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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冒险投资的所有早期实验中，波士顿的实验毫不意外地在战后几年处于领先地位。考虑到麻省理工学院处在军工复合体的核心位置，人们自然会将加速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押注在资助其实验室的技术研发上。这一使命的实现需要一位合适的领军人物。于是，一群新英格兰精英——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决定求助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一个蓄着军人式胡子、行事风格也如军人一般的风度翩翩的法国移民，他在哈佛商学院授课。在波士顿元老们的祝福下，多里奥特于1946年开始执掌ARD。
多里奥特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表性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负责美国军需部队的技术采购，他在这个职位上支持过各种创新产品的研发——防寒鞋、防水织物，以及以他的名字为启发命名的轻质塑料盔甲多伦（Doron）。因此他完全具备能力和经验去决定如何投资波士顿地区由五角大楼支持的实验室衍生的新兴高科技公司。他时常督促投资团队定期参观实验室，有时会把地铁代币放在桌子上并告诫坐在桌子后面不动的年轻人：“去麻省理工学院就一个代币的路程。”多里奥特的一项早期成功是投资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那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分离出去的一家生产发电机和核粒子加速器的公司，旨在向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发起挑战。
1957年，既是投资人午餐俱乐部创建的那年，也是“八叛将”成立仙童半导体的那年，同年，多里奥特做出了一个改变ARD命运的决定。他资助了数字设备公司，这家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创立，他们曾在军方支持的林肯实验室协助开发TX-0计算机。作为军方建造的设备，TX-0计算机展示了晶体管是如何取代了真空管的；而数字设备公司开发该技术的前提是他们认为晶体管也能给民用电脑带来革命。对现代风险投资人来说，这种愿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创始人来自前沿研究实验室，他们提出要将一项已被证实的技术商业化。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融环境下，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很难筹到资金，多里奥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向数字设备公司创始人提出了在后来的标准下会被创业者视为侮辱的提议。ARD将提供7万美元投资和3万美元贷款，以换取数字设备公司70%的股权，多里奥特的态度也颇为强硬，不接受议价，要求对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由于别无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接受了这一提议，甚至当多里奥特设法将持股比例提高到77%时，他们也没提出抗议。在掌握了这么多股权后，多里奥特得以在教授们获得成功时大赚一笔。1972年ARD停业时，它已经从对数字设备公司的投资中赚取了3.8亿美元，如果将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在内，这相当于今天的23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ARD于1946—1972年获得的总收益中占大约80%。这是对指数法则的一次早期验证。
按照多里奥特的传记作者斯宾塞·安特（Spencer Ante）
的说法，多里奥特被一些人视为“风险投资之父”。像惠特尼一样，多里奥特也在努力使自己与普通投资人有所区别，作为一名商学院教授，他在界定风险投资的使命时更有洞察力和说服力。在一次操着浓重法国口音进行的演讲中，
他宣称野心勃勃但并不引人注目的项目常常会获得极大回报，投资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期回报的成熟；
前景最好的行业是先进的技术，而不是橙汁或亚洲渔业。
他像后来的风险投资人一样，明白自己的任务不仅是提供资金，还要向创业者提供管理建议，帮助其招聘人才，并提供从营销到融资等方方面面的助力。
他举办技术博览会来宣传他所投公司的产品，并建议数字设备公司像珠宝商展示胸针那样在紫色天鹅绒上展示电路板样品。被投公司接入ARD的关系网络也是多里奥特提供的投后服务的一部分，一位创业者在谈到ARD组织的出席人数众多的年度会议时表示：“好的创业公司将在这一平台得到展示。”在会议上，创业者和投资人会在一起交流。“（在会议中）建立关系网、寻求引荐机会，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当你失去自信时，任何能帮你保持自信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多里奥特谈起自己与创业者的合作关系时，想法出奇地新颖、超前。他认为， 创业者们年轻、任性、勇敢，而风险投资人的作用是贡献智慧和经验。 创业者们才华横溢，反复无常，有时又敏感脆弱。“风险投资人必须随时待命，为推动公司发展提供帮助，包括给出建议并在必要时说服、劝阻和鼓励他们。” 和后来的风险投资人一样，多里奥特强调创业者才是公司的舵手和灵魂人物。“要寻找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必须对所做的事情具有远见卓识。” 他建议道，同时风险投资人要始终相信“创意和它的发起者、创造者”。但不必多说，多里奥特对“有远见的创业者”的崇敬和尊重并未阻止他将创业者77%的成果收入囊中。在这一点上，多里奥特也预演了未来风险投资行业偶尔会出现的虚伪的一面。
然而在其他方面，多里奥特与其说是风险投资行业的开拓者，不如说是失败的实践者：他是一个误入歧途、带领追随者陷入迷津的先驱。ARD是第一家从机构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多里奥特没有像未来的风险投资人那样将ARD建立为合伙企业，而是将其建立为上市公司，这一决定使他陷入监管困局。ARD在向雇员授予股票、期权，向被投公司追加投资，以及决定投资回报的计算方式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在196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出现在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突袭了ARD的办公室，宣布对其进行为期两天的调查。多里奥特气恼地说：“他们以为我们除了接待他们之外没别的事可做吗？”在突袭调查ARD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数字设备公司的估值是其收购成本的100倍，需要重新调整。“他们总在问‘估值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太低了？到底哪里出错了？’”多里奥特愤怒地抗议道，“我有20余年的从业经验，但他们派来两个人在这里花上两天时间调查后，就敢断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让我很恼火。”多里奥特将他写给监管机构的信件存档，其中一个文件夹上标着“律师意见——不要寄出”。
除了对公司结构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外，多里奥特还蔑视金钱激励，他认为这有损自身作为榜样的号召力。他总是维护ARD由最初的地区发展使命衍生而来的公共服务责任。他高傲地宣称：“资本收益是一种奖励，而不是工作的目标。”他拒绝为年轻的副手们支付慷慨的薪水，总是告诉他们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且，他承诺永不放弃表现不佳的被投公司，即使它们占用了本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到其他地方的资本，在多里奥特心里，停掉一家被投公司在道德上就像在战场上抛弃了一名受伤的战友。因为多里奥特拒绝将金钱与成功挂钩，他的员工和投资人对他都感到厌倦。他们对精神上的“收入”很满意，但也想要财务上的收入。查尔斯·P.韦特（Charles P. Waite）曾是ARD的一名员工，他曾努力帮助一家被投公司发展至上市，他回忆说：“我为这家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席执行官的净资产从0涨到1 000万美元，而我只涨薪了2 000美元。”就华尔街的投资人而言，他们将ARD视为畸形的慈善企业，并认为其股票价值低于其所投公司股权的价值。例如，1955年，ARD的股票交易价格仅为其净资产的65%。
ARD没能给华尔街留下深刻印象，也没催生出大批行业模仿者，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多里奥特的确带领ARD投资了几家令人激动的成长型企业；多亏了数字设备公司和指数法则，他使ARD初始投资人的股本翻了30多倍，胜过标普500指数。然而，在ARD的整个存续过程中，它自身的股票表现却如同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所钟爱的那些惨遭低估的成熟企业一般暮气沉沉。由于受到了华尔街的蔑视，如果清算或兼并到其他公司，ARD对其所有者将更有价值。由此，它在1972年被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