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观察周遭

当我努力回忆那段遥远而懵懂的襁褓时光时，最先清晰浮现在我眼前的形象，是母亲和佩戈蒂。母亲满头秀发，身材婀娜，洋溢着青春气息。佩戈蒂则五大三粗，毫无身材可言。但她有一对乌黑的眸子，仿佛连眼睛周围的部分都被染黑了。她的面颊和双臂硬邦邦、红彤彤的。我不禁纳闷，为什么鸟儿放着她不来啄，反而要去啄苹果呢？

我想我还记得，她们俩在不远处俯下身，要不然就是跪在地上，反正在我看起来就像变成了小矮人一样，而我迈着蹒跚的步子，在她们俩中间走来走去。我脑子里还有一个印象，很难说清那是不是真实的记忆，那就是佩戈蒂的食指给我的感觉。她常向我伸出食指，让我去抓，而她的指头被针线活儿磨得非常粗糙，跟小型肉豆蔻刮粉器 一样。

这或许只是想象，但我总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对孩提时代的记忆，同大家普遍以为的不同，是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阶段的。我同样相信，许多很小的孩子对周遭的观察，其细致和精确程度往往令人惊叹。说实在的，我认为，许多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成年人，与其说他们是后来获得了这种能力，倒不如说他们没有丧失这种天赋。而且，我还常常看到，这样的人总是朝气蓬勃、彬彬有礼、乐观开朗，而这些也都是他们保留下来的童年特质。

我担心自己宕开一笔，说了这番闲话，难免有“偏题”之嫌。不过，我其实是想借此说明，上面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我的亲身经历之上。而且，如果我在这部传记里写的什么东西表明我小时候观察细致，或者长大后对童年记忆犹新，那无疑是因为我确实拥有这两种特质。

我刚才说，当我回忆懵懂的襁褓时光时，最先从一片混沌中清晰浮现出来的形象，是母亲和佩戈蒂。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什么呢？让我想想。

透过记忆的迷雾，我看到了我家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生疏，反倒十分熟悉，就像是记忆中最初的模样。一楼是佩戈蒂的厨房，通向后院。后院中央立着一根柱子，上面筑有鸽子屋，但里面一只鸽子都没有；后院角落里有一个大狗窝，里面也一条狗都没有；一大群鸡在院子里气势汹汹、面目狰狞地走来走去，在我眼中显得无比高大。有一只公鸡，样子非常凶猛，它总是飞到一根柱子顶上去打鸣，我从厨房窗户里看它的时候，它似乎特别留意我，让我不禁浑身哆嗦。侧门外还有一群鹅，每次我从旁经过，它们就会伸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赶我，吓得我晚上都会梦见它们，就像野兽环伺中的人晚上会梦见狮子一样。

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在我眼中，那条走廊真的好长啊—从佩戈蒂的厨房一直通往前门。走廊里有一个黑漆漆的储藏室，晚上经过那地方时，得跑起来才行，因为要是没人拿着一盏昏黄的灯站在里面，让那股霉味儿飘到门外，肥皂、泡菜、胡椒、蜡烛、咖啡的味道就会一股脑儿钻进你鼻孔。我真不知道那些桶里、瓶里和旧茶叶箱里藏着什么东西。此外还有两间客厅，一间是我们晚上闲坐的地方，“我们”是指母亲、我，还有佩戈蒂，因为佩戈蒂干完了活儿，又没有旁人的时候，就常来同我们做伴；另一间是我们家最好的客厅，我们礼拜天才会到那里坐坐。那里虽然气派，但坐着并不舒服。我总觉得那个客厅里弥漫着一种哀伤的气氛，因为佩戈蒂曾告诉我—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但显然是很久以前—我父亲的葬礼是从那里开始的，满屋子都是穿着黑斗篷丧服的送葬者。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母亲在那个客厅给我和佩戈蒂读了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 。我听了之后害怕极了，她们不得不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来到卧室窗边，将教堂墓地指给我看。那里一片静谧，在庄严的月光下，死人都安息在坟墓之中。

我不知道世上有什么东西像教堂墓地的草坪那样翠绿，像那里的树木一样阴凉，像那里的墓碑一样寂静，甚至连一半都达不到。清晨，我从母亲卧房套间里的小床上跪起来，往墓地望去，看见羊在那里吃草。我还看见红艳艳的朝阳照到日晷上，心想：日晷又能报时了，不知道它会不会很高兴呢？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里的座席。那座席的椅背多高啊！透过座席边的窗户，可以望见我们家。做晨祷的时候，佩戈蒂就常常从那里往外瞧，因为她总担心家里进了贼，或者着了火，一定要反复确认才放心。不过，佩戈蒂可以东张西望，我却必须目不斜视，不然她就会生气，一个劲儿地朝站在座位上的我皱眉，示意我专心看牧师。可我不能老往牧师那边瞧啊—他不穿那身白袍子我也认识，我怕他见我直瞪着他，会心里纳闷，说不定还会停下礼拜问我—那我该如何是好？张嘴打哈欠是很失礼，但我总得有事可做啊！我朝母亲看，她却假装没瞧见我。我往教堂侧廊里的一个男孩看去，他却对我直做鬼脸。我望着穿过门廊、从敞开的大门射进来的阳光，看见那里有一只迷途的羔羊—我说的不是有罪之人，而是可以吃的真羊—正犹豫着要不要往教堂里走。我觉得，要是我再多瞧它一会儿，说不定就会忍不住大声说起话来，那洋相就出大了！我抬起头，看见墙上的灵牌，上面写着本教区不久前去世的博杰斯先生的名字。我努力想象他缠绵病榻、饱受痛苦，而医生束手无策时，博杰斯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请过奇利普先生，而他也无计可施。要是那样的话，每礼拜他到这里来看到灵牌，想起自己没能救活病人，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朝奇利普先生看去，他打着礼拜天才用的领巾。我挪开目光，转向布道坛，心想，要是能到那里面玩儿该多好呀！那是一座很棒的城堡，如果有孩子爬楼梯来攻击我，我就可以拿带穗的天鹅绒坐垫朝他的脑袋砸下去。想着想着，我的眼皮就慢慢合上了。起初，我似乎还听得见牧师热情高涨地吟唱令人昏昏欲睡的圣诗，然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直到扑通一声从座位上摔到地上。佩戈蒂连忙把半死不活的我抱出教堂。

现在，我又看见了我们房子的外面。卧室的格子窗都开着，好让芬芳的空气透进来。残破的鸦巢依然在屋前花园尽头的老榆树上荡来荡去。我现在来到房后的花园，在放着空鸽子屋和狗窝的院子后面，立着一道高高的栅栏，栅栏上开着一道门，门上挂着锁—我记得，栅栏背后就是蝴蝶的领地。那里种着果树，枝头果实累累，我后来再也没在哪个花园里看到过那么多、那么熟的果子。母亲挎着篮子摘果子，我站在一旁，不时偷偷拿起一颗醋栗囫囵吞下，还拼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大风乍起，夏天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又在冬天的暮色中玩耍，在客厅里跳舞。母亲跳得气喘吁吁，坐到扶手椅上休息。我看见她把闪亮的秀发缠绕在手指上，挺了挺腰。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她喜欢自己看上去漂漂亮亮的，并为自己的美貌感到自豪。

这是我最早的记忆片段之一。此外，我还觉得我们都有点儿怕佩戈蒂，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听她安排。以上就是我根据所见得出的最早看法—如果那可以称作看法的话。

一天晚上，只有我和佩戈蒂两人坐在客厅壁炉边。我给她念了一段鳄鱼的故事。一定是我念得太清楚，或者是那个可怜人儿听得太入神，因为我记得我念完之后，她竟然生出一种模糊的印象，认为鳄鱼是一种蔬菜。我早就念累了，而且困得要死，但既然我得到了特别优待，可以一直等到母亲从邻居家串门回来，那我宁愿困死在岗位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愿上床睡觉。我已经困得产生了幻觉，仿佛佩戈蒂膨胀开来，变成了庞然大物。我用两根食指撑起眼皮，拿出坚忍不拔的劲头，盯着坐在那儿忙针线活儿的佩戈蒂；盯着那块给线上蜡 的蜡头—那东西看上去很古老，满身都是皱纹！—盯着码尺住的那座小茅屋似的盒子；又盯着她那个针线盒，盒子拉盖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穹顶涂成了粉红色）；盯着她手指上的铜顶针；最后又盯着她本人，因为我觉得她很可爱。我困到了极点，我知道，只要我一闭眼，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会立即昏睡过去。

“佩戈蒂，”我突然说，“你结过婚吗？”

“天哪，大卫少爷，”佩戈蒂答道，“你怎么想到结婚这种事啦？”

她的回答颇为惊慌，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然后，她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我，针上的线已拉到尽头。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啊，佩戈蒂？”我说，“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不是吗？”

当然，我认为她和母亲不是同一类美人。不过，就另一种美来说，我觉得她是完美模范。在我们最好的那间客厅里，有一个红色天鹅绒脚凳，母亲在上面画了一束花。在我看来，那个脚凳的天鹅绒底色同佩戈蒂的脸色简直一模一样，只是前者光滑，后者粗糙，但这无关紧要。

“你说我漂亮，大卫？”佩戈蒂说，“才没有呢，我的宝贝！可你怎么想到结婚这种事啦？”

“我也不知道！—你一次只能同一个人结婚，对不对，佩戈蒂？”

“当然。”佩戈蒂斩钉截铁地说。

“不过，如果你同一个人结婚，而那个人后来死了，那你就可以同另一个人结婚了，对不对，佩戈蒂？”

“你可以这样做，”佩戈蒂说，“只要你愿意，我的宝贝。看你怎么想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佩戈蒂？”我说。

我提出了问题，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她，因为她也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我是这么想的，”佩戈蒂迟疑片刻，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接着干起活儿来，“我自己从来没结过婚，大卫少爷，我也不想结婚。在这个话题上，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你没有生气吧，佩戈蒂？对吗？”我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

她回答得如此简单粗暴，我真以为她生气了呢，但我大错特错了。因为她把针线活儿（她自己的一只长筒袜）放到一边，张开双臂，抱住我那满是鬈发的脑袋，用力挤了一下。我知道她使了劲儿，因为她很胖，穿好了衣服，只要用点儿劲儿，长裙背后的纽扣就会蹦飞几个。我记得，那天她抱我的时候，就有两颗纽扣蹦飞到客厅的另一头去了。

“再给我讲讲鳌鱼吧，”佩戈蒂说，她还念不大准“鳄鱼”这个词，“我还没听够呢。”

我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佩戈蒂当时的神情那么怪异；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急着要继续听鳄鱼的故事。不过，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了那种怪物身上，这时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在我的讲述中，我们将鳄鱼蛋留在沙子里，让太阳去孵化小鳄鱼；我们躲开鳄鱼，不停地东拐西绕，让它们摸不着头脑，因为它们身体笨重，无法快速转弯；我们像土著一样，进入水里追逐它们，用尖木棍捅入它们的喉咙；总而言之，我们同鳄鱼激战了一场，至少我自己非常投入。不过，我怀疑佩戈蒂心不在焉，因为她始终心事重重的样子，做针线活儿的时候，针不止一次戳到脸和胳膊。

我们把同鳄鱼有关的故事讲完了，又讲起短吻鳄来，这时花园的门铃响了。我们来到门口，发现母亲就在那里。我觉得她漂亮极了。同她一道来的还有一位绅士，长着秀美的黑发和络腮胡。上个礼拜天，他还陪我们从教堂回家来着。

母亲在门口弯下腰，把我搂进怀里吻了吻。这时那位绅士说，我这个小家伙简直比国王还幸运哩，或是诸如此类的话，我后来懂事了，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趴在母亲肩头问那位绅士。

他拍了拍我的脑袋，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还有他低沉的嗓音。他拍我的时候，我生怕他的手去碰母亲的手。但他就是碰到了。我用尽全力把他的手推开。

“噢，大卫！”母亲规劝道。

“好孩子！”那位绅士说，“儿子总是护着母亲，没什么奇怪的！”

我从没见过母亲的脸那样明艳动人。她只是温柔地责备我没礼貌，然后把我紧贴披肩抱着，转身感谢那位绅士不辞辛劳地送自己回家。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伸了出去。那位绅士握住母亲的手时，我觉得母亲瞥了我一眼。

那位绅士弯下身子—我看见了！—在母亲的小手套上亲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咱们说‘晚安’吧，好孩子。”

“晚安！”我说。

“来吧，让我们做世上最要好的朋友！”那位绅士大笑着说，“握握手！”

我的右手正握在母亲的左手里，于是我就把左手伸了出去。

“哎呀，伸错了，大卫！”那位绅士哈哈大笑。

母亲把我的右手往前送，但出于前面的原因，我打定主意不把右手给他，所以我没有伸出右手，而是将左手伸了出去。他热情地握了握，说我是个勇敢的小家伙，然后就走了。

这时，我看见他在花园里转过身，在房门关上之前，用他那双不祥的黑眼睛投来了最后一瞥。

佩戈蒂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一根指头都没动。她迅速把门关上闩好，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客厅。母亲一反常态，没有坐到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是坐在房间另一头，自顾自地唱起歌来。

“看来您今晚挺开心的呀，夫人。”佩戈蒂说，她手里拿着烛台，直挺挺地站在房间中央，活像一只大木桶。

“真谢谢你，佩戈蒂。”母亲兴高采烈地回应道，“我今晚确实非常开心。”

“认识一两个陌生人，倒是可以换换心情。”佩戈蒂委婉地指出。

“心情确实好了许多。”母亲答道。

佩戈蒂继续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母亲又唱起歌来，我则睡着了。但我没有睡得很熟，仍能听见她们说话，只是听不清她们说的是什么。这样打瞌睡很不舒服，不一会儿我就醒了，只是脑子还有点儿迷糊。我发现母亲和佩戈蒂两人正泪流满面地说着话。

“您不能找这样一个人呀。科波菲尔先生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喜欢他的。”佩戈蒂说，“这话我敢说，也敢发誓！”

“老天哪，”母亲高声说，“你这是要把我逼疯呀！有哪家姑娘像我这样遭仆人凌辱的？！我为什么要叫自己姑娘呢？这不公平呀。难道我没结过婚吗，佩戈蒂？”

“上帝做证，您当然结过婚，夫人。”佩戈蒂答道。

“那你怎么敢这么说？”母亲说，“你知道，我不是要说你怎么敢，佩戈蒂，而是你怎么忍心—让我这么难过，对我说这么刻薄的话。你明明知道，离开了这里，我连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也没有呀。”

“就是因为这个，”佩戈蒂说，“我才更应该说这事不成。不成！这事不成！不成！不管给多少钱都不成！不成！”佩戈蒂说话的时候是那样用力，我还以为她会把烛台都扔出去呢。

“你怎么能这么气人？！”母亲说，哭得比先前更厉害了，“对我说出这么不公平的话！你怎么总是说得好像一切都定下来了，都安排好了一样，佩戈蒂？我不是反复告诉过你，你这个残忍的东西，除了最普通的交往，我们什么事都没做！你说有人爱慕我，我能怎么办？如果有人傻兮兮地沉溺于爱情之中，那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问你，我该怎么办？你希望我剃光了头，涂黑了脸，把自己烧伤、烫伤，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将自己毁容吗？我敢说你就是希望我这么做，佩戈蒂。我敢说，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会喜出望外的！”

我觉得，佩戈蒂好像被这番冤枉她的话伤透了心。

“亲爱的孩子，”母亲走到我坐的那张扶手椅跟前，把我抱起来亲着，哭喊道，“我的小大卫！是不是有人拐弯抹角地指责我不疼爱我的心肝宝贝，不疼爱这世上最可爱的小家伙呀？”

“没有人拐弯抹角地指责您这个。”佩戈蒂说。

“你就有，佩戈蒂！”母亲反驳道，“你心里知道。你这个狠心的家伙，你说的那些话，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你明明和我一样清楚，为了大卫，上个季度我连新阳伞都没舍得买，而我那把绿色的旧伞上上下下都磨坏了，边儿上的穗子也又脏又乱。这都是你知道的呀，佩戈蒂，你没法否认。”然后，她饱含深情地转向我，把脸贴到我脸上，“我是个坏妈妈吗，大卫？我是个讨厌、狠心、自私的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说声‘是’，乖孩子，佩戈蒂就会疼你了。佩戈蒂的疼爱比我强多了，大卫。我一点儿也不爱你，对不对？”

听到这话，我们三人一起放声痛哭。我觉得，我是三人中哭声最响亮的，但我敢说我们全都动了真情实感。我的心都碎了，柔嫩的内心受到伤害。我怒不可遏，恐怕骂了佩戈蒂一声“畜生”。我记得，那个老实人难过极了，而且最后身上的纽扣肯定一颗也没剩。她跟我母亲和好之后，又跪在我的扶手椅旁跟我和好，这时她的纽扣像子弹一样砰砰砰地蹦了出去。

我们垂头丧气地上床睡觉。我一直抽抽搭搭的，很久都睡不安稳。有一次，我抽噎得厉害，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只见母亲坐在床单上，朝我俯下身。后来我就在她怀中睡着了，睡得很香。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在接下来的礼拜天又看见了那位绅士，还是过了更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再次现身。我不敢妄称擅长记忆日期。不过，他又来了，在教堂里，礼拜过后还送我们回家。他同我们一道进了门，来看我们客厅窗台上那盆很好看的天竺葵。在我看来，他并不怎么在意那盆花，但临走的时候却求我母亲送他一朵花。我母亲让他自己挑，但他不肯—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于是我母亲亲手摘了一朵，递到他手里。他说他要同花儿永不分离。我想他这个人真傻，竟不知道那朵花过一两天就会凋谢。

佩戈蒂开始不像往常那样常常陪我们共度夜晚时光了。我母亲对她简直百依百顺—在我看来相当反常—我们三个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仍然同过去不一样了，相处时不再那么融洽了。有时候，我觉得佩戈蒂或许反对我母亲把衣橱里的漂亮衣服都穿出来，反对她总去那个邻居家，但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找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渐渐地，我习惯了看到那位长着黑络腮胡的绅士。我依然像初次见面时一样不喜欢他，依然对他满怀不安与忌妒。不过，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只是出于小孩子的本能厌恶，以及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佩戈蒂和我就已经能对我母亲很好了，不用别人帮忙。此外即便还有别的原因，也绝不是年纪稍长的孩子可能发现的那种。当时我脑子里可没浮现出那种想法，一丁点儿都没有。可以说，我只能观察到片段，但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织成一张网，再把人套在里面，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力所不逮的。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房前的花园里，这时默德斯通先生—我已经知道他姓默德斯通了—骑马过来。他勒住马，跟我母亲打招呼，说他要去洛斯托夫特拜会几个有游船的朋友。他兴致勃勃地提议说，要是我喜欢骑马，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上，一起转转。

那天空气清新宜人，我非常想去。马站在花园栅门边，又打响鼻又刨地，好像自己也非常喜欢出游一样。母亲把我打发上楼，找佩戈蒂给我梳洗打扮。与此同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在开满多花蔷薇的栅栏外慢慢地走来走去，母亲则在栅栏内陪着他慢慢地走来走去。我记得，佩戈蒂和我从我那扇小窗户里偷偷瞧他们；我还记得，他们散步时凑得那么近，就像在仔细观察中间的多花蔷薇似的；而本来如天使般温柔的佩戈蒂突然火冒三丈，拼命梳我的头发，还梳错了方向。

不久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沿着大路边的草地小跑起来。他十分轻松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觉得我平时并不好动，这会儿却没法规规矩矩地坐在他前面，总会不时扭过头去，仰望他那张脸。他那双黑眼睛一望见底—我真想找一个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那种看上去毫无深度的眼睛—他出神的时候，在特殊的光线角度下，刹那间，你会觉得那双眼睛在斜视你，显得十分丑陋。我偷偷瞥了好几次，满怀敬畏地观察他的神情，不禁纳闷他在凝神想什么。现在凑近了一瞧，他的头发和络腮胡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黑，还要密。他的脸下部方方的，下巴上布满了胡楂，表明他每天都仔细刮那里又粗又黑的胡须。这让我想起了大约半年前巡展到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那两道整齐的眉毛，还有那看上去说不清是白色、黑色还是棕色的鲜艳脸庞—让他的脸色，还有关于他的记忆统统见鬼去吧！—这一切让我觉得他十分英俊，尽管依然满心疑惑不安。毫无疑问，我那亲爱的可怜母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我们来到海边的一家旅店。两位绅士待在一个房间里，别无他人。他们抽着雪茄，每人躺在至少四把并排的椅子上，而且都穿着肥大的粗呢夹克。角落里堆放着外套、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全部扎在一起。

一见我们进来，那两人从椅子上一骨碌爬起来，样子很是狼狈，说道：“嘿，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回应道。

“这小家伙是谁？”一位绅士拉住我问。

“这是大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谁家的大卫？”那位绅士说，“琼斯 家的吗？”

“科波菲尔家的。”默德斯通先生说。

“什么？就是美艳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拖油瓶？”那位绅士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昆尼恩，”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说话小心点儿。有人的耳朵是很尖的。”

“谁？”那位绅士大笑着问。

我连忙抬起头来，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 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不禁大松一口气。我本来还以为他们说的是我呢。

谢菲尔德的这位布鲁克斯先生似乎有什么非常好笑的地方，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位绅士就开怀大笑，默德斯通先生也乐不可支。他们笑了一阵，那位被默德斯通先生称作昆尼恩的绅士说道：“对计划中的那笔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怎么看？”

“哎，我觉得布鲁克斯现在还不怎么知道那件事呢。”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想他基本上不赞成。”

听到这话，他们又爆发出一阵哄笑。昆尼恩先生说，他要摇铃叫点儿雪利酒来，为布鲁克斯干杯。他也这么做了。酒端上来后，他叫我就着饼干喝点儿酒。我正要喝，他又叫我站起来说：“祝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永远糊涂！”这句祝酒词逗得他们抚掌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一见我笑，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总而言之，大家都很开心。

后来，我们到海边悬崖上散步，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观看风景—镜筒贴到我眼睛上的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假装看见了—然后我们回到旅店，提前吃了晚饭。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两位绅士不停地抽烟—如果可以根据他们的粗呢外套散发的气味来判断，我怀疑自打外套由裁缝铺送到家，他们就一直在抽烟。我不应该忘提，我们那天还登上了游船。他们三人下到船舱，忙着处理文件。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见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在这段时间，他们把我丢给了一个非常和善的人。那人有个大脑袋，满头红发，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小帽子，身穿横纹衬衫或者马甲，胸前是大写字母拼成的“云雀”二字。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没有临街的大门挂铭牌，他只好将名字绣在胸口。可我叫他云雀先生的时候，他却说那是船的名字。

我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位绅士更严肃，更沉稳。那两个人总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他们无所顾忌地相互打趣，却几乎从不跟默德斯通开玩笑。在我看来，他比那两个人更聪明，更冷静，而他们对他的看法，也同我近似。我注意到，有一两次，昆尼恩先生在讲话的时候，斜瞟了默德斯通先生几眼，好像生怕惹他不高兴。还有一次，在帕斯尼奇先生（就是另一位绅士）得意忘形的时候，昆尼恩先生踩了他一脚，偷偷用眼神警告他，要他留神默德斯通先生，后者正绷着脸默默坐在那里。我也不记得那天默德斯通先生笑过，除了讲谢菲尔德笑话那次—而那个笑话，顺带一提，正是他自己讲的。

夜幕刚刚降临，我们就回了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夜晚，母亲打发我进去吃茶点，自己又同默德斯通先生在多花蔷薇栅栏旁散步。默德斯通先生走后，母亲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我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她的那些话，她听了笑起来，告诉我，那是几个放肆无礼的家伙在胡说八道，但我知道，那些话让她很高兴。我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我趁机问她认不认识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她回答说不认识，但猜此人肯定是个制造刀叉的。

此时此刻，母亲的面庞又浮现在我眼前，同街上拥挤人群中我随意去看的一张面庞一样清晰。尽管我理应记得它已面目全非，也知道它已化为尘土，但我能说那副容颜荡然无存了吗？此时此刻，母亲那天真无邪的少女之美，仍像那晚一样，带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说这份美已经褪色消亡了吗？母亲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当年视若珍宝的面影鲜活如故，比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青春可爱，我能说她已与我阴阳两隔了吗？

这番对话之后，我上了床，母亲来向我道晚安，我现在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她玩闹似的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巴，笑盈盈地说：“他们都说什么来着，大卫？你再给我说一遍。我不相信他们说过那样的话。”

“‘美艳迷人的—’”我开口道。

母亲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

“他们绝不会说‘美艳迷人’，”她乐呵呵地说，“他们不可能说什么‘美艳迷人’，大卫。我就知道绝不可能！”

“不，他们说了。‘美艳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不依不饶地重复道，“还说你‘漂亮’来着。”

“不，不，绝不会说‘漂亮’，绝不会说‘漂亮’。”母亲又用手捂住我的嘴，打断了我。

“不，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一群无礼的蠢货！”母亲尖叫道，捂着脸咯咯直笑，“这些男人真可笑！是不是，亲爱的大卫—”

“嗯，妈妈。”

“这话别跟佩戈蒂说，她说不定会生他们的气。我自己就挺生气，但我想最好别让佩戈蒂知道。”

我当然答应了。我们彼此吻了又吻，不一会儿我就沉入了梦乡。

接下来我要讲到，佩戈蒂向我提出了一个充满冒险的惊人建议。如今看来，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我同母亲的那番谈话后的第二天，但事实上，那很可能是大概两个月之后了。

一天晚上（我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我同佩戈蒂和从前一样坐在一起，与我们做伴的有袜子、码尺、蜡头、盖子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盒，还有那本鳄鱼故事书。佩戈蒂先看了我好几眼，张了几下嘴，好像要说什么，却没说出口—当时我以为她只不过是在打哈欠，不然我肯定会吓一跳的—最后才用哄孩子的口气说：

“大卫少爷，你想不想跟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那里待两个礼拜？肯定很好玩儿，你说呢？”

“你哥哥好相处吗，佩戈蒂？”我随口问道。

“噢，他很好相处！”佩戈蒂举起双手大声说，“那里还有大海、小船、大船、渔夫、海滩，还有阿姆和你一起玩。”

佩戈蒂说的是她侄儿哈姆，就是我在第一章里提过的那个哈姆，只是被她念成了英语语法的一小部分 。

听她说了这么多的开心事，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回答说，那确实很好玩儿，但我母亲会怎么说呢？

“这个嘛，我敢出一个基尼打赌，”佩戈蒂注视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要是你愿意，她一回家，我就去问她。就这么定了！”

“但我们走了，她一个人怎么办呢？”我说道，把我的小胳膊肘放在桌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佩戈蒂的目光突然落在袜子上，像是要在袜跟找一个小洞一样。但那个洞一定非常小，不值得缝补。

“喂！佩戈蒂！她不能一个人过，你是知道的呀。”

“噢，你这孩子！”佩戈蒂说，终于又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了，“你不知道吗？她要到格雷珀太太家去住两个礼拜。格雷珀太太家要来好多客人呢。”

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非常想去了。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母亲从格雷珀太太（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邻居）家回来，确定她是否允许我们将这个好主意付诸行动。母亲立即就同意了，一点儿也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惊讶。我们当天晚上就把一切安排妥当了。母亲会支付我在那里的食宿费用。

我们出发的那天很快就到了，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热切地盼望着那天的到来，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者其他剧烈的自然灾害，害得我们不能成行。我们计划乘运货马车 去，早饭过后就出发。要是头天晚上能允许戴帽穿靴、和衣而眠，那给多少钱我都愿意。

虽然现在讲起来很轻松，但回想起我那时如何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我那个快乐的家，一点儿也没怀疑我这一走，与那个家便成永诀，我就不由得悲从中来。

运货马车停在门口，母亲站在那儿吻我。这时候，对母亲和这个从未离开过的家，我又是感激，又是眷恋，禁不住哭了起来。如今回想起这一幕，我感觉很快乐。我知道母亲也哭了，我还感觉到她的心紧贴着我的心在跳动，这让我开心极了。

我欣喜地回忆起，马车开始移动的时候，母亲跑出大门，叫车夫停下车，好再吻我一次。她朝我仰起脸，那真挚的爱意让我沉浸其中，喜悦无比。

我们出发了，留下她独自站在路上，这时默德斯通先生走到她身边，似乎在劝她不要那样激动。我绕过车篷往后看，心里直纳闷，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佩戈蒂也从另一边往后看了看，然后把脸转回车厢。我发现她满脸都写着不满。

我坐在那里，打量了一阵子佩戈蒂，心里幻想着这种假想的情况：倘若有人雇她将我扔掉，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孩子一样 ，我能不能通过她掉的纽扣找到回家的路呢？ bPj3oGriC/gr4y8ztEfHFDPWMDGImuL9VE4XPoAkDSG+ONjJtPDZZkahNq9tDh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