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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天，美国西海岸的三位工程师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子游戏之一《乒乓》（
Pong
）。对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来说，《乒乓》都是个很容易上手的游戏。玩家们操控着虚拟球拍，上下移动，试图去击中虚拟的乒乓球，当球与球拍相撞时，玩家的蜥蜴脑（lizard brain）
产生令人感到愉快的反应。玩家只需掌握一条规则：不要丢球，争取高分！即使是醉酒者也可以参与游戏。《乒乓》因此很快就被安装在旧金山湾区各处的酒吧里。赌客们常常对游戏的输赢下注，酒吧老板每星期都能因此挣近1 000美元。
没过几年，《乒乓》的研发团队就引起了一位风险投资人的兴趣。他们的公司雅达利制作的游戏此时已经渗透进了美国各地的酒吧。雅达利在一家旧溜冰场开设工厂，并聘用了一支由爱穿喇叭裤的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他们总能设计出新颖的游戏。显然，雅达利是新型科技企业，需要新型风险投资人的赏识。当阿瑟·洛克支持仙童半导体、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特利丹和英特尔等公司时，是投资于技术，评估其能否研发出符合预期的产品；与之相反，雅达利所使用的技术颇为普通：第一代《乒乓》游戏是由一位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灵感迸发的多面手制作的。雅达利的投资人需要面对的不是技术风险，而是商业风险、营销风险和所谓的“野性创始人风险”。这不适合胆小的投资人。
雅达利二十几岁的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没时间学习商业的基本原则。他身高193厘米，头发蓬乱，像《花花公子》杂志创刊人休·海夫纳（Hugh Hefner）
一样管理着自己的新型科技企业。他在办公室外面设置橡木啤酒桶当作浴缸，喜欢泡着热水浴进行商务会议。布什内尔制定公司战略的方式是在随手拿到的纸片上涂写灵感。他的员工会预支差旅费，有时会就此带着现金潜逃，从此音讯全无。客户订单的书面记录常有遗漏，因此公司经常要面对代价昂贵的商业纠纷。尽管《乒乓》在创造收入，但公司的资金颇为紧张，每当发薪日停车场都空空如也，因为员工们总会争先恐后地开车去银行兑现支票，唯恐雅达利的账户已被提空。如果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一直由组织人主宰，那么诺兰·布什内尔就是一个无组织的人：他时常蓬头垢面、半梦半醒，但富有创造力，且颇为受人信服。
幸运的是，20世纪70年代，新型风险投资人出现了，并且他们也有了新型的投资和管理模式，能有效控制雅达利类型的创业公司带来的投资风险。新型风险投资人并不像洛克那样，只是发现优质创业者并运用有限的手段监督他们快速发展，新型风险投资人会积极地塑造他们：风险投资人告诉创业者应该雇用何人、如何销售，以及如何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为确保自己的指示得到执行，新型风险投资人提出了一项创新措施：他们不组织单次大规模筹资，而是分批向创业者发放资金。为了推动初创企业达成计划中的新里程碑，每一次注资都是经过精确评估后的谨慎决定。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揭示了解放资本的力量，60年代带来了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限时风险投资基金，那么70年代的进步是双重的：新型风险投资人塑造了注重实干的积极行动主义风格和分阶段融资的新方式。
创造风险投资新模式的风险投资先驱是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和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他们分别是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的主要发起者，两家公司在硅谷是竞争关系。他们同样有魄力，同样喜欢参与竞争，同样采取积极行动主义的风格。据传，瓦伦丁曾评论说，业绩不佳的公司创始人应该“和查理·曼森
关在一间牢房里”。他曾严厉斥责一名下属，以致那位可怜的下属因压力过大而昏倒。珀金斯则是个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开着法拉利，拥有游艇，喜欢结交无视礼仪的聪明人。在后半生，当他为购置旧金山的一栋公寓斥资1 800万美元时，还曾断然宣称：“我被称为‘硅谷之王’，为什么不能有个阁楼？”
瓦伦丁的激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年轻时的经历。瓦伦丁的父亲是纽约州扬克斯市的一名卡车司机，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一名小职员；他没能完成高中学业，家里也不曾拥有银行存款。瓦伦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读于一所严厉的天主教学校，那里的修女们会体罚不听话的学生，尤其是像幼小的瓦伦丁这样试图用左手写字的“不听话”的孩子。阿瑟·洛克所经历的严酷的童年，以及患小儿麻痹症后身体上的虚弱，使他变得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瓦伦丁艰苦的成长经历，加上其堪比优秀拳击手的健壮体格，则让他暴躁易怒，很容易感觉到被冒犯，总是和他人争强斗狠。
瓦伦丁就读于耶稣会领导的福特汉姆大学，他憎恨大学的教授们。接下来在服兵役时，他蔑视军队的管理制度，违抗军队的组织纪律，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并没有很好地践行公民的义务。幸运的是，凭借健壮的体格他很容易就获得了在南加州海军基地打水球的工作。他热爱当地的气候，从水球队退役后，他进入半导体行业，并决心留在西海岸。他先后在仙童半导体和其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逐步晋升，并用自己的资金开展副业进行投资，他的投资项目包括帕列夫斯基创立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到了1972年，他的名声已十分响亮。洛杉矶一家久负盛名的投资公司——资本研究与管理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请他带头进军风险投资领域。资本研究与管理公司的组织文化很保守，与瓦伦丁喜欢的激进的科技投资风格完全相反，但瓦伦丁还是同意签约。他的新老板鲍勃·柯比（Bob Kirby）很快就给他起了“火箭人”的绰号。
瓦伦丁的第一项挑战是为新基金筹集资金。他是自由意志主义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的“信徒”，并不打算成立SBIC并向政府贷款。他明白债务对成长型初创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而且他的家庭教育令他讨厌负债：“我父亲不相信负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总在租房，但我深刻地认识到债务是邪恶的、有限制性的和糟糕的。”瓦伦丁也不能从养老基金那里获取资金，因为劳工部的“谨慎人规则”（prudent-man rule）
禁止养老基金投资高风险项目。瓦伦丁要设法寻找不受政府约束的资金，他考虑过参照戴维斯-洛克模式，从富有的自由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但一位朋友指出，个人有死亡或离婚的可能，他们的财产会因此受到评估和分割，而那些刚刚起步的被投公司的价值将很难界定，这决定了自由投资人会不可避免地与风险投资公司就被投公司价值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在瓦伦丁看来，与律师纠缠不清是很糟糕的事情。
瓦伦丁还考虑过从华尔街募资，但他缺乏学院派纽约人追求的那种饱受磨砺和训练的经历和个性。他没上过常春藤盟校或精英商学院，也讨厌那些假装自己无所不知的自负的人。据瓦伦丁的助理透露，瓦伦丁十分讨厌那些姓氏中有连字符或罗马数字的人
、乘“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最早一批移民的直系后代、热爱东海岸生活的人，以及那些佩戴爱马仕领带、背带、袖扣、印章戒指和身着印有花押字衬衫的人。
有一次，瓦伦丁试图从纽约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那里筹集资金。所罗门兄弟的员工问：“你上的是哪所商学院？”“我上的是‘仙童半导体商学院’。”瓦伦丁暴躁地回应道。“过去人们经常像看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那样看我。”瓦伦丁后来带着颇为愉快的语调回忆道。
瓦伦丁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为他的第一只基金筹集到500万美元。他最终成功争取到大学捐赠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不仅能避开监管，而且还免于资本利得税。福特基金会最先加入，耶鲁大学、范德堡大学的捐赠基金也随之加入，最终加入的是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常春藤盟校的投资主管们对瓦伦丁抱有比对其校友更开放的态度。由此，大学捐赠基金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良性循环体系——风险投资人总愿意支持知识密集型的初创企业，而这恰恰让部分利润流向了“生产知识”的研究机构。时至今日，瓦伦丁的老公司会议室仍以其主要有限合伙人命名，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
1974年夏天，在瓦伦丁筹到500万美元后不久，他来到雅达利当时的临时工厂。当时瓦伦丁只有40岁出头，身体健康，但当他在工厂里四处走动时，似乎感到有些吃力。他难受地咳嗽着，似乎是呛着了，只好屏住呼吸。他后来描述说是因为这栋建筑被大量的烟雾所笼罩，足以“放倒你”。“怎么了？”诺兰·布什内尔问他。瓦伦丁回答：“我不知道那些人在抽什么品牌的香烟，但肯定不是我习惯抽的那种。”
此前曾有风险投资人造访过雅达利，但很快就退缩了。伯特·麦克默特里是继洛克之后入行的新型风险投资人之一，他将雅达利的经营状态斥为“开口回路”（open-loop），这是工程业中的行话，意思是十分混乱。但瓦伦丁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不担心与人发生冲突，只要这些创业者所做的事能带来丰厚的利润，瓦伦丁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更重要的是，支持像雅达利这样的公司符合瓦伦丁的价值观。那些过分讲究的东海岸蓝血贵族
投资人对雅达利避犹不及，而这恰恰是瓦伦丁喜爱雅达利的原因之一。几年后，瓦伦丁高兴地回忆起在雅达利的热水浴缸里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布什内尔的邀请下，瓦伦丁自信地脱掉衣服浸入浴缸之中。与此同时，一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波士顿投资人正紧张地坐在一旁，为此感到局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