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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资源短缺便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当代表述——许多时候它被称为“稀缺模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时候。在当时，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意识到，粮食产量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而人口却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有鉴于此，马尔萨斯确信，总有一天，人类将会无力养活自己。正如马尔萨斯所说：“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远远高于地球所能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自此以后，许许多多的思想家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上似乎出现了某种共识。1966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指出，“现在的人口过剩如同瘟疫一样，但是这种瘟疫与欧洲中世纪的瘟疫或者那时流行的疾病是不一样的，那时人们对这些瘟疫和疾病一无所知，而在今天，人口过剩问题是可以通过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方法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解决的”。两年之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Dr.Paul R.Ehrlich）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口爆炸》（ The Population Bomb ），为人类的过度繁衍拉响了更大的一个警报。不过，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并让人们相信人类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加深的，则是于1968年召开的一个小型国际会议。
在那一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和意大利实业家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把许多当时世界上顶尖的、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召集到了罗马的一幢小别墅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小团体很快就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闻名于世。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聚在一起，不仅讨论了人类在短期内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还探讨了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
1972年，他们发表了作为那次讨论的结果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迅速成了经典，一下子就卖出了12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几乎所有阅读过它的人都被吓到了。系统动力学的奠基者杰伊·弗瑞斯特（Jay Forrester）还特地为罗马俱乐部开发了一个模型，可以用来对世界人口增长率与全球资源消耗率进行对照分析研究。这个模型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复杂难懂，但是，它所透露的信息却极易理解：地球上的资源快要用完了，人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这个报告出版至今已经40多年了。虽然这个报告给出的许多可怕的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就它的基本内容而言，时光流逝并没有冲淡其重要性。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目力所及的地方找到各种证据，证明其评估的准确性。1/4的哺乳类动物如今已经濒临灭绝了，而90%的大型鱼类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地球表面的含水土层正在慢慢地干涸，农作物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变得过于盐碱化了；石油也快耗尽了，铀的储藏量也变少了；甚至作为肥料主要成分之一的磷也变得供应不足了。当你在阅读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因饥饿而死去；当你读完这一段文字时，另一个人却因为过于干渴而与世长辞了（或者因为在口渴难耐的情况下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去）。
专家们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了。如果这个趋势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那么到2050年，人口将会接近100亿。然而，地球究竟可以供多少人持续地生活下去？研究地球承载能力的科学家们各自的估计大相径庭。激进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为20亿人；而执拗的悲观主义者却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仅为3亿人。即使赞同那个最令人振奋的预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尼娜·费多罗夫[Nina Fedoroff]最近告诉记者的那样），我们也只能得出如下这个结论：“人类需要做的是，降低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因为地球再也支撑不了更多的人了。”
然而，有些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会相当困难。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自上而下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纳粹德国所实施的所谓优生优育计划了。事实上，时至今日，极个别国家仍然没有从类似的梦魇中醒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和输精管切除手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自愿接受这类手术的，而且极少数人还因为他们的“牺牲”精神获得了奖励，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则都是被迫的。这项政策最终导致印度当时的执政党失去了政权，而且由此而引发的论战，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平息。
留给人类的似乎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选择了。既然你不能（或者不愿意）使地球上的人口减少，那么你就必须尽你所能充分利用人们手头上的一切资源，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利用水平。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早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似乎把“生活在同一星球”组织所奉行的那些原则当成了唯一可行的出路。但是，这个选择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困扰。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赞成应该追求更高的效率这个理念，说真的，谁又会反对高效率呢？如果能够做到耗费得更少，得到的却更多，任何人都不会不喜欢。令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这种思路强调提高效率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我一生中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它们也应该是可行的。
我自己现在正管理着一家名为X大奖基金会的非营利性组织。它的宗旨是：设计并组织各种各样以巨额奖金为大奖的竞赛，促使和鼓励人们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投身于各种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研发活动中去。在我去马斯达尔城实地探访前的一个月，我还主持了基金会一年一度以“透视未来”（Visioneering）为主题的理事会会议。在与会者当中，既有特立独行的发明家，如迪恩·卡门（Dean Kamen）和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又有杰出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家，如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有全球商业巨子，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和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在会议上，他们就如何在能源、生命科学、教育和全球发展等方面实现根本性突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足以改变世界的企业甚至行业，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解决了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完成这种创举的。总而言之，他们这群人所走过的成功之路表明：应对资源短缺威胁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打破头去抢夺现有的资源这块“馅饼”，使得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薄，而是尽力使这块“馅饼”变得更大。