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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形势如此恶劣的1957年6月，肖克利手下年轻的研究员们策划了他们的反叛。当时，ARD还没有为数字设备公司提供资金；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午餐俱乐部才刚起步；乐善好施的富有家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刚在富有异国情调的海外地点和美国东海岸资助了古怪的项目。毫不意外，肖克利的研究员们想象不到去筹集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相反，尤金·克莱纳在写给他父亲的投资顾问的信中表达了一个不同的愿望：不满肖克利的研究员团队希望被“一家能提供良好管理的公司”聘用。这封信是由克莱纳的妻子罗斯录入的，注明日期是1957年6月14日。然后她把信寄给了纽约的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
为克莱纳的父亲服务的投资顾问正准备从海登斯通退休，所以他把这封信传给了一个叫阿瑟·洛克的年轻MBA。洛克身材消瘦、沉默寡言，眼睛经常被遮挡在大号眼镜后面，他显然不是个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人，特别是涉及浮夸的新型投资方式的时候。与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不同，他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贫困家庭中长大，是说意第绪语的移民的孩子，曾在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卖过汽水。与多里奥特不同，他没有军事技术方面的经验，甚至连军旅方面的经验也不多；在一段悲惨的军旅生涯中，他为要向他认为“不太聪明”的上级汇报而感到愤怒。也许是因为他的童年过得颇为艰难——他患过小儿麻痹症，因而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得很差，还因此被同学整蛊嘲笑，这些遭遇让洛克的性格冷淡到极点。做交易的金融家本应该圆滑世故，但洛克对傻瓜毫无耐心，而傻瓜总是自以为是。
然而幸运的是，洛克正是接收克莱纳来信的最佳人选。他两年前为通用晶体管公司（General Transistor）筹集了一笔资金，那是第一家生产用于助听器的锗半导体的独立制造商。在投身这个新兴行业后，洛克领会到肖克利在科学界享有的神圣地位：凭借肖克利的地位，所有绝顶聪明的人都愿意被他雇用。而这恰恰说明克莱纳和他的同事们是行业一流的人才。与此同时，克莱纳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反叛的事实也说明他们显然既有资质，也有性格。 一个精英团队和一项潜在的突破性技术的结合将会带来明显的商机， 这个商机的前景类似于1957年夏天多里奥特投资的数字设备公司。
1957年6月20日，洛克给克莱纳打了长途电话，向他表示自己对此事有兴趣。第二天，洛克给克莱纳写了一封信，力劝克莱纳把团队聚在一起，以期与之面对面地商谈。下一星期，洛克飞到圣弗朗西斯科，与他同行的还有海登斯通的一位热情的合伙人，名叫阿尔弗雷德·“巴德”·科伊尔（Alfred “Bud” Coyle）。
洛克和科伊尔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餐馆与克莱纳和他的伙伴们会面并共进晚餐。华尔街的这两位来访者明白研究员们想要摆脱肖克利令人窒息的监管，并继续进行团队合作，同时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想留在圣克拉拉谷，因为已经在那里买了房子。但洛克和科伊尔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一种研究员们无法想象的方法。
“你们应该自己开公司。”洛克直白地说。通过自立门户，研究员们将能够独立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公司的创始人，从而拥有自己创造性的“魔法”所带来的成果。作为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白手起家的不合群的人，洛克对最后一点持明确态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某种正义才得到了伸张。
洛克的提议让研究员们好一番消化。“我们都惊呆了，”一位名叫杰伊·拉斯特（Jay Last）的研究员后来回忆道，“洛克向我们指出，我们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
在听到洛克的提议时，曾向阿诺德·贝克曼发起申诉并失败的研究员戈登·摩尔也有着类似的反应。多年后，当作为两家标志性硅谷公司——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而声名大噪时，摩尔仍然竭力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偶然的创业者”。“我不是那种会轻易说‘我要开公司’的人，”他回顾道，“像我这样‘偶然的创业者’，要么是掉进了机会里，要么是被人推进去的。”1957年6月下旬，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那家餐馆里，是洛克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洛克还回忆起了一些谈话中的细节。回想起那次晚餐，他想起是在他提到研究员们能够获得公司所有权时，他们的态度才有所改变的。“他们似乎振作了一点。”洛克后来说，他也为研究员们没有多里奥特的那种爱国使命感负担和惠特尼的那种良心上的不安而默默感到庆幸。他认可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也认为研究员们对金钱激励有所反应是有益的。
对自立门户的讨论接着转向实际问题。研究员们表示他们需要75万美元来启动事业，但洛克和科伊尔反驳说，他们需要至少100万美元。洛克和科伊尔表现出的信心超乎常理，毕竟要想成立一家未经测试的公司，融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来自华尔街的这两位投资顾问的虚张声势赢得了研究员们的信任。有了七位数资助计划的承诺，研究员们的所有顾虑都逐渐消失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领导这支团队。克莱纳曾在给海登斯通的信中坦言，在当时共有7人的研究员团队中，“没人有成为高层管理者的抱负”。当研究员们计划加入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时，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的新目标是独立创办公司，那么研究员们就需要找一个能聚合团队的领导者。说服投资人为一个没有像样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的松散企业投资是不可能的。
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中，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显然是领头人。他有魅力，又爱恶作剧，身材挺拔，他就是那个把肖克利的招聘电话比喻为与上帝交谈的工程师。但诺伊斯一直为是否加入反叛团队而苦恼，他还没有参加过反叛团队的会议。作为来自艾奥瓦州小镇的公理会牧师家庭的孩子，他很担心背叛肖克利的伦理问题。据一位研究员说，诺伊斯当时扪心自问：“上帝会怎么想？”
洛克和科伊尔说服这7人着手劝说诺伊斯。他们为研究员们勾画出了自由的蓝图，作为回报，研究员们必须亲自招募一名团队主管。研究员们指派团队成员谢尔登·罗伯茨（Sheldon Roberts）打电话给诺伊斯。这通电话一直持续到深夜，诺伊斯在急切和谨慎的心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由于100多万美元融资方案的诱饵吊在他面前，诺伊斯同意和其他人一起与科伊尔和洛克见面。
第二天，罗伯茨开着家里的旅行车来接诺伊斯。他们巡行于各位同伴的住宅之间，在洛斯拉图斯、帕洛阿尔托和芒廷维尤停车，每停一站都接上一个同伴。然后，他们向圣弗朗西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夫特酒店进发，前往充满艺术风格装饰的红木大厅，洛克和科伊尔正在那里等候。当会议开始时，洛克就知道这次交易的薄弱环节已经得到了解决：罗伯特·诺伊斯是个天生的领袖，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并且他的同伴们也愿意让他代表自己发言。
没有其他理由不继续下去了。科伊尔拿出10张崭新的钞票，提议在场的每个人各自在钞票上签名。科伊尔说，这些钞票将是“他们彼此的合同”。 这预示着，以信任为基础，看似非正式，实际上却建立在金钱上的合作机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硅谷的标志。
与多里奥特的ARD不同，科伊尔和洛克没有现成的资金来资助初创企业。他们通过临时召集有意愿的投资人组成联盟来支持初创企业，而科伊尔和洛克的资本只占总量的一小部分。现在，洛克为了筹集他承诺给“八叛将”的100多万美元，草草写下了约35个潜在投资人的名字。ARD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都在名单上，一些有兴趣投资半导体行业的科技公司也名列其中。
开始筹集资金后，洛克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激进。ARD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投资集团找了各种借口拒绝投资，他们一想到要开一张这么大额的支票给一个没有管理经验的团队就感到不安。与此同时，洛克联系的科技公司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可以考虑出资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就像贝克曼为肖克利做的那样，但不愿在没有控制权的情况下支持“八叛将”。他们的另一层顾虑在于，支持肖克利的“八叛将”创立新公司，并允许他们持有新公司股权将开创一个颠覆性的先例，可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如果投资人自己的员工也要求持有公司股票该怎么办？洛克认为这些年轻的研究员拥有自己研发的成果是公平的，而其他投资人却只看到了麻烦。在20世纪50年代的企业文化中，组织人的身份特点在于会本能地服从。因此管理者认为，员工的忠诚应当是免费提供的，为什么要用股票期权去换呢？
在接触了35名潜在投资人后，洛克一分钱也没筹到。后来科伊尔推荐了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一个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花花公子，自称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同时也是个科学爱好者。就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一样，费尔柴尔德已经足够富有，他对获得更多的钱作为回报不感兴趣。但与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不同，他可能会对投资新的半导体公司感兴趣。
1957年8月下旬，诺伊斯和克莱纳飞到纽约。他们来到费尔柴尔德在曼哈顿的联排别墅，别墅内装有玻璃墙和由电动开关控制的高科技百叶窗。在最初的几句寒暄后，诺伊斯释放出了洛克在他身上看到的天赋。诺伊斯用炽热的目光盯住费尔柴尔德，向他解释说，未来将建立在硅和线路组成的设备上，也就是建立在普通的沙子和金属上，这些材料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巨额利润将流向用这些基本元素和物质制造晶体管的公司，而费尔柴尔德将会成为支持赢家的有远见的人。这是那些富有感染力的创业者在硅谷反复发表的“呼唤伟大”宣讲中的一种版本，费尔柴尔德被说服了。
现在只剩下敲定交易条款了。洛克曾向这支研究员团队承诺让他们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也尽了最大努力。研究员们被要求每人出资500美元，以换取初创企业的100股股票。他们费了些力气才凑齐了这笔钱，毕竟500美元是他们两三个星期的工资，诺伊斯不得不打电话给父母，问祖母能否借给他这笔钱。在海登斯通方面，公司以与创始人相同的价格购买了225股股票，另有300股被存起来，它们将在未来被用于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尽管诺伊斯很有领导力，但费尔柴尔德认为他只是“临时领袖”。每位创始人只掌握了不到10%的公司股权，当新的管理人员出现时，这一份额可能会降至7.5%。与此同时，费尔柴尔德的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几乎为仙童半导体提供了所有的初始资本——约140万美元，这让“八叛将”和海登斯通提供的5 125美元相形见绌。但由于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资金是以贷款而非股权投资的形式提供的，创始人们的所有权并没有因此而被稀释。
从表面上看，“八叛将”收获颇丰，但费尔柴尔德的资金支持以一些不透明的小字条款作为条件，“八叛将”所掌握的控制权与股权数据并不十足匹配。毕竟考虑到其他35名投资人都直接拒绝了洛克，费尔柴尔德的谈判代表手中握有大把筹码。试想一下，既然ARD的乔治斯·多里奥特能以10万美元攫取数字设备公司77%的股权，如果费尔柴尔德付出140万美元却得不到足够回报的话，那似乎就会显得太愚蠢了。表面上，“八叛将”与费尔柴尔德达成了一项协议，并获得了公司所有权，但实际并非如此。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给出的贷款其实并不是一笔单纯的贷款，还附带了以300万美元购买新公司全部股权的期权。同样，“八叛将”获得的所有权也并非真正的所有权，因为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可以通过表决权信托控制公司主体业务。洛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他的诺言，但他不能创造奇迹。
如果说洛克最初的目的只是把人才从令人窒息的管理者手中解放出来，那么结果要比他想象的成功和辉煌得多。最初几个月，8名研究员只能在车库里工作，后来搬到了一栋缺少电力、还未竣工的建筑里。他们没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们会把电线接到附近的电线杆上，以此装配出一台简易的电锯。当时是在冬天，人们可以看到卷发、瘦高的多面手维克·格里尼奇（Vic Grinich）在外面与坏天气斗争，他戴着手套、帽子、围巾，叼着烟斗，拿着接在电线上的加热炉。他们创造了平等、自由、轻松的工作氛围：仙童半导体的公司战略是在非正式的自由讨论中敲定的；其销售会议的特色是吃布朗尼蛋糕和喝威士忌；即使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新员工也有权做出重大的采购决定；随着天气转暖，公司的“临时领袖”诺伊斯时常穿着短裤就来上班。
公司成立6个月后，洛克前往加州查看情况，他有数个动机。不考虑费尔柴尔德的小字条款，海登斯通持有仙童半导体略高于1/5的股份，同时洛克在寻找更多对西海岸科技公司的投资机会。此外，洛克对这8位研究员颇有好感。他31岁，和他们是同龄人，他和这些喜欢周末去山里度假的单身汉关系密切。尽管童年患小儿麻痹症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创伤，但他坚持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优秀的滑雪和登山爱好者。因此，去内华达山脉度假也成为洛克拜访西海岸的好理由。
1958年3月26日，星期三，洛克和诺伊斯共进晚餐。第二天，他激动地给科伊尔发了一份备忘录：“我得到了很多内部消息，事情的进展显然比我们所有人预想的都更好。”随后，仙童半导体顺利地完成了第一笔销售，以每只150美元的价格向IBM运送了100只晶体管。每只晶体管仅含有价值2到3美分的材料，加上价值大约10美分的劳动力，营业利润率非常可观。与此同时，诺伊斯和他的同伴们正在以在肖克利的管理下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推动前沿科技的发展。这个团队正在尝试将半导体中的非金属元素进行重新组合，这让诺伊斯有了制造更具创新性和革命性的集成电路开关和扫描仪的想法。此外，所有努力付出都自然地带有商业色彩。诺伊斯后来回忆，在仙童半导体成立前，研究员们每天穿着白大褂将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但在仙童半导体，他们会出去和客户交流。甚至在开发出第一批晶体管前，他们就已经结识了生产军用航空电子设备的潜在买家，并弄清楚了什么样的设备会有市场。虽然贝尔实验室、德州仪器等其他公司的研究团队可以在科学卓越性方面与仙童半导体相匹敌，但仙童半导体更关注市场：他们想知道什么产品有用，什么产品会使公司的权益价值上升。
仙童半导体有了个开门红，诺伊斯因此十分开心。洛克在给科伊尔的备忘录结尾开玩笑说：“你会很高兴地得知，我的胳膊是在接收分红支票时不小心骨折的。”仙童半导体在成立第二年的表现甚至更好。诺伊斯和他的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法，使得将多个晶体管组合在一个微小的集成电路中成为可能。1959年，仙童半导体接到了价值650万美元的订单，是前一年订单价值的13倍。这家年轻公司的税后利润已经达到约200万美元，鉴于其高企的营业利润率，随着销售量的增加，投资人完全有理由期待意外的暴利。事实上，公司的利润前景太诱人了，于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决定行使其期权，支付了商定的300万美元以购买仙童半导体的所有股权。
对于“八叛将”来说，这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他们每人可以得到近30万美元，足足是他们两年前投入资金的600倍，相当于他们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大约30年的薪水。但与此同时，仙童摄影器材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方：它以1.5倍的市盈率收购了一家增长速度惊人的公司。如果按比例计算，1959年IBM的股票价格是其收益的34～51倍。鉴于仙童半导体当时正处于极速的扩张期——从1959年初到1960年初，其员工人数从180人激增至1 400人，它的市盈率应该接近IBM最高的市盈率水平，约为50倍。这意味着，凭借其约200万美元的收益，在公开交易中仙童半导体的股票价值可以达到约1亿美元。换句话说，由于14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费尔柴尔德获得了一笔超乎寻常的巨大财富。“八叛将”拼命工作总共才赚了240万美元，而费尔柴尔德轻易就拿走了40多倍的回报。
从洛克的立场来看，是时候进行下一步动作了。他的公司和“八叛将”一样赚取了600倍回报，得到了接近70万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洛克觉得，他本可以做得更好。是他全力促成了这笔交易，大部分利润却流向了费尔柴尔德。他试图支持这8位研究员真正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但只取得了部分胜利。然而他还要证明，解放资本的意义远不止把一个团队凝聚在一栋由成员所有的房子里。 解放资本应该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
风险投资箴言 The Power Law
· 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具备反主流文化，又对财富有着坦率的渴望。
· 野心勃勃但并不引人注目的项目常常会获得极大回报，投资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期回报的成熟。
· 寻找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必须对所做的事情具有远见卓识。
· 一个精英团队和一项潜在的突破性技术的结合将会带来明显的商机。
· 解放资本应该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