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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年之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压力作为开端。就像地壳板块移动，相互摩擦、累积压力，然后爆发地震一样，人格层面的板块也会发生碰撞。此时，个体获得的自我感，连同其内置的观念和情结以及对内在小孩的保护，开始与寻求实现的自性之间发生摩擦。
这些波动可能会被防御性的自我意识所消除，但压力却在不断累积。通常，在人们意识到危机之前，各种迹象和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抑郁、酗酒、吸食大麻，以促进性爱、出轨、反复跳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忽视或摆脱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还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在运作。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因反对希特勒而殉道。他从弗伦斯堡集中营偷偷带出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苦苦思索一个显要的问题：上帝是否以某种方式造就了集中营及其可怕的生存环境？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明智地得出结论：他的任务在于面对并穿越恐惧，找到上帝在这种情境下的旨意。
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内心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更加清醒地生活，并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当我们在意识层面受到剧烈冲击时，就会在中年之路上觉醒。我看到许多人在遭遇重大疾病或丧偶时，开启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下一章将给出具体例子。）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语中代表“时间”的两个词——chronos和kairos——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chronos是指连续的线性时间，kairos则是指深度上的时间。例如，对于美国人而言，1776年不只是岁月长河中普通的一年，它还决定了美国在以后每一年的发展。当我们不得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线性的岁月时，中年之路就出现了。一个人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间越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连串的时刻，通向某个模糊终点，其意义将在最后变得清晰。当一个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垂直维度与生命的水平维度相交时，人生将以一种深度的视角被呈现：“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由于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动延续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我们已经习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阶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些角色上。由此，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开头写道：“我们现在谈的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
所有的宏大问题都由曾经是孩子的我们提出，当时我们静静地观察这些大人，或者深夜躺在床上，觉得活着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权重逐渐磨灭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望和文化规则。在序言结尾，艾吉回忆了他被大人抱上床睡觉的情景：“（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些人通过灾难性的事件才会经历这场命中注定的相遇，但他们实际上很早就收到了预警。脚下的地面轻微地颤动，一开始很容易被忽视。地震预警是内在压力的先兆，在我们完全意识到它们之前就一直存在。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组建了家庭、出版了自己的书、拥有很好的教职。多年后他意识到，第一次波动的征兆是他感到无聊和乏力。他做了大多数人所做的事，大同小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岗位上教书。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它们在表面上是富有成效的，代表了典型的职业阶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个阶梯上。当他37岁时，不断累积的深层抑郁爆发，他经历了近乎彻底的衰弱和意义丧失。他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家庭，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过度补偿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压制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问题？或者他靠误打误撞找到了度过下半生的最佳方式？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这种波动通常在近30岁时就会出现，但在那时很容易就被人们忽视。生活被琐事填满，前路向我们招手，一切变化太快，投入更多的精力总是很容易，于是我们忽略了这些征兆。一个人必须得绕着一个轨道走好几圈，才能知道它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只有当一个人不止一次经历某种模式时，才会觉察到模式的存在，以及它的代价和副作用。回溯往事时，我们常常对这些错误、天真和投射感到懊恼，甚至是羞耻。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中年之路的召唤有着明显的特征和体验（详见下文）。它们自主地发生，独立于自我意志之外。它们日复一日地悄然生长，惊扰了内在小孩的睡眠，而后者把确定和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但中年之路代表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实现，这是一个服从于天性及其神秘的目的论
的过程，几乎不关心神经紧张的自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