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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10日，戴维斯-洛克公司存档了其合伙企业证书。该证书显示，其外部投资人包括仙童半导体8位创始人中的6位，其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洛克滑雪旅行和远足冒险的伙伴。海登斯通也进行了注资，不止如此，就连海登斯通的几位因洛克高明的投资决策而变得富有的客户也注资了。戴维斯和洛克这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普通合伙人在圣弗朗西斯科蒙哥马利街宏伟的砖墙建筑拉斯大厦的16层租了一间办公室。位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上只挂着一个写着“1635”的小门牌，预示着他们将低调地支持低调的初创企业。
戴维斯和洛克提出了一种新型风险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在后来的风险投资人中引起了共鸣。当时，在金融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强调多元化，通过持有暴露于各种不相关风险的资产组合，投资人可以降低其持有资产的整体波动性并提高其风险回报率。但戴维斯和洛克无视了这一主张，他们决心集中押注于十几家公司。虽然这会带来明显的风险，但有两个方法可使风险变得可控。首先，通过购买一家公司近一半的股权，戴维斯-洛克公司将获得该公司的董事会席位并对其战略制定和实施拥有发言权：在不布局多元化资产的情况下，风险投资人可以通过对其资产行使一定的控制权来管理风险。其次，戴维斯和洛克坚持只投资雄心勃勃、具有高增长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价值在未来5到7年内至少会上涨10倍。对于控诉这一原则过于严格的批评者，戴维斯反驳说：“风险投资的决策标准本就应如此严格，否则便是不明智的。”他解释说， 风险投资必然是高风险的，大多数初创企业都会失败。因此，赢家必须赢得足够大的胜利才能使投资组合取得成功。 “在我看来，靠投资小公司来试图确保投资安全的效果完全适得其反。”戴维斯坚持说。尽管他们没有使用“指数法则”这个词，但戴维斯和洛克显然注意到了指数法则的逻辑，他们认为 管理风险的最佳方法就是无所畏惧地接受它。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合伙企业提出这一愿景时， 学术界正在将金融学定义为一门定量科学。但是在戴维斯和洛克看来，风险投资必然是主观的。 正如洛克曾经写给戴维斯的信中所说，对科技初创企业的判断将“来自个人经验或直觉”。市盈率等投资中需要考虑的量化指标无关紧要，因为最有前途的企业在寻求资金时可能还没有盈利。它们同样也缺乏构成成熟公司“账面价值”的实物资产，例如建筑、机器、库存和车辆，因此在公开市场中使用量化标准来评估它们毫无意义。总之， 风险投资人不得不在没有其他金融家使用的令人放心的评估标准的情况下押注初创企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无金融投资。
戴维斯和洛克放弃了传统的考量指标，他们选择其他信息作为参考。他们在对人才的审视中发现了所需要的信息，虽然这听起来不像是投入资本的可靠依据，但他们并不在意。戴维斯曾经大胆地解释， 风险投资的核心原则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投对的人。 洛克习惯跳过商业计划中的财务情况预测，直接翻到后面去看创始人的简历。他在1962年对圣弗朗西斯科的哈佛商学院俱乐部说：“从长远看，对所有公司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管理者，我相信在应用科学领域尤其是这样。”他认为， 科技初创企业唯一的资产，也是投资他们的唯一可能原因，就是人才，洛克喜欢称之为“知识账面价值”（intellectual book value）。 “如果你投资的是知识账面价值，那你最好非常重视那些有希望将知识变现的人。”洛克告诫道。
后来的风险投资人多数都具有工程师背景，与他们不同，戴维斯和洛克没有接受过评估创业者的技术理念所需的培训。为弥补这一不足，戴维斯和洛克向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寻求建议，因为合伙人中有一部分在运营科技初创企业。但戴维斯和洛克相信自己揆情度理的能力对于其做出理智的投资决策颇有助益，洛克尤其相信，他对人的直觉是他作为投资人的优势，他害羞的性格恰恰使他十分擅长聆听。在承诺支持一位创业者之前，他会与之多次会面。他会对创业者提出开放式问题：“你最欣赏谁？你从哪些错误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然后他会耐心等待他们的回答。自相矛盾、一厢情愿以及假意逢迎的说辞会使洛克决意放弃投资。相反，如果创业者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睿智、坚韧不拔又脚踏实地的品质和坚定的决心，洛克会立刻抓住机会投资。洛克经常自问：“这些创业者是否能看清事情的本质，还是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他们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事去做一些对企业有帮助的事，还是只想享用自己的晚餐？”他回想道：“当我与创业者交谈时，我评估的不仅是他们的动机，还有他们的性格和品质。我非常相信人带来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与创业者交谈比过度了解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重要得多。”
这种对人高度重视，而对投资目标开发的产品或所在市场不那么看重的评估标准，在戴维斯-洛克公司的第一笔投资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在做出第一笔投资之前，两位合伙人已就回避计算机行业的初创企业达成共识，因为IBM在这个行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新进入的公司很难生存。但戴维斯在开工的第一天，就接到了在克恩县土地公司认识的一位投资顾问的电话。那位投资顾问显然很兴奋。他极力夸赞一位名叫马克斯·帕列夫斯基（Max Palevsky）的数学家，将帕列夫斯基的公司愿景吹捧为“最令人兴奋的构思”。
戴维斯坐在他空荡荡的办公室地板上听着电话。他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他当初离开克恩县土地公司的原因便是希望摆脱公司保守风格的束缚，投资于一些具有美好愿景的高风险项目，未曾预料到恰恰是从克恩县土地公司投资顾问的口中听到了让他梦寐以求的消息。他很快就激动起来，“我忍不住高声呐喊。”戴维斯后来回忆道。然后他想到一个问题：“等一下，这家伙要干什么？”“制造计算机。”投资顾问回答。在几年后回顾这次对话时，戴维斯会做沮丧倒下状来表达他复杂的心情。他当时认为，这位创业者听起来非常勇敢，但挑战IBM是无谋之举。
出于对那位投资顾问的尊重，戴维斯同意与这位数学家见面。戴维斯一见到帕列夫斯基，就发现他显然很特别。他是一个俄罗斯粉刷匠的儿子，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长大，然后一路跳级进入当地的知名大学学习逻辑学，后来顺利进入计算机行业。在行业中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当时的帕列夫斯基年近不惑但充满能量，他干劲十足地向戴维斯展示着对计算机市场的新愿景。由于半导体的出现，制造计算机不再需要笨重昂贵的真空管，帕列夫斯基有信心使计算机性能比IBM的更胜一筹。比起帕列夫斯基的履历和愿景，戴维斯更看重的是他展现出的活力。戴维斯后来说，当自己赛马时，总是喜欢支持那些胜负欲很强的马，他对人的判断也是一样的。在他看来，帕列夫斯基对自己计划中的公司充满热情，尽管他害怕坐飞机，却还是飞遍全美国寻找投资；不辞辛苦，似乎靠糖果和肾上腺素就能维持生命。
戴维斯打电话给洛克，后者甚至还没有收拾好东西从纽约搬过来。戴维斯气喘吁吁地解释道，他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投资对象，一家将与IBM竞争的全新的计算机公司，他们必须共同支持这家企业。电话线的另一端陷入了沉默。最后洛克说：“天啊，我的合伙人未免太天真了。”
然而洛克一见到帕列夫斯基也被他征服了，尤其让洛克印象深刻的是帕列夫斯基的热情随和。他会开玩笑、说话讨喜且极富魅力，并且经常能激发出别人最好的一面，是个跟肖克利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洛克相信，具备管理魔力的企业家不会失败，他后来回顾道：“如果帕列夫斯基所制定的策略效果低于预期，他也完全有能力制定出另一种策略。”
戴维斯-洛克公司正式向帕列夫斯基的新公司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投资了25.7万美元。这次投资的结果超出他们的想象：科学数据系统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最快的计算机制造商。到1968年戴维斯和洛克关闭合伙企业时，他们在该公司的股权价值达到了6 000万美元， 这足以证明一项大胆的投资可以推动整个投资组合取得成功的观点是合理的。
由于戴维斯和洛克非常看重创业者的品质，他们会以尊重对方为前提，在投资后尽职尽责，充分行使投资人的权力。他们会利用其董事会席位的权力反对那些可能为其基金带来风险的公司决策，拒绝让创业者浪费资金，让公司管理者保持紧迫感，有时还会突然严厉质问“这项决策能带来什么好处”，来提醒创业者反思那些考虑不周的提案。洛克担任了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并尽其所能地为公司提供帮助，例如监管公司人才选拔工作，审查公司账目以确保其反映业务的真实状况。帕列夫斯基感念洛克的贡献，后来将他描述为“一个稳健的掌舵人”。当1969年施乐公司出价收购科学数据系统公司时，帕列夫斯基仰仗洛克对财务细节的出色掌握，请他参与谈判。虽然施乐最终支付的价格未及10亿美元，但这笔交易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额最大的公司收购案之一。
1968年6月30日，戴维斯和洛克关闭了他们的合伙企业。得益于对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及一家名为特利丹（Teledyne）的国防承包商的成功投资，他们不到34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现在价值近7 700万美元，回报率高达2 260%；这一表现在当时轻松超越了沃伦·巴菲特，以及“对冲基金之父”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戴维斯和洛克在基金资本增值中获得的酬劳加上从股权升值中获取的收益可达近1 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7 400万美元。有限合伙人的信件相继而至，其中有人说：“亲爱的汤米和阿瑟，你们作为戴维斯-洛克公司的投资经理，在7年期间创造了极其辉煌的纪录，我作为有限合伙人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966年，《财富》的一篇文章报道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令人垂涎的回报收益，刚刚起步的对冲基金行业发展迅猛十足。两年后，戴维斯-洛克公司引起了同样的关注，对风险投资行业也产生了类似的积极影响。《洛杉矶时报》的杰出人物专栏中有一期专门展示了戴维斯和洛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照片，照片中戴维斯胸前的口袋里探出一角时髦的手帕。同时《福布斯》提出了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问题：“如何才能变得像阿瑟·洛克一样成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洛克阐述了他以人为本的投资理论，并提到，在与戴维斯分开后，自己的新目标是寻找一位更年轻的合伙人一起推出新基金。不久后，来自全美各地求职者的信纷纷涌来，洛克最终聘用了其中一位名叫迪克·克拉姆里克（Dick Kramlich）的波士顿年轻人。与此同时，戴维斯也推出了自己的新合伙企业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Mayfield Fund）。随着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竞争对手开始大量涌现：两位年轻挑战者，比尔·汉布雷克特（Bill Hambrecht）和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t）创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兼科技投资银行汉布雷克特-奎斯特银行，该银行后来在硅谷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位名叫伯特·麦克默特里（Burt McMurtry）的得克萨斯工程师退出了电子行业，尝试成为风险投资人，他的职业生涯在投资太阳微系统公司和微软获得成功后达到顶点。在纽约，洛克菲勒家族通过创建以戴维斯-洛克公司为模板的专用基金文洛克创投（Venrock Associates），正式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也加入进来，聘请MBA毕业生为风险投资部门工作。在圣弗朗西斯科，非正式的投资人午餐俱乐部演变成西部风险投资人协会。在标志性的1969年，价值1.71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风险投资行业，规模相当于50个新的戴维斯-洛克公司。
因为其他投资模式的失败，已获成功的戴维斯-洛克模式得到重点关注。在波士顿，乔治斯·多里奥特的副手比尔·埃尔弗斯（Bill Elfers）因长期对ARD的上市公司结构有难以平息的不满，叛逃成立了一家名为格雷洛克（Greylock）的戴维斯-洛克风格的合伙企业。到1972年，ARD被清算。此后资金不再流向SBIC，一些此前发展得较好的SBIC公司，例如收购了德雷珀和约翰逊创立的SBIC萨特山创投（Sutter Hill），偿还了他们的政府贷款，并通过招募私人有限合伙人的方式，模仿了戴维斯-洛克公司的股权文化。与此同时，仙童半导体的命运印证了彼得·德鲁克对企业风险投资陷阱的观察，命运之神似乎喜欢回到原点的结局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