjvA8pScdgasTm6xo1q3FyhvBXozQ2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