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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大步走进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自家院子，附近就是风险投资公司总部云集的帕洛阿尔托沙丘路。在他家屋后的小沙丘上，54岁的布朗教授伏在地上，透过圆圆的眼镜凝视着植物，他身穿T恤衫、头发蓬松，像在侦察、收集可能携带重要线索的样本一样，小心翼翼地挖掘着野生三叶草的根。寻常的园丁们可能无法预料，这些三叶草根茎的价值很快就会达到300万美元。
布朗是世界顶尖的遗传学家之一。他所在的实验室在1995年发表了有关DNA微阵列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有助于区分生物体中的正常组织和癌组织。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的院士，也获得过霍华德·休斯奖，该奖项保证为获奖者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研究经费。但他在小沙丘上寻找三叶草的行为与遗传学研究无关。那一年是2010年，布朗教授正利用教师休假时间策划如何让肉类工业垮台。
布朗的一位朋友无意中的一句话使他开启了这番探索。布朗有着敏锐的环境保护意识，他一直担心占用世界1/3土地的畜牧业会导致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体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他认为，地球显然需要一种更好的食物来满足21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布朗教授的一位朋友偶然间提到：“如果你能做出一种比牛肉汉堡更好吃的素食汉堡，神奇的自由市场将帮助你驱逐肉类工业。那些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餐厅会供应这种好吃的素食汉堡，甚至连麦当劳也会效仿，很快你就可以将肉类从食物系统中剔除出去了。”布朗越想这个主意就越激动。他想，“我当然可以做出比牛肉汉堡更美味的素食汉堡！”为什么没有人把这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察觉到我们的食物系统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但坚信它永不会改变，”布朗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想，‘这系统糟糕透了，但没办法改变。’”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刻，布朗的顿悟都会显得无关紧要。但布朗本人后来回忆，他“有幸生活在风险投资行业的中心”，因为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核心地带，其高尔夫球场恰恰围绕沙丘路的边缘延展。布朗正带着明确的目标挖掘院中的植物：三叶草的根中含有亚铁血红素，正是这种携带铁元素的分子流淌在动物血液的血红蛋白中，使血液呈现红色。如果布朗可以展示三叶草中的亚铁血红素能模仿带血肉的特性，风险投资人很有可能会资助其成立一家植物肉汉堡公司。布朗用剃须刀片将三叶草根切碎，将它们混合起来提取汁液并培养提取物。他很快就有了制作素食汉堡所需要的原料，这种素食汉堡中所用的植物肉的气味、煎烤时发出的滋滋声、滴油的样子和挤压的手感都十分像A级牛肉。“我虽然没有太多数据，但已经有足够的资料能够去和风险投资公司交涉，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简直多到离谱，我可以向它们寻求投资。”
布朗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提到过，经营科斯拉创投（Khosla Ventures）的风险投资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一向对环境友好型清洁技术项目感兴趣。他没提到的是，科斯拉也是硅谷最令人振奋的信条的“传道者”：他相信只要能激发出发明家的雄心壮志，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解决方案得到改善。 “所有的进步都来自‘非理性的人’和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不愿适应世界的人’。” 他折中引用萧伯纳和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道 [1] 。他补充道： “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些听起来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算不上重要，但我认为唯一重要的就是那些听起来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因此，如果你要向科斯拉推销一项发明，它最好不要属于科斯拉眼中的“增量创新”，像“将两张卫生纸合并成一张”这样的“创新”还远远不够。 科斯拉想要激进的梦想，越大胆、越不可能越好。
布朗骑着自行车来到科斯拉的办公地点，这是一座由玻璃和木材组成的具有设计感的时尚建筑。他准备了一套幻灯片，事后他承认“回想起来是挺荒唐的”。第一张幻灯片阐述了他的目标：消灭整个肉类行业。他那副圆圆的眼镜与他富有远见的神情看起来非常相配，使他肖似约翰·列侬和史蒂夫·乔布斯。
科斯拉的眼睛很大，脸部轮廓分明，有一头浓密的灰色短发。他用顽童似的目光盯着来访者，愉快地回应道：“这是不可能的目标！”但科斯拉暗自想：“只要有1%的成功机会就值得一试。”
布朗解释了他打算如何淘汰牛肉在汉堡中的应用。他将复制牛肉汉堡这项挑战分解为几个维度：气味、硬度、口感和外观。一旦你分别分析每个维度，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被拆解为一系列可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三叶草根的汁液滴到热炭上的效果恰似鲜血，它们在烤架上被烧得滋滋作响时会从红色变成棕色。这就如同弗兰肯斯坦博士遇到了雷·克洛克（Ray Kroc） [2] ，如果这个想法实现，就再也没有人会吃牛肉馅夹心的汉堡了。
科斯拉在脑海中迅速思考着布朗提出的方案，他觉得布朗不需要证明这个方案的有效性。相反，关键在于他能否提出这个想法绝不成立的理由来反驳布朗。但科斯拉越是听布朗的话，就越相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接下来，科斯拉审视了布朗的人格魅力。他喜欢宣扬尤达大师
式的投资方法：赋予那些感受到力量的人权力，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能取得成功。科斯拉认为布朗作为遗传学家显然才华横溢。他准备好了要闯入一个新领域，不会被既有成见所左右。此外，布朗显然也具有与他的智力水平一样令人敬佩的决断力：他准备为此放弃他的学术地位——作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声望，以及霍华德·休斯基金会提供的丰厚的研究基金。
总而言之，布朗符合科斯拉心目中理想创业者的标准。他有令人惊叹的才智、冒险的意愿和值得称道的傲慢与天真。
还有一个科斯拉在意的问题：即使布朗能生产出美味的植物肉汉堡，他会创造出同样丰厚的利润吗？ 科斯拉通常会把资金投向如登月般九死一生的项目，但投资的低成功率必须与未来的巨额回报相平衡。如果公司兴旺发达，科斯拉希望获得至少比他的投资高出 10 倍的回报。除非成功值得拥有，否则不值得为此冒险。
布朗在最后一页幻灯片上展示了所有无法引起科学家兴趣的世俗的市场数据。他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个项目用十分老旧的技术就能实现，但它的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可以达到1.5万亿美元。”科斯拉理解了布朗的想法。如果植物肉饼能在味道、硬度和烤制时的状态上提供像牛肉一样的体验，满足人的期待，那么它的潜力是巨大的。布朗看着科斯拉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你给我这笔钱，我保证会让你比现在富有得多。”
科斯拉就这样押注了300万美元在布朗的公司上，布朗恰当地将其命名为“不可能食品公司”（Impossible Foods）。在2018年重述这个故事时，科斯拉高兴地宣布不可能食品公司自2010年以来的进展：其年收入很快将超过1亿美元。但科斯拉着重强调的主要信息不只是收入，科斯拉说：“可以想象，如果布朗失败了，他会因为自称可以消灭肉类行业的狂妄言论而受到嘲笑。”他继续说，但是这种嘲弄是错误的。尝试后失败与根本没去尝试，哪一个更好？你会选择哪个？理性的人，诸如那些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人、缺乏傲慢或天真品质的人，经常因不敢尝试而放弃人生的重要使命。在科斯拉看来，不管布朗的公司进展如何，他都应该被誉为英雄。 当狂热的发明家们刚想象到能带来真正重大变化的项目时，这些项目肯定会听起来荒唐、离谱。但高成功率的项目不值得被赞颂，因为这些项目肯定无法改变人类的困境。
科斯拉自己就是个非理性、颇具创造力又不愿适应世界的人。作为一个印度男孩，他拒绝跟随父母皈依宗教，拒绝跟随父亲的脚步参军，也拒绝包办婚姻。在结婚那天，他给手表设好闹钟，要求婚礼仪式中的宗教部分必须在30分钟内结束。他一拿到工程学学位就去了美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深造工程学。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得知需要两年工作经验才能获得入学资格后，他同时做了两份工作，并在一年后宣称自己已达到要求。在取得商科学位后，科斯拉于1982年与三位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创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其制造的强大的工作站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了印记。科斯拉自命不凡，性格中多有令人不快之处，很快就被解雇了。后来他成了一名风险投资人。
科斯拉加入了著名的凯鹏华盈公司，发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缺乏理性和耐心的性格与他认为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应顺应自己意愿的决心，让他兼具暴君和梦想家的特性。他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买下了一个拥有47栋小屋的村庄，尽管他从未抽出时间在那里过夜，但还是为阻止公众进入海滩打了一系列官司并败诉。同样，他对传统思维的蔑视体现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中，经常赔钱，但有时也能创造巨额财富。当他遇到帕特里克·布朗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对傲慢性格的热爱和对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的追求，都使他将指数法则奉为圭臬。
指数法则是风险投资中一项最普遍的规则。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是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集里面几乎所有的观测值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比如，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7.6厘米，2/3美国男性的身高与平均值相差不到7.6厘米。当你在 x 轴上画出身高，在 y 轴上画出男性具有此身高的概率时，你会看到一条钟形曲线（见图0-1）：一名男性的身高是平均值的概率最大，而其身高值出现的概率会随着远离平均值而下降。遇到一个身高与平均值相差25.4厘米的男性，即身高不到152.2厘米或超过203厘米的概率非常小。离平均值越远，曲线细尾的概率值会越小，直至为零。
图0-1 美国男性身高正态分布图
然而并非所有现象都遵循这种规律。展示美国人财富而非身高的分布图看起来就会很不一样。如图0-2所示，有一些人非常富有，拥有的财富远超财富统计的中位数，因此在财富分布图最右侧的曲线和 x 轴之间会有一条长长的肥尾。因为非常富有的人数量众多，其富有程度足以影响整个国家财富的平均水平，所以平均值被拉向中位数的右侧：平均值大于中位数，不像在正态分布中，平均值等于中位数。此外，在正态分布中，你可以在不太影响平均值的情况下从样本中去除最大的异常值：如果一位身高213.3厘米的NBA球星走出电影院，其余99名留下看电影的男性的平均身高只会从177.6厘米降至177.2厘米。相反，在偏态分布中，异常值会产生显著影响。如果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走出电影院，留下来的人的平均财富将大幅下降。
图0-2 美国人财富偏态分布图
这种偏态分布有时被称为“二八定律”：80%的财富由20%的人持有，80%的人居住在20%的城市中，或者20%的科学论文占被引用过的论文的80%。事实上，数字80或20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可能是10%的人拥有80%或90%的财富。无论精确的数字是多少，这些偏态分布都是指数法则的例子。 之所以称之为指数法则，是因为赢家的收益会以不断增加的指数级速率增长，它们向上爆 发的速度远超线性进程。 一旦杰夫·贝佐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变得更加富有的概率就会倍增；一篇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它的知名度就越高，吸引更多人引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当遇到呈指数级增长的异常值时，你就从正态分布“统治”的领域切换到了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从一个事物平稳变化的世界切换到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一旦你跨越了危险的边界，那么最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在金融领域，人们尤其需要重新思考。专注于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人通常假设价格的变化呈正态分布：价值会上下波动，但极端波动是不寻常的。当然，正如金融危机所展示的那样，极端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在1985年到2015年间，标普500指数在7 817个交易日中的7 663天与开盘价相比波动都不到3%。换句话说，在98%的交易日里，市场都非常稳定。由于这些广泛交易的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接近于正态分布，投机者会集中精力从大多数时间发生的非极端波动中获取利润。就像电影院中身高213.3厘米的NBA球星只能轻微影响电影院内的平均身高一样，出乎意料的大幅价格波动非常少见，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不足以大幅撼动平均值。
现在想想风险投资带来的回报。霍斯利-布里奇公司（Horsley Bridge）是一家投资公司，其持有股权的风险投资基金在1985年至2014年间支持了7 000家初创企业。这些交易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那些仅占总资本配置中5%的投资创造了这段时间内霍斯利-布里奇公司全部回报的60%。放在大背景下分析，2018年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5%的子行业
市值只占指数总市值的9%。其他风险投资人报告了更偏态的回报：支持新兴科技企业的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以下简称“YC”）
[3]
，计算发现其2012年3/4的收益来自其押注的280家公司中的2家。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道：
“风险投资的最大秘密是最佳投资所带来的回报等于或超过整只基金的其他投资的总回报。”
基准资本（Benchmark Capital）的比尔·格利（Bill Gurley）曾经评论道：
“风险投资甚至不是全垒打级别的生意，而是大满贯赛事级别的。”
这意味着风险投资人需要很有野心。著名的对冲基金选股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曾说过，他寻找的是可能在3年内价值翻一番的股票，他认为那些股票能创造“令人惊叹的”回报。但如果风险投资人以此作为投资原则，则十有八九会失败，因为在指数法则下出现的价值只翻一番的创业公司数量相对较少，他们要么完全失败，要么创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回报。大多数公司都完全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股票价值将变为零——这对股市投资人来说是一场不可想象的灾难；但每年也会有少数不同寻常的企业获得“大满贯”，对风险投资人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拥有这些企业的一部分股权。
当现代风险投资人选择支持飞行汽车、太空旅游或撰写电影剧本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等项目时，他们遵循的就是指数法则。他们的工作是展望未来，寻求大多数人认为遥不可及的高风险、高回报。“我们可以治愈癌症、痴呆及所有导致衰老和代谢衰退的疾病，”彼得·蒂尔对渐进主义不屑一顾，他热情地说，“我们可以发明更快地从地球表面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方法，甚至可以研究出如何彻底逃离地球，并定居于新的星球。”当然，投资绝不可能的事情是浪费资源，但更常见、更贴近人类本性的错误是投资时过于胆小。选择支持他人可以复制的明显想法，看似安全，实则很难从中获利。
让我们把话题说回维诺德·科斯拉。在创办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前，他在凯鹏华盈工作了20余年，学会了不去担心是否会血本无归，毕竟自己可能损失的只是本金。相比之下，科斯拉所关心的是那些能带来数十倍、数百倍回报的“赌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坚持特别大胆和逆向思维的投资观，投资了许多开发网络设备的初创公司。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将传统电话线的负载量增加2倍或3倍。他们会强烈地期望带宽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创造出能处理1 000倍数据流量的路由器。当电信公司对这一科幻小说般的言论嗤之以鼻时，科斯拉开始启动公司，使这种设想变为可能。
科斯拉支持的初创企业大多都被遗忘了，如瞻博网络（Juniper）、西亚拉系统（Siara）、塞伦特公司（Cerent），但它们充分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所青睐的投资领域，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是如何创造财富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在现有电信公司计划进行增量升级时，尽管科斯拉对人们将如何利用那些额外带宽还没有明确的设想，但他坚持大步跃进的想法。当时还没有人设想到创立社交媒体或视频网站，数码摄影也还只是一个概念，但科斯拉已看到其他突破性技术所带来的一切。在半导体发明后，可以将个人电脑互联起来的以太网电缆也被发明出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设备的使用率逐渐上升，然后呈指数曲线状爆炸式增长。这就是创新的指数法则，伴随它而来的还有风险投资组合中金融投资的指数法则。科斯拉认定互联网的发展将遵循类似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得到稳步应用，之后其发展曲线会依据指数法则变得几乎垂直于 x 轴，意味着它将出现惊人的加速增长。
结果显而易见，科斯拉支持的这批公司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通过发明新一代提升带宽的硬件和软件，它们在爆炸式增长的市场上占据了巨大的份额。科斯拉的第一个头奖是制造网络路由器的瞻博网络：他投资了500万美元，为凯鹏华盈赚到了70亿美元，这是他初始投资金额的1 400多倍，创造了当时最高的风险投资收益率。科斯拉又向网络设备公司西亚拉系统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收获了15亿美元的回报。在塞伦特的案例中，他邀请占行业主导地位的路由器巨头思科公司与他共同投资。塞伦特当时正在进行同步网络光纤设备的开发，并致力于促进语音数据处理技术发展。但思科拒绝了，称塞伦特的目标太遥不可及，科斯拉于是独自投资800万美元，招聘了第一批工程师，并担任首席执行官。然后他进行了成功的“复仇”。塞伦特的技术一经证明可行，思科就向该公司提出了两次收购报价：1998年12月为3亿美元，次年4月为7亿美元。但科斯拉相信指数法则，知道赢家往往会继续赢下去。他大胆地拒绝了思科，看着塞伦特的收入呈指数级增长。4个月后，1999年8月，科斯拉被告知思科在准备下一次出价，这次是70亿美元。当消息传到了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海拔2 500米的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马丘比丘度假。科斯拉登上直升机，然后换乘飞机，第二天早晨在美国圣何塞吃早餐时同意了这笔交易。
一些资料显示，科斯拉是硅谷的顶级风险投资人，他赚取了巨额财富，也十分擅长挥霍财富。他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住宅寻找建筑师，并将大量资金投入周围的葡萄园建设里。但真正驱动着科斯拉的是他年轻时表现出的矛盾主义：为什么他的父母一定要去神庙？为什么他不能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爱慕何人？为什么一切都不能改变？而且，正如帕特里克·布朗想要消灭整个肉类行业一样，科斯拉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非同寻常的主张。他认为风险投资不仅是一项业务，还是一种心态，一种哲学，一种进步理论。他喜欢说，7亿人享受着70亿人想要的生活方式。 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能够开辟满足人类愿望的最佳途径。
正如我们不久后将看到的，风险投资人往往无法一一兑现他们言过其实的断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不必全盘接受科斯拉的主张。风险投资人应对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方法确实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了解世界的方式，让硅谷以外的人们可以从中学习。举例来说，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司投入大量精力预测未来，主要是通过对过去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在没有得到明确预测的情况下，投入资源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但
在风险投资人看来，传统社会科学家严格的数据分析可能是蒙眼布，而不是望远镜。只有在没有太多内容可预测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从过去的数据中推断出未来，而如果明天只是今天的延伸，为什么还要费心预测呢？那些为发明家创造财富、变革人类工作方式、扰乱地缘政治平衡或改变人际关系的重大变革，是无法根据过去的数据推断预测出来的，因为这些变革具有彻底的破坏性。
或者说它们将产生于一种过于复杂而无法预测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修补匠、黑客和傲慢梦想家的原始汤
。你能知道的只是10年后世界将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
成熟、舒适的社会，应该由能够分析每一种可能性、管理每一种风险的人主导，应该能够接受无法预见的明天。未来可以通过反复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实验被探索发现，但它无法被预测。
什么样的实验可能会有成果？在这个问题上，硅谷以外的人也可以从科斯拉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每个领域的专家都会推动前沿知识不断发展。但是，正如我们从科斯拉对帕特里克·布朗的投资中看到的，这种观点太理想化了。 专家也许最有可能推动知识进步，但激进的新想法往往来自“门外汉”。 “如果我要建立一家医疗保健公司，我不会招聘有医疗保健专业背景的首席执行官，”科斯拉说，“如果我要建立一家制造业公司，我不会招聘有制造业背景的首席执行官。我想要真正聪明的人从头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假设。”毕竟零售创新并非来自沃尔玛，而来自亚马逊；媒体创新并非来自《时代周刊》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来自YouTube（油管）、Twitter（推特）和Facebook；太空创新并非来自波音，而来自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下一代汽车并非来自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而来自马斯克的特斯拉。科斯拉感叹道：“我想不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有哪一项重大的创新来自专家。想想看，这不是很令人震惊吗？”
一些人将探索未来最好的方式比作一场特立独行的登月式冒险，此处还有另一种洞见。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研究，经济学界早就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体系：通过价格信号和公平交易合约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以及通过组建由自上而下的管理者领导的大型团队来运营业务的企业。但经济学家较少关注科斯拉所处的中间地带，即介于市场和企业间的风险投资网络。然而，相较于市场和企业，如今风险投资网络值得更密切的关注。通过科斯拉式特立独行的投资方式，他们在应用科学领域取得了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大的进步：就取得的成就而言，其投资的公司超过了集中式的企业研发单位，超过了在车库里敲敲打打的孤立个人，超过了政府挑选的技术高手们。风险投资人支持的初创企业已是硕果累累：他们改变了人们工作、社交、购物和娱乐的方式，以及人们获取信息、使用信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风险投资人之所以能产生这种非同凡响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可以将企业的优势与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他们将资金、大客户和有才华的员工提供和引荐给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并将成熟企业组建团队、分配资源和制定战略愿景的模式运用到初创企业中。同时，由于他们的网络是流动的和不定型的，他们也具有市场的灵活性。沙丘路的风险投资人们可以为具有新商业理念或科学突破的初创企业提供多重支持：他们可以塑造它、扩展它，将它的名字传到合适对象的耳朵里。但当一轮风险投资资金耗尽时，就是创业公司接受市场检验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下一批热情的买家购买初创企业的股权，价格信号规律就会起作用：风险投资人将退出在该公司的投资，避免因支持似乎不可能成功的投机性研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由于这种对价格信号规律的周期性服从，风险投资人善于识别失败，也善于在看到成功的早期指标后加倍下注。 他们结合企业策略和对市场的尊重，在罗纳德·科斯强调过的两大体系之上加入了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体系。
过去几年，随着风险投资行业在三个维度的扩张，曾经被低估的风险投资网络的重要性变得尤其显著。首先，从全球来说，风险投资行业已经从硅谷的据点向外扩展，在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及美国的主要城市建立了繁荣的前哨基地。其次，从行业来说，随着风险投资支持的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从汽车到酒店的所有行业，风险投资行业已经广为传播，在新领域中开疆扩土。最后，从投资阶段来说，硅谷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涌现出大批数十亿美元量级的公司后，这些公司又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成功推迟了上市的时间，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得以扩散到公司初创阶段之外的生存阶段。早在1997年，亚马逊在成立3年后就上市了，当时它的市值只有4.38亿美元。截至2020年我撰写本书时，480多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似乎还并不急于上市。世界上许多最具活力和开拓性的公司都是由风险投资人和其他私人技术投资人拥有、管理或托管的。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达成两个明确的目标。其一是揭示风险投资人的投资心法。 市面上已经有几十本关于硅谷的历史类图书，主要关注的都是发明家和公司创始人，而深入了解、介绍那些为公司带来资金和发展助力的风险投资人的书要少得多。通过对从苹果、思科到WhatsApp（瓦次艾普）、优步等著名公司成长史的重构，本书展示了风险投资人如何同初创企业产生联系并为之带来催化剂般的改变，以及为什么风险投资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如此不同。举例来说，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基于定量分析来分配稀缺资本的，但风险投资人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发掘与吸引，很少费工夫研究电子表格中的数据。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通过预测公司的现金流来评估公司价值，但风险投资人经常在初创企业有可供分析的现金流之前就支持他们。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交易将盈利变现，但风险投资人会在公司创立后获取相对较少的股权并一直持有。当然，最根本的区别是，其他金融机构会从过去推断趋势，规避极端“尾部事件”的风险，而风险投资人希望彻底抛开过去，只关心小概率的尾部事件。
其二是评估风险投资人的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他们自己经常宣称自己“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时确实如此：不可能食品公司的创立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尽管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可以娱乐大众、传递信息、解决阻碍亲人见面的距离问题，比如让奶奶能欣赏到她在远方的孙子的照片，但它们也是人们沉迷网络、传播虚假新闻的罪魁祸首。风险投资人的夸夸其谈和其实践之间的差距也很容易受人指摘。2020年4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的阵痛中，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高调宣扬说“是时候重振我们的经济了”，他问：“高速列车、高耸的单轨、超级高铁和飞行汽车在哪里？”但安德森的风险投资公司在次月却投资了会员邀请制社交媒体应用程序Clubhouse（克拉布豪斯）。与此同时，风险投资行业无尽无休的声明与其狭隘的单一文化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一行业女性的参与度严重不足：截至2020年，女性投资合伙人只占投资合伙人总人数的16%。种族多样性则更为有限。风险投资公司只有约3%的合伙人是黑人。正因为风险投资在重塑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必须变得更加多元化，无论是在其雇用的投资人方面，还是资助的初创企业方面。最后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风险投资人必须考虑他们作为科技公司管理者的作为，因为这是该行业职能的核心所在。他们支持建立新兴创业公司的成绩足以让人引以为傲，而他们在管理市值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方面却并不太成功，比如他们对致力于提供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WeWork和出行服务巨头优步的管理便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
尽管当下的公众普遍反对科技巨头垄断，而风险投资支持设立的诸多成功创业公司有效对抗了垄断，但简而言之，风险投资人远非十全十美。直到最近，经济学家还通过考查国家层面的差异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富有。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国家受益于健全的法制、稳定的物价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民众等。然而，一个更紧迫且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地区，例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和繁荣的源泉，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新罗纳德·科斯的体系框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像研究市场和企业一样深入地研究风险投资网络。在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拥有最具创意的创新中心的国家可能发展得最为繁荣，最终也可能变得最为强大。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形势下，能够培育更丰富的区域多样性的国家将更幸福、更稳定。除了加大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力度之外，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培育科技初创企业。
不管风险投资人有什么缺点，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创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硅谷的任何一天，数以百计的风险投资人都在追逐着身穿T恤衫的年轻人，他们是连接市场与企业的枢纽、促进其沟通的纽带，他们会在程序员对初创企业的招聘要约抱有疑虑时，为初创企业提供背书，或向持怀疑态度的客户保证初创企业产品的可靠性。本书的论点是，这种活跃的将资源连接起来的举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地区为何存在创造力上的差异：通过在创业者、创意、客户和资本之间建立联系，风险投资人将聚在一起的聪明人转化为创新网络。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为这一现象让位，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能崛起为顶级科技强国。此外，与竞争对手美国相比，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具有一项优势，即它对女性更开放。
但这些是我在书的结尾处才想去讨论的议题，在那之前，我们不如先去全面地了解风险投资人——了解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他们为何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金融家部落，圣克拉拉谷的果园可能永远不会与硅有所关联，也可能永远不会像今天一般创造出惊人的财富。
[1] 萧伯纳在《致革命者的箴言》（ 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 ）中写道：“理性的人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来自非理性的人。”马丁·路德·金也曾在其著作《爱的力量》（ Strength to Love ）中说过：“人类的救赎掌握在具有创造力的不愿适应世界的人手中。”——译者注
[2] 弗兰肯斯坦博士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stein ）中塑造的人物，他是一个生物学家、科学怪人。而雷·克洛克是麦当劳的创始人，他将麦当劳成功经营成连锁餐厅。此处将布朗博士比作弗兰肯斯坦，喻指其研究一旦成功，将给麦当劳带来巨大冲击。——译者注
[3] 《YC创业营》（ The Launch Pad ）一书首度揭秘了知名创业孵化器YC及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撼动互联网创业模式的幕后故事，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湛庐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