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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是心灵的一个基本机制，指内心无意识的东西会被投射给外界事物。（projection这个词来自拉丁文pro+jacere，意思是“扔到面前”。）荣格曾写道：“投射的一般心理成因总是被激活的无意识在寻求表达。”
在其他地方，他说道：“投射绝不是人为的；它发生了，它就在那里。在我身外的黑暗之中，我发现了一种内部的或心理的生活，那是属于我的生活，但我没有认出它来。”
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和未知的内心世界，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焦虑及其解决全部投射到父母身上，相信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时，往往将知识和力量投射给公共体制、权威人物和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相信自己就是这些角色本身。那些不那么膨胀的人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身处或走过中年之路的人正在经历投射的消解。
在许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见的是那些对婚姻、教养和职业等公共体制的投射。关于投射在婚姻中的作用，后文会有更多讨论，但也许没有哪种社会结构像婚姻一样，承担了如此多无意识的包袱。在婚礼圣坛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有多么巨大。没有人会大声说出那些巨大的期望：“我希望你让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我希望你能读懂我的心思，预知我所有的需要。”“我希望你能包扎我的伤口，填补我生命中的缺憾。”“我希望你能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治愈我受伤的灵魂。”就像在毕业典礼演讲中不能说出那些真相一样，这些隐藏的议程也不能在婚礼圣坛上说出来。如果人们承认了这些要求，必然会因为它们不可能实现而感到尴尬。大多数婚姻在这种期望的重压下破裂，而那些坚持下去的婚姻往往伤痕累累。爱情以距离、想象和投射为食，婚姻则以邻近、在场和共通为饮。
罗伯特·约翰逊在《他》这本书中指出，大多数现代人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话系统，把灵魂的需要转移到了浪漫爱情上。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从童年起就携带着心爱之人的形象，并投射到一个能够接受这些无意识材料的人身上。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写道：
从第一次听说爱情故事起，
我便开始寻找你，
不知这有多盲目。
爱人不是最终在某处相遇，
而是一直存在彼此心里。
每天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会自动消磨掉投射。我们将灵魂交付给这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最后却发现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会害怕，会有需求，也会投射出沉重的期望。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承载着巨大的负担，因为它们最可能映射了那个“亲密他人”，也就是曾经的父母。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伴侣如同父母，毕竟，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远离父母。但是，当心爱之人变成那个“亲密他人”，同样的需求和动力被投射到他身上，我们根本无从意识。因此，人们最终会选择与父母非常相似或不同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父母情结一直在影响着他们。当人们手持《圣经》宣布结婚需要离开父母时，
这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此，一个人对“亲密他人”的滋养、赋权和疗愈的投射，只能部分撤回。无声的希望与平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给中年之路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
另一个受到强烈投射的角色是父母身份。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对孩子是好的。我们确信自己可以避免当初父母所犯的错误。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会将自己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荣格观察到，孩子必须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未曾拥有的生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已经见怪不怪，但父母甚至潜藏着对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公开的和隐蔽的——轰炸着孩子。这个孩子将承受父母的愤怒和伤害，并遭受各种各样的操纵和胁迫。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望这个孩子能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孩子们已经到了青春期，他们满脸青春痘，闷闷不乐，桀骜不驯，通常和我们曾经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样令人讨厌，他们愤怒地抵制我们的投射。如果我们意识到，父母情结作为个体成长之路上的障碍有多么难对付，就会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伸是正确的。然而，为人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生活摩擦之间的落差，给中年之路上的人们带来了更深一层痛苦。只有当我们想起自己希望父母知道的事情，即孩子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走向他或她自己生命的奥秘，这种失望才会有所减轻。当中年父母能够接受这一点时，教养的矛盾心理才会得到恰当的视角。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和爱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的工作代表了一个产生意义的重大场合。如果正如梭罗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那么可以肯定的一个原因是，对许多人来说，工作使人士气低落，让人意志消沉。即使是那些已经获得梦寐以求的职位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厌倦。我认识很多学生，他们之所以主修商科或者成为程序员，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其他长辈，因为这个浮躁的社会，似乎要求他们这样做。无论是那些实现了自己欲望的人，还是那些被迫满足他人需求的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职业渐生厌倦。对于每一个在职业阶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背后都有一个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个人的职业，就像婚姻和教养一样，成为以下投射的主要载体：（1）身份的投射，人们通过对专业知识的明确掌握来确认身份；（2）滋养的投射，一个人将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养；（3）超然性的投射，一个人通过接连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当这些投射被消解，当一个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已无处安放时，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传统，性别角色越固定，伴侣就越有可能听到另一种声音的召唤。丈夫已经抵达职业的顶峰，公司对他而言只是个停车场，他很乐意放慢速度或者退休。妻子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生活，感觉受到了欺骗，既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她希望回到学校或者重新找工作。对于男性来说，中年时期的工作瓶颈往往会导致抑郁，以及希望和雄心的破灭。而重新开始工作的女性，常常会对自己的胜任力或竞争力感到焦虑。
同样，这里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还有其他东西。坏消息是，每个人都耗尽了投射身份的主要领域，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消息是，这种不满可以带来真正的更新，个人潜力的另一面会被挖掘出来，为双方都带来利益。更坏的消息是，一个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个投射所代替；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会越来越接近与自性的约定。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感受到了变化的威胁，并加以抵抗，那么毫无疑问另一方会感到愤怒和压抑。在婚姻的炼狱中，变化不一定朝向更好的方向，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婚姻可能无法存续，特别是如果它阻碍了任何一方的成长。
还有，一个在中年必须消解的投射，与父母作为象征性保护者的角色有关。通常人到中年时，父母的能力在衰退，或者已经离开人世。即使与父母的关系疏远或有隔阂，父母仍然象征性地存在，提供了一个无形的精神屏障。只要父母的形象还存在，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抵御不可知且危险的世界。当这个缓冲被移除时，人们常常会感受到一丝存在性焦虑。一位40岁出头的患者在她70多岁的父母决定友好离婚时，遭受了惊恐发作。她知道，他们的婚姻从来都不幸福，但它仍然是她抵抗浩瀚宇宙的无形盾牌。此刻，在他们最终离世之前，离婚打破了这个无形的屏障，这让她在中年平添了一份孤独和被遗弃感。
虽然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投射无法在第一个成年期存活下来，但是对于婚姻、教养、职业以及父母作为保护者的期望丧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在《荣格心理学中的投射和重新聚集》（
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
）一书中，玛丽-路易斯·冯·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了投射的五个阶段。
第一，人们确信内在经验（无意识的）就是外在现实。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被投射形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人在爱情中冷静下来）。第三，人们被要求承认这种差异。第四，人们被迫得出结论，自己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错了。第五，人们必须在自己内心寻找投射能量的来源。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探索投射的意义，总是涉及寻求更深的自我了解。
投射受到侵蚀，它们所代表的希望和期待被撤回，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是自我认知的必要前提。只有知道外界不会拯救自己，我们才会想办法自我拯救。对于每一个充满恐惧、在成人世界中寻求拯救的内在小孩，都将有一个潜在的成年人为其承担起责任。人们若使投射的内容意识化，便朝着摆脱童年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