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在我的这部戏里,主人公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另有其人,本书必须交代清楚。故事要从我呱呱坠地时写起。我生在一个礼拜五的午夜十二点(这是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据说,就在凌晨钟声敲响的同时,我也开始啼哭起来。
早在几个月前,左邻右舍一些德高望重的太太便对我产生了强烈兴趣,尽管那会儿我能不能跟她们见面还说不准呢。鉴于我降生的日子和时辰,我的保姆和那些太太便宣称我这辈子注定命运多舛,而且我还有看见鬼魂和精灵的本事。她们笃信,凡是不幸生在礼拜五深夜的孩子,无论男女,都会不可避免地具备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在这里不必多说。预言到底是真是假,只消看看我这辈子的经历便知。至于第二点,我不得不说,这份天赐的财富,我还没继承到哩,不然就是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将其挥霍一空了。不过,我对自己没能拥有这份财富,半句怨言都没有。倘若别的什么人正在享用,我衷心祝愿他能永享斯福。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 。家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这玩意儿,叫价区区十五基尼 。不知当时海上讨生活的人是手头拮据呢,还是不相信胎膜真有神效,反正他们宁愿穿软木救生衣,也不愿买胎膜。最后,只有一个人出了价。此人是同证券经纪行当有关的律师,他只肯出两镑 现金,其余的则用雪利酒 抵偿。就算顶着溺水身亡的风险,他也不愿多给一个子儿。于是广告只好撤回,钱也打了水漂儿—要说雪利酒的话,我那亲爱的可怜母亲自己还在卖呢—然而十年后,这层胎膜再次被出售。这次采用抽彩的方式,我们当地有五十人参加,每人先出半克朗 ,中彩的人还须出五先令买走胎膜。当时我本人也在现场。见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竟被那样处理掉,我心里别扭极了,也窘得慌。我还记得,中彩的是一个老太婆,她提着一只篮子,心不甘情不愿地从篮里掏出该付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 铜币,最后还差两便士半。大伙儿费了老长时间,一枚一枚地数给她看,想让她明白钱没给够,但她就是听不懂。结果,这老太婆真的不是被淹死的,而是以九十二岁高龄、得意扬扬地寿终正寝。这成了我们那一带的美谈,想必会流芳百世。我听说,直到临终,这老太婆最引以为傲的大话都是,除了有一次过桥,她这辈子从没到过水面上方。我还听说,直到临终,她喝茶的时候(茶可是她的至爱)都爱对水手和其他类似的人表露愤恨,指责他们竟然自以为是地满世界“瞎跑”,这简直就是对上帝不敬。即便你告诉她,一些日用品,或许就包括茶,正是她厌恶的这种“瞎跑”的结果,那也是白搭,她会愈发激动地反驳说:“我们绝不能瞎跑!”而且她出自本能地相信自己的反驳掷地有声。
好了,我现在也不东拉西扯了,还是回头说说我的出生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按照苏格兰人的说法,“在那片儿”。我是个遗腹子。我第一次睁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父亲已经闭眼长逝六个月了。每当想起父亲竟然从未见过我,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即便现在也是如此。更让我觉得诡异的是,我依稀记得,教堂墓地中父亲那块白色的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怎样的联想。入夜后,我们的小客厅里烧着火炉,点着蜡烛,暖融融、亮堂堂的,父亲的墓碑却孤零零地躺在黑暗之中,被我们下了闩、上了锁的房门阻隔在外—有时我觉得这样做简直是残忍。每当想到这里,我心中便会生出一股不可名状的同情。
我父亲的姨妈,也就是我姨婆,在我们家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后面我会提到她。她叫特罗特伍德小姐,我那可怜的母亲则称呼她贝齐小姐,但那是在母亲完全克服了对这位显赫人物的恐惧、敢于提及她的名讳之后才这样叫的(这种情形可不常见)。姨婆当年嫁的男人比她年轻,而且十分英俊。可俗话说得好:“美不美,看行为。”若从这方面考量,那男人可一点儿都不漂亮。他大有打过贝齐小姐的嫌疑,甚至有一次,他们因为家用物品发生争吵,他一气之下,竟然发狠要把贝齐小姐从三楼窗户扔出去。种种情况都表明,他们性情不合,水火难容。最后贝齐小姐只得给了他一笔钱,两人分道扬镳,皆大欢喜。他带着这笔钱去了印度。根据我们家族中的一个荒诞传说,后来曾有人在印度看见他同一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上。但现在想想,那应该不是什么狒狒,而是当地的某位先生或者夫人 。无论如何,十年后,从印度传来了他的死讯。姨婆听到消息时作何感想,没人知道。同丈夫分手后,姨婆便立刻恢复了婚前的本姓,在遥远的海边小村买了座小屋,带着一个女仆在那儿独自生活。据说,从那以后,她便离群索居,坚决不问世事了。
我相信,姨婆有一段时间非常疼爱我父亲,但父亲的婚事让她大为恼火,因为在她眼里,我母亲只是个“蜡娃娃” 。她压根儿就没见过我母亲,却知道我母亲那会儿还不满二十岁。后来,父亲就再也没同姨婆见过面。我父母结婚时,父亲比母亲年长一倍,身子骨也不大结实,一年后便撒手人寰。正如我前面所说,他去世六个月后,我才来到人间。
在那个充满变故而又至关重要的礼拜五下午—请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不能说当时自己就明白出了什么状况,也不能说下面讲述的情况来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构成的记忆。
当时,我母亲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神萎靡,泪眼婆娑地望着炉火。对于自己,以及肚里那个没了父亲的陌生婴儿,她已深感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放着好几罗 预示我母亲将遭大罪的针 ,准备欢迎这孩子来到对其降临漠然以对的世界。如我所说,在那个晴朗而多风的三月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边,又害怕又难过,十分怀疑自己能否熬过眼前这场生死考验。就在这时,她擦干泪,抬起头,透过对面的窗户,看见一位陌生的女士正从花园走来。
我母亲又瞥了眼来客,便生出一种明确的预感:对方肯定是贝齐小姐。落日余晖洒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士身上,她径直朝门口走来,那直挺挺的身子、冷冰冰的面孔,不可能属于别人。
她走到房前,又干了一件事,证明她正是姨婆本人无疑。我父亲生前常透露,姨婆的行为举止几乎从来都跟一般基督徒大相径庭。这会儿,她没拉门铃,而是来到我母亲对着的那扇窗户前,把鼻头贴在玻璃上,向屋内张望。我那亲爱的可怜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说,因为贴得太紧,姨婆的鼻头一下子就被压扁变白了。
她把我母亲着实吓了一跳。我一直坚信,我之所以能在礼拜五午夜出生,都是托了贝齐小姐的福。
我母亲从椅子上慌忙起身,躲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贝齐小姐用探询的目光慢慢环视这个房间,像荷兰钟上的撒拉逊人 脑袋一样转动眼睛,从窗户对面开始打量,最后将视线落在我母亲身上。她朝我母亲皱了下眉,打了个手势,就如同颐指气使惯了的主子似的,示意我母亲去开门。我母亲便去了。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齐小姐说。她在“想”字上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见我母亲身着丧服 ,而且挺着大肚子的缘故吧。
“是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特罗特伍德小姐这个人,”来客道,“你应该听说过吧?”
母亲回答说她有幸听闻此人大名,可她话里并没有表达出荣幸之至的意思,不禁觉得有点儿尴尬。
“现在你见到她了。”贝齐小姐说。母亲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走进刚才我母亲待的那个客厅,因为走廊另一侧那个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其实,自从父亲下葬之后,那里就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贝齐小姐一言不发,而母亲努力控制了一会儿情绪,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噢,得啦,得啦!”贝齐小姐连忙说道,“别这样!好啦,好啦!”
可母亲就是停不下来,一直哭到再也哭不出来才罢休。
“摘掉你的帽子,孩子,”贝齐小姐说,“让我瞅瞅你。”
这个要求很古怪,但母亲太惧怕贝齐小姐了,即便有心拒绝,也不敢不从。因此,她照吩咐做了,可手抖得太厉害,把头发(她有一头浓密的秀发)都弄乱了,披散在面前。
“哎哟,我的天哪!”贝齐小姐惊呼,“你自己都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的确异常年轻,况且她的年龄本来也不大。她耷拉着脑袋,仿佛长相年轻是她的过错似的,真是可怜人儿哟。她抽抽搭搭地说,恐怕自己确实就是个孩子气的寡妇,要是这次活得下来,她也只能做个孩子气的母亲。接下来,双方沉默了片刻。母亲感觉贝齐小姐似乎在抚摩她的头发,而且动作不可谓不温柔。可是,当她满怀希望、怯生生地朝贝齐小姐看去时,却发现那位女士坐在椅子里,裙子下摆撩起来,双手十指交握放在膝头,两脚搭在炉栏上,眉头紧锁,盯着炉火。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贝齐小姐突然说道,“为啥叫‘栖鸦楼’?”
“您说的是这座房子吗,夫人?”母亲问。
“为啥叫‘栖鸦楼’?”贝齐小姐说,“要是你们俩当中有人对现实生活有点儿概念,就会觉得叫‘吃鸭楼’更贴切。”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起的,”母亲答道,“他买这座房子的时候,总觉得附近有乌鸦。”
就在这时,晚风骤起,花园尽头的几棵高大老榆树顿时骚动起来,我母亲和贝齐小姐都不禁朝那边望去。只见那些榆树弯下了腰,如同巨人在窃窃私语。如此平静了几秒,它们便又陷入狂暴之中,疯狂地舞动着手臂,似乎刚才的密谈过于邪恶,让它们内心十分不安。而高处树枝上那些饱经风雨、残破不堪的老鸦巢,就像惊涛骇浪中的遇难船一样摇来荡去。
“鸟都上哪儿去了?”贝齐小姐问。
“鸟……”母亲刚才在想别的事。
“那些乌鸦—它们后来怎么了?”贝齐小姐问。
“自打我们搬到这儿来,就从没见过乌鸦。”母亲说,“我们认为—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里曾经栖居着许多乌鸦。但那些鸦巢都十分古老,乌鸦很早之前就弃巢而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就是这种人!”贝齐小姐大声说,“彻头彻尾的大卫·科波菲尔作风!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却给房子取名‘栖鸦楼’!看见了鸟巢就相信真的有鸟!”
“科波菲尔先生已去世了,”母亲答道,“如果您敢当着我的面说他坏话—”
我想,我那亲爱的可怜母亲当时肯定恨不得冲上去痛揍我姨婆。可是,就算她训练有素,而且不是当晚那副病恹恹的样子,姨婆也可以在这样的冲突中单手制服她。不过,随着她从椅子上站起身,这个念头也烟消云散了。她又无比温顺地坐下,然后晕了过去。
她自己醒来之后—或者说,贝齐小姐帮她恢复知觉之后,不管怎样都行—她发现贝齐小姐正站在窗边。这时夜色已浓,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彼此。若不借助炉火,她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我说,”贝齐小姐坐回椅子上,漫不经心似的看了眼窗外的风景,开口道,“你还有几天就生—”
“我浑身发抖。”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自己肯定是要死啦!”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贝齐小姐说,“你喝点儿茶吧。”
“噢,天哪,天哪,您认为喝茶对我有好处吗?”母亲无助地喊道。
“当然有好处,”贝齐小姐说,“你只是在胡思乱想罢了。你管你家姑娘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呢,夫人。”母亲天真地说。
“愿上帝保佑这孩子!”贝齐小姐高声道,无意间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垫上的第二句祝福语。不过,她说的“孩子”不是指我,而是指我母亲。“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你的女仆叫什么。”
“佩戈蒂。”母亲答道。
“佩戈蒂!”贝齐小姐气呼呼地重复道,“你是说,孩子,居然有人进入基督教堂,得了‘佩戈蒂’这样的教名?”
“这是她的姓,”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叫她的姓。”
“过来,佩戈蒂!”贝齐小姐开了客厅门叫道,“上茶。你的太太有点儿不舒服。别磨磨蹭蹭的。”
贝齐小姐发号施令的派头,俨然自己从房子落成开始就是公认的一家之主。听到陌生人召唤,佩戈蒂大吃一惊,端着蜡烛沿走廊过来。贝齐小姐探出头,跟佩戈蒂打了个照面,然后又关上门,像先前一样坐下来,双脚搭在炉栏上,撩起裙子下摆,双手十指交握,放在一只膝盖上。
“你刚才说你会生个女孩,”贝齐小姐说,“我毫不怀疑,肯定是个女孩。我有预感,准是个女孩。听着,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那一刻起—”
“说不定是男孩。”母亲冒昧地插嘴道。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预感,准是个女孩。”贝齐小姐反驳道,“别跟我顶嘴。从这个女孩降生那一刻起,孩子,我就要做她的后盾。我要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给她取名为贝齐·特罗特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齐·特罗特伍德一生中绝不能出半点儿差错。她的感情绝不能被玩弄,可怜的孩子。她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监护,以免愚蠢地相信那些不值得相信的人。我必须肩负起这一责任。”
贝齐小姐每说一句话,脑袋就会抽搐一下,好像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又在心中翻腾。她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把话进一步挑明。至少,我母亲在微弱的火光下看她的时候是这样想的。我母亲太惧怕贝齐小姐了,加上自己又过于忐忑不安、驯服温顺、茫然无措,导致看不清任何情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贝齐小姐沉默片刻后问道,脑袋也渐渐不再抽搐了,“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吗?”
“我们非常幸福。”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太好了。”
“什么呀?恐怕他把你宠坏了吧。”贝齐小姐针锋相对。
“这艰难世上,如今只剩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从这方面说,恐怕他真是把我宠坏了。”母亲抽噎道。
“好啦!别哭了!”贝齐小姐说,“你们俩并不般配,孩子—我的意思是,假如世上真有一对夫妻般配的话—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对吧?”
“是的。”
“还当过家庭教师?”
“我给一户人家当过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常来这家拜访,对我非常和气,非常关心,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这样结了婚。”我母亲简明扼要地说。
“唉!可怜的孩子!”贝齐小姐沉吟道,依然对炉火皱着眉,“你懂些什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夫人。”母亲支吾道。
“比如料理家务之类?”贝齐小姐说。
“恐怕不大懂。”母亲答道,“我希望自己能懂得更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本来在教我—”
“他自己就懂很多嘛!”贝齐小姐插了一句。
“—我希望自己能有进步,因为我学得很热情,他教得也很耐心。如果他没有不幸离世—”说到这里,母亲再次崩溃,讲不下去了。
“好啦,好啦!”贝齐小姐说。
“我定期记账,每天晚上还同科波菲尔先生一起结算。”说完这句,母亲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过一句争执,除了有时候科波菲尔先生怪我把‘3’和‘5’写得太像,或者在‘7’和‘9’上添了弯弯的尾巴。”母亲接着说了这一句,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你这样会哭出病来的,”贝齐小姐说,“你知道,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教女都不好。好啦!不许哭了!”
这个理由起了点儿作用,让我母亲平静下来。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越来越难受了。接着是一阵沉默,只听得见坐在椅子上、脚踩炉栏的贝齐小姐偶尔发出一声“哎”。
“我知道,大卫用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年金 。”过了一会儿,贝齐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母亲有点儿吃力地答道,“非常体贴,对我很好。他让我继承了一部分年金。”
“有多少?”贝齐小姐问。
“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母亲说。
“没那么糟嘛。”姨婆说。
“糟”这个字用到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因为我母亲这时候的状况简直糟透了。佩戈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屋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多么难受—假如刚才屋子里足够亮,贝齐小姐多半也会看出来—连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卧室里,然后立刻打发她侄子哈姆·佩戈蒂去请医生和护士。这些天来,她一直瞒着我母亲把侄子藏在家里,以便到了紧急关头跑腿送信。
这一支联军陆续抵达,前后只差几分钟。发现一个陌生老太太装腔作势地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软帽,耳朵里塞着珠宝商用来垫珠宝的上等棉花,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佩戈蒂对我姨婆一无所知,我母亲也只字不提姨婆是谁,于是姨婆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装了一大口袋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当当,但她那庄严的仪态并未因此有丝毫减损。
医生去楼上看过病人,又下了楼。我想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可能要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面对面坐好几个小时,所以刻意表现得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他是男人中最谦和的,也是小个子中最温顺的。他总是侧着身子进出房间,以免多占地方。他走起路来总是像《哈姆雷特》里的那个鬼魂 一样轻手轻脚,而且比它更慢。他总是歪着脑袋,半是为了谦卑地贬低自己,半是为了谦卑地讨好别人。不用说也知道,他从不曾对一条狗口出恶言。想必就连疯狗他也不曾骂过。即便不得不同狗打交道,他也只会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者半句,或者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他说话跟走路一样,总是慢悠悠的。但他决不会对它粗野无礼,也不会暴跳如雷,无论如何都不会。
奇利普先生歪着脑袋,温柔地看了看我姨婆,然后微微鞠了一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示意自己说的是对方耳朵里塞的珠宝商棉花。
“局部发炎吗,夫人?”
“什么?”姨婆回应道,像拔瓶塞一样,把一只耳朵里的棉花拽了出来。
姨婆粗暴的举动令奇利普先生大感惊愕—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多亏上帝保佑才没有当场手足无措。不过,他还是用甜美的声调又问了一遍:“局部发炎吗,夫人?”
“胡说八道!”姨婆答道,又把棉花一下子塞进了耳朵。
自讨没趣后,奇利普先生只得有气无力地望着坐在那里注视炉火的姨婆,直到再次被叫上楼。他去了约莫一刻钟,又回来了。
“怎么样?”姨婆问,同时把离医生更近的那只耳朵里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夫人,”奇利普先生答道,“我们—我们进展缓慢,夫人。”
“哎—哟—喂!”姨婆说,满含轻蔑的叹词里带着完美的颤音。说完,姨婆又像刚才一样把棉花塞进了耳朵。
奇利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他当时真的—真的—几乎吓休克了。仅从医学专业角度说,他几乎吓休克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坐下来望着她,而她依然注视着炉火。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小时,医生又被叫了上去。他离开了片刻,又回来了。
“怎么样?”姨婆问,又把那只耳朵里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夫人,”奇利普先生答道,“我们—我们进展缓慢,夫人。”
“哎—哟—喂!”姨婆说。这鬼哭狼嚎般的声音令奇利普先生着实无法忍受。他后来说,那简直是在存心摧毁他的心神。他宁肯顶着猛烈的穿堂风坐在黑漆漆的楼梯上,直到再次被叫上楼。
哈姆·佩戈蒂在国民学校 上学,尤其擅长教义问答,所以算得上可靠的证人。他第二天报告说,在医生第四次上楼一个小时后,他碰巧往客厅里偷看了一眼,就立刻被贝齐小姐发现了。当时,贝齐小姐正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一见到他,没等他开溜,就猛扑上去将他抓住。他还说,当时楼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贝齐小姐抓住他时,那声音刚好达到最大,显然贝齐小姐将他当成了过剩的焦躁情绪的宣泄对象—由此可见,贝齐小姐耳朵里的棉花并没有将声音阻挡在外。他还说,贝齐小姐揪着他的领子,拽着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就像他服用了太多鸦片酊一样 )。她还边拖边摇晃他,扯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衬衫,捂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那是他的耳朵还是她自己的,还用别的手段折腾他、虐待他。他的这番描述,部分得到了他姑母的证实,因为他姑母十二点半见到他的时候,我姨婆刚放开他不久,据说他的脸红得就跟我出生时一样。
性情温和的奇利普先生即便真有记仇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会心怀怨恨。他刚闲下来,就侧身走进客厅,用最恭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呃,夫人,我很高兴可以向您道喜。”
“道什么喜?”姨婆厉声问。
见我姨婆如此疾言厉色,奇利普先生又慌张起来。于是他朝我姨婆微鞠一躬,又挤出一丝微笑,希望借此抚慰她的情绪。
“真是没救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姨婆不耐烦地叫道,“哑巴啦?”
“请冷静一点儿,亲爱的夫人。”奇利普先生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已经没有理由再烦躁不安了,夫人。请冷静一点儿。”
姨婆当时竟然没有摇晃他,没有把他要说的话摇出来,此事后来一直被视为近乎奇迹。她只是对他摇了摇脑袋,但这一摇就已经令他心惊胆战了。
“呃,夫人,”奇利普先生刚恢复勇气就接着说,“我很高兴可以向您道喜。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夫人,而且是圆满结束。”
奇利普先生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五分钟演说,在这期间,姨婆一直认认真真地盯着他。
“她没事吧?”姨婆问,双臂抱胸,一只胳膊上仍然系着软帽。
“呃,夫人,我想她过会儿就会很舒服了。”奇利普先生答道,“在这种悲惨的家庭环境中,一个年轻母亲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您现在去看她的话,不会有任何问题,夫人。这也许对她有好处哩。”
“她呢?她没事吧?”姨婆厉声问。
奇利普先生的脑袋更歪了,恰似一只可爱的鸟儿望着我姨婆。
“我说的是婴儿,”姨婆道,“她怎么样了?”
“夫人,”奇利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那是个男孩呀!”
姨婆一言不发,抓住帽带,像拉弹弓一样,瞄准奇利普先生脑袋弹射出去,然后戴上折弯的帽子,走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过。她就这样消失了,如同大失所望的仙女,或者大家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而且再也没回来过。
是的,她再也没回来过。我躺在摇篮里,我母亲躺在床上,但贝齐·特罗特伍德·科波菲尔却永远留在了梦与影的国度,留在了我刚刚穿越的广袤空间 ;我们房间的灯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所有同我一样的旅行者在尘世终将抵达的神秘之国 ,也照亮了那身躯已化为尘土之人 的坟茔。倘若没有此人,我也不会存在。
姨婆一言不发,抓住帽带,像拉弹弓一样,瞄准奇利普先生脑袋弹射出去,然后戴上折弯的帽子,走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过。(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