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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之路是一个现代概念。在20世纪人类寿命突然延长之前，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说，生命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医疗保健系统的变革，使20世纪初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40岁。只要去早期美国的墓地随便走走，就能看到一排排孩童的坟墓，他们死于鼠疫、疟疾、白喉、百日咳、天花和斑疹伤寒等，而现代儿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了这些疾病。（我记得我所在的那个大约10万人口的城市，曾因为小儿麻痹症暴发而停摆，只能进行基本交易，无法逛公园、看电影和游泳。）
也许除了寿命的限制，那些活得更久的人还会受到社会体制的巨大影响，比如教会、家庭和社会习俗。（小时候，就有许多离婚的人用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好像成了一个杀人犯”。）性别定义太过清晰甚至绝对，这同时伤害了男人和女人。家庭和民族传统给我们提供了根基感或社群感，但同时也会滋生近亲繁殖和阻碍独立。女孩被期望嫁人，相夫教子，成为维系和传播价值体系的中心。男孩被期望长大，接替父亲的角色，成家立业，同时支持和拥护价值观的延续。
许多传统价值观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值得称赞。但是，考虑到这些体制对人们的殷切期望，沉重的精神暴力也会同时存在。我们不应该在不了解双方灵魂的情况下，自动地为50年的婚姻历程喝彩。也许他们害怕改变，害怕诚实和受苦。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在当今时代之前，人们很少被告知要自我实现，也不知道自我作为神秘且独特的存在，其价值观可能不同于亲朋好友。即使是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异端的观念。但现代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力量已经从传统组织向个人急剧转移。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至个人身上，这比任何一个变化都重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精神能量，并让现代人处于孤立的状态。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观察到的，我们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重生”。
不管是好是坏，精神引力已经从社会体制转向了个人选择。如今中年之路的存在，不仅因为人们活得够长，还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